黃漢權國家發(fā)改委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院長
以下觀點整理自黃漢權在CMF季度論壇(2025年第一季度)上的發(f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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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宏觀經濟貿易形勢正發(fā)生重大變化,特別是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變。一季度我國經濟形勢表現良好,超出預期。然而,大家更為關注二季度及下半年的經濟走勢,尤其是特朗普政府發(fā)起的關稅戰(zhàn)及其帶來的沖擊,值得深入探討。筆者將其命名為“特朗普關稅經濟學”,因為特朗普政府將關稅工具化、武器化,把關稅當做解決美國面臨諸多問題的藥方,如以芬太尼走私為由對中國加征關稅,以非法移民為由威脅對墨西哥加征關稅,等等。特朗普政府看到了美國存在的問題,也確實想解決問題,推出的政策與其要實現的目標看似邏輯自洽,但實際上是相互矛盾的。我認為,特朗普政府試圖以關稅為手段解決美國面臨的問題,是 “內病外治”,開錯了藥方,效果可想而知。不過,這場關稅戰(zhàn)對世界經濟和我國經濟都會產生重大影響,這是不爭的事實。
一、關稅戰(zhàn)的影響和戰(zhàn)略對沖
關稅戰(zhàn)必然對我國今年GDP增速造成較大沖擊。根據去年數據,商品及服務凈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30%,拉動GDP增長1.5個百分點。若按照145%的極端關稅水平進行測算,我國出口額將大幅下降,預計降幅將達到數千億美元。由此導致GDP損失將超過萬億元,GDP增速下降可能超過1個百分點,影響到數百萬人就業(yè),涉及眾多進出口外貿企業(yè)及制造企業(yè),影響范圍廣泛。根據中美談判最新達成的協議,雙方同意把關稅下調115個百分點,即中國對美國的關稅從125%下降到10%,美國對中國的關稅從145%下降到30%,另外24%的對待關稅在初始的90天內暫停實施。這意味著關稅戰(zhàn)的沖擊比前面的測算要小的多。
當前,多數人更多關注關稅戰(zhàn)對經濟“量”的沖擊,我認為其對經濟“質”的影響也不應忽視。關稅戰(zhàn)加劇了全球經濟“脫鉤斷鏈”,對國際產業(yè)分工合作造成沖擊,導致全球經濟運行效率下降,特別是科技、人才、知識交流合作的減少,最終帶來全球整體福利的損失。高質量發(fā)展不僅是量的合理增長,也包括質的有效提升。因此,關稅戰(zhàn)對經濟發(fā)展質量的影響值得深入研究。近期,我們與一些外貿企業(yè)交流中發(fā)現,部分高端材料和儀器設備仍高度依賴從美國進口。過去盡管受到管制,但仍能進口,如今關稅大幅增加,實際上相當于“貿易禁運”,大部分產品因成本高企將難以進口,從而加大了脫鉤斷鏈程度,這個問題亟待關注。
為彌補關稅沖擊造成的增長缺口,擴大內需無疑是關鍵,其中提振消費的重要性更加突顯。具體而言,在凈出口的貢獻預計明顯下降的假設下,要實現今年5%的增長目標,消費和投資的增速需明顯提升,以彌補出口貢獻下降的缺口。根據測算,消費增速需提高至5%以上,投資增速需達到4%以上。去年,我國消費(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下同)增速為3.5%,投資增速為3.2%;今年一季度,消費增速為4.6%,投資增速為4.2%。消費方面,將增速從4.6%提升至5%以上的難度是相當大的。投資方面,近年來我國每年的投資增速都呈現前高后低的走勢,通常一季度較高,二、三季度則有所下降,這是因為,一些年度安排的政府投資在一季度就提前撥付了,由此帶來一季度投資增速較高,而二、三季度難以維持這個增速。盡管如此,我們也要采取積極有效措施,努力實現今年增長目標。
二、應對方法:把提振消費放在經濟工作中更加突出的位置
消費作為最終需求,是經濟發(fā)展的核心動力,也是“三駕馬車”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更是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途徑。宏觀經濟學創(chuàng)始人凱恩斯曾指出:“消費是一切經濟活動的最終目的和唯一對象”,這一觀點對我國更好認識消費的作用具有重要啟示。
中央歷來高度重視消費在經濟增長的地位和作用。早在多年前,中央文件就指出,發(fā)揮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基礎性作用。在當前外部環(huán)境更加嚴峻,制約我國經濟循環(huán)、進而影響經濟增長的主要矛盾更多在需求側的背景下,擴大內需尤其是提振消費,無疑是解決矛盾的“棋眼”。因此,我們不僅要強調“發(fā)揮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基礎性作用”,還應明確提出:發(fā)揮消費對暢通國民經濟循環(huán)的決定性作用。這個提法參照了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作用定位的表述,即從“基礎性作用”提升到“決定性作用”。只有這樣,才能抓住了消費不足是制約當前我國經濟循環(huán)和經濟增長的主要矛盾這一階段性特征,對解決我國經濟面臨的諸多問題具有牽一發(fā)而動全身的重要意義。這是因為:當前我國經濟整體處于“產強需弱”的格局。從生產端來看,工業(yè)增加值等指標亮眼,而內需則表現相對較弱。若內需得不到有效提升,整個供需循環(huán)平衡將受到制約。經濟學中的“木桶理論”指出,最短的木板制約木桶的最大容量。當前,消費不足正是制約我國經濟增長的那塊短板。由于消費求不足,我國實際經濟增長率沒有達到生產可能性邊界,而是處于內部,即沒有達到潛在增長率水平。
當然,作為內需的重要組成部分,投資也不容忽視。盡管當前投資增速不高,但我國的投資空間依然廣闊。一方面,我國人均固定資產存量水平仍然較低;另一方面,諸多短板領域亟待補齊,這使得投資需求依然較大。然而,由于需求不足,企業(yè)的產品難以得到有效銷售,影響企業(yè)生產順利達到盈虧平衡點,這不僅降低了投資效益,也制約了投資規(guī)模的擴大。
基于上述邏輯,建議對消費的作用給予更高的認識與定位,以便更好促進經濟良性循環(huán)。一旦認可了這個定位,宏觀經濟治理和政策就要做出必要的調整。
1、從強調供給側發(fā)力向更加注重從需求側求解轉變
我國現行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特別是財稅體制,對地方政府擴大供給有更強的激勵。我國稅收主要在生產環(huán)節(jié)征收,增值稅和企業(yè)所得稅占比較高,消費稅占比較低。根據財政部公布的2024年稅收數據,增值稅收入占全國稅收收入38.1%,企業(yè)所得稅收入占比23.4%。這種稅收體制驅使地方政府通過招商引資、抓大項目建設、土地開發(fā)擴大稅基;相反,由于征收消費稅產品種類少,地方政府從中獲得的收益有限,從而缺乏激勵推動消費。眾所周知,地方政府在我國經濟發(fā)展中發(fā)揮重要作用。因此,如何通過財稅制度調整,激勵地方政府抓消費、促消費的積極性,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2、從強調生產端向更加注重消費端轉變
近年來,我國一些行業(yè) 出現“內卷式”競爭,但與此同時,部分行業(yè)投資仍保持較快增長,帶來低價、低利潤等問題,甚至對產品質量和行業(yè)創(chuàng)新都產生了不利影響,這對整體經濟發(fā)展是不利的。需要通過調整激發(fā)我國巨大市場的消費潛力,推動我國從消費大國向消費強國轉變。我國擁有龐大的人口和巨大的消費潛力,具備成為消費強國的條件。這就要求求財政體制和金融政策進行相應調整。金融政策還應更多地關注消費端,開發(fā)更多支持消費的金融產品,包括貼息、低息消費信貸等,為消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消費金融支持。
3、從側重投資于物向側重投資于人轉變
過去,我國在投資于物方面用力較多?,F在進入新發(fā)展階段,投資更多應圍繞促進消費來做文章。需求是投資的牽引,也是投資的方向。一方面,居民對教育、醫(yī)療、養(yǎng)老等高品質服務的需求快速增長,但供給端仍存在明顯短板。從更好滿足需求的角度看,必須向投資于人轉變。另一方面,傳統的基建等領域投資效益下滑,甚至存在一些過度投資、重復投資,一些領域的制造業(yè)投資也造成了惡性競爭和資源浪費。從改善投資效益的角度看,也必須轉向投資于人。
三、圍繞“人的需求”挖掘和釋放消費潛力
需求一般包括政府需求、企業(yè)需求、團體需求和居民需求四個方面,其中,居民即人的需求最為重要,因為政府、企業(yè)、團體需求最終都與人的需求密切相關。因此,擴大內需關鍵在于圍繞人的需求展開。制定擴大內需政策,不應采取大而化之的方式,而應針對不同人群,分層分類施策,這樣才能更加精準有效。
1、中低收入群體
我國仍有8000多萬中低收入困難群體,其邊際消費傾向最高,但消費能力受限于收入不高。因此,提升該群體的收入和消費能力是關鍵。具體措施包括: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各地區(qū)應確保最低工資標準年增長率不低于GDP增速,以保障低收入群體的基本收入水平。醫(yī)保和養(yǎng)老是該群體的重要負擔,要提高他們的社會保障水平,財政應加大補助和支持力度,減輕其生活壓力。加強幫扶與防返貧機制,鞏固脫貧攻堅成果與鄉(xiāng)村振興的有效銜接。可考慮在相關政策框架內,向該群體發(fā)放涵蓋食品和日用品等基本生活物資的消費券,直接提振其消費需求。
2、中等收入群體
中等收入群體規(guī)模龐大,且分布廣泛,其收入主要來源于工資薪金,具備一定的消費能力。制約該群體消費的突出因素是工作忙、加班多,缺乏閑暇時間消費。要完善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切實落實收入與GDP增長同步的政策,加快構建以技能為導向的薪酬分配制度,確保工資薪酬合理增長。消費需要時間配合,若僅有收入而缺乏閑暇,消費潛力也難以充分釋放。黨政機關和企事業(yè)單位應帶頭落實帶薪休假制度,減少加班,為提振消費創(chuàng)造更多閑暇時間。
3、高收入群體
高收入群體,如企業(yè)老板、高管等,其消費能力較強,但邊際消費傾向較低,對高品質、高層次消費有較強需求,如別墅、游艇、房車及高檔娛樂等。當前部分政策與負面輿論抑制了其消費意愿。應適當放松限制,消除政策約束與負面輿論,鼓勵其消費,以帶動相關產業(yè)發(fā)展,并為中低收入群體創(chuàng)造就業(yè)機會與收入來源,促進經濟良性循環(huán)。
4、銀發(fā)群體
當前,我國60歲以上人口已超3億多,這是一個龐大的群體。這個群體的消費能力和需求不一,有的有錢有閑,有的需要照顧護理。這一市場空間廣闊且能吸納大量就業(yè),應通過支持發(fā)展旅游、培訓、康養(yǎng)等產業(yè),激發(fā)銀發(fā)經濟消費潛力。我國在這些方面長期供給不足,而關稅戰(zhàn)進一步加劇就業(yè)壓力,特別是從制造業(yè)退出或被裁的農民工,亟待新的就業(yè)渠道。若能在這些服務業(yè)中創(chuàng)造大量就業(yè)崗位,將可以有效緩解當前的就業(yè)壓力。
5、大學生、農民工群體
大學生和農民工群體消費意愿強,制約其消費最大的問題是就業(yè),不就業(yè)就沒有收入。要通過各種措施幫助和穩(wěn)定其就業(yè)。一方面,政府要根據需要及時補充工作人員,增加公益性崗位就業(yè)數量;另一方面,通過政策引導和激勵,鼓勵包括平臺企業(yè)在內的各類企業(yè)穩(wěn)崗穩(wěn)員,乃至盡可能增加招聘,為大學生和農民工等群體提供更多就業(yè)機會,使其有收入能消費。
只有針對不同群體消費特點和堵點卡點精準施策,方能確保提振消費政策真正落地生效。否則,將難以達到預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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