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分享《》，梳理了貝森特如何看待中美貿易談判等問題。讀者留言做多的觀點是：明明是美國自身的問題，但怎么總是在指責別人？

是的，美國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怨天怨地，就是不怪自己無能，嚴重缺乏刀刃向內、自我革命的勇氣和能力；也正是因為無能，所以也只能指責世界錯了。

比如貝森特解釋4月2日以來中美態勢不斷升級，不去反思特朗普的任性、美國執政團隊只會逢迎，反而把所有的責任推給拜登，指責拜登破壞了交流機制，導致美國無法聯系上中國，所以出現了誤會，才導致不斷升級。

這何等荒唐，4月2日已經上任2個多月，僅僅與中國建立新的溝通機制而已，很難嗎？難道人類還處于工業革命之前？還要用帆船跨過太平洋來溝通信息？

特朗普把責任推給民主黨，民主黨內大佬也在互相指責，誰都不肯承擔敗選的責任，群龍無首下，這才是特朗普可以為所欲為的關鍵。要知道美國是聯邦國家，各州擁有極高的自主權，雖然特朗普掌握聯邦，但是民主黨在各州尤其沿海各州占據極大優勢，但始終沒有組織起有效反擊，4月起美國部分州聯合起訴特朗普政府，要求停止緊急狀態，但雷聲大、雨點小。

這次談判，美國方面意見特別大的是三件事：貿易不平衡、歧視性政策、芬太尼問題。

但這三件事本質是美國自身問題，美國無力解決，只能把矛盾轉移到外部。

問題一、貿易不平衡

貝森特主張中國應該提振消費、加大開放，還應該減少對美出口、增加從美國的進口。

這三點全錯。

首先是消費。小鎮之前在《》一文提到過，對標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美國是零售及餐飲服務，這兩個都是統計商品消費和服務消費中的餐飲服務，口徑基本一致。

2024年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是48.79萬億元，占GDP的36%；而美國則是8.52萬億美元，占GDP的29%。

中國消費占比明顯比美國更高，到底是誰應該提振消費？顯然是美國啊，美國之所以消費低，關鍵原因是美國利益集團過于強大，如教育、醫療、保險等極大抬高了剛性生活成本，導致美國人表面上收入高、支出高，但是能夠用于實物消費的占比遠低于中國人。（參見《》）

以上還沒考慮同樣的商品，美國物價遠高于中國，如果考慮這一點，那么美國的實物消費占比還要進一步下降。

可能有人會有疑問：那為什么中國還認為內需不足，要提振消費？

很簡單，中國要提振內需、促進消費，是因為美國等國家消費萎縮，只能更多依賴內部消化產能，并不是中國消費不足；更關鍵的，遇到問題，中國習慣于發揮自身主觀能動性，而非把問題歸咎于外部。

至于開放市場，美國有臉跟中國提“開放”二字嗎？

OECD國家中，要說市場封閉，美國就算不是第一也起碼是前列，這還是因為有冰島這類國家墊底。如果美國能夠真正做到開放市場， 除了關稅不施加任何限制，哪怕加征100%關稅，中國汽車都能席卷美國。

至于要求中國少對美國出口、多購買美國貨，美國肯賣東西嗎？

美國人自己生產不了，所以高度依賴從中國進口，特朗普應該要求美國人減少浪費，總不能中國禁止美國人購物；至于購買美國貨，美國能不能取消對芯片、高端設備、技術和合作的限制？

至于后兩個問題，也類似。

問題二、歧視性政策，核心是增值稅。

美國抱怨的歧視性政策實在太多，就來特朗普和納瓦羅特別關注的增值稅來說。

增值稅是特朗普和納瓦羅認為不公平的核心，認為全世界除了美國以外絕大多數國家都搞增值稅，而美國沒有，所以美國吃了大虧，這也是特朗普征收所謂“對等關稅”的核心依據。

這幾天特朗普開始針對歐盟，納瓦羅也配合喊話，稱“更大的問題在于歐洲的非關稅壁壘，那就是增值稅。我不清楚你知不知道，全球大多數國家使用增值稅，而美國使用所得稅，其實美國早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就努力嘗試爭取對這個稅的公平待遇，但我們一直未能如愿”。

怪不得美國前財長姆努欽在北京會談期間，直接指著納瓦羅破口大罵，作為耶魯的高材生，一連串的“F**k”破口而出，成了全球新聞；而馬斯克罵納瓦羅“比磚頭還蠢”“學術造假的白癡”。

納瓦羅短短的幾句話，錯誤百出。

首先既然全世界大多數國家有增值稅，這就說明增值稅才是全球主流，美國是OECD成員國中唯一沒有增值稅的，其他沒有增值稅的國家也大都是沒有任何工業的避稅島國，正因為增值稅才是全球的絕對主流，所以WTO規則中明確“出口退稅”是全球通行規則。

美國對應增值稅的，也不是所得稅，而是零售銷售稅。目前美國絕大多數州都征收這一稅種。無論增值稅還是零售銷售稅，都是一類稅，只不過增值稅在每個交易環節都針對增加值進行征收，而美國的零售銷售稅僅在銷售端一次性收取。這種基本常識，納瓦羅都不知道？

注意，“增值稅”是中國的叫法，各國叫法不一樣，但本質都是對各個交易環節逐環征收。比如歐洲的增值附加稅、新加坡和澳大利亞的商品及服務稅（GST）、日本的消費稅等等，只是叫法不同，本質是一樣的。

而且，全世界第一個提出增值稅構想的國家，恰恰是美國。

早在1918年，美國教授亞當斯就提出了增值稅的概念，并建議美國政府以增值稅取代當時流行的周轉稅，但一直沒能成功，直到1953年美國密歇根州為了應付連年赤字，選擇臨時開征增值稅，原計劃財政情況好轉就停征，但一直到1967年才終止。

而公認首創增值稅的法國，1954年才開征，之后很快風靡全球，這才引起美國聯邦的關注，于是上世紀70年代，美國開始嘗試在全國范圍推動增值稅，最終體現為“1979年稅法改革案”，準備替代部分所得稅，但沒能通過。

或許這就是納瓦羅說的“美國早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就努力嘗試爭取對這個稅的公平待遇”，但注意當年是希望設立增值稅，而不是反對增值稅。

之后增值稅一直是美國稅改的焦點，但總是無法通過。

1986年稅改失敗，沉寂幾年后，1993年美國部分議員又開始推動實行增值稅，準備采取的就是歐洲模式，還是失敗。

又過了幾年，本世紀初美國國內又開始討論設立增值稅，小布什第一任期稅改是最核心的議題，但最終2005年出臺的《美國稅法改革報告》，決定美國暫不引進增值稅。

上述已經是基本的常識，納瓦羅是不學無術？還是裝糊涂？

美國之所以始終無法引進增值稅，成為全球幾乎唯一的逆行者，明面上有很多理由：認為增值稅對窮人不公平，認為存在“累退性”，采取單一比例稅率導致收入越高的階層承擔的稅負占總收入的比重越低，認為違背稅改公平的原則；而現在經常被拿出來反對增值稅的，就是認為增值稅可以通過虛構發票、稅收籌劃等避稅，要想征收增值稅，需要解決增值稅專用發票管理的難題。

但這些都不過是借口，全世界除了少數島國，幾乎都實行增值稅，難道作為美國做不到？

真實的原因還是美國的體制問題，也就是美國核心矛盾：聯邦和州權之爭。

依據美國憲法，美國聯邦和各州都有稅收的立法權，注意是立法權，不僅僅是征收權。而美國現行的零售銷售稅歸美國各州政府所有，如果征收增值稅，如何協調聯邦和州之間的利益關系，難度極大。

由于增值稅要在各個環節針對增值部分征稅，所以需要在一國范圍內統一執行，需要一國政府居中協調，否則必然會出現重復征稅問題。

但如果聯邦征收增值稅，而各州的零售銷售稅繼續存在，這就會導致納稅人需要報兩套稅，極大增加納稅成本；可如果取消各州的零售銷售稅，各州利益受損肯定也不會同意。

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中央和地方共享，也就是聯邦和州都開征增值稅，然后約定分成比例，這也是比較大的經濟體通行的做法。比如德國作為聯邦國家，聯邦、州、地方政府三級按固定比例分配，而中國增值稅也是中央和地方共享稅，前身營業稅時期央地分成比例是3:1，營改增后改為央地各占一半。

但美國的各州太獨立了，幾乎每個州都被一個或若干個家族、寡頭掌控，每個州都有一套不同的稅法體系，這又如何分配利益？

總之因為美國做不到內部改革，這才導致一百多年了，美國始終沒能設立增值稅。

在出口的時候，沒有增值稅，就導致美國出口商品面臨不利地位。

因為全球普遍使用增值稅，WTO基于此規定了使用全球的“出口退稅”規則。中國也是為與國際接軌，才在1994年后進行了大規模稅制改革，逐步將增值稅作為主流稅制，2001年加入WTO后，改革加速，2009年增值稅拓展到服務業，2012年開始推進“營改增”、2016年完成。

根據WTO“出口退稅”規則，為避免國際貿易中重復征稅，某國出口的時候，要通過出口退稅，實現出口商品增值稅清零。出口的商品抵達另一個國家的時候，進口國征收關稅，完成清關后再根據本國規則，征收增值稅等其他稅負。

但注意，美國沒有增值稅，也就無法在出口環節通過國際通行的出口退稅，完成對增值稅的剝離，當然在美國要剝離的就是零售銷售稅。

為了方便理解，小鎮舉一個簡單例子。

假設某商品在全球各國統一含稅售價都是99元，增值稅或者零售銷售稅統一為10%，關稅20%，不考慮物流貨運等其他成本。現在A國有增值稅，B國有零售銷售稅、沒有增值稅。

當A國出口這件商品的時候，要通過出口退稅剝離已經征收的增值稅，也就是9元，出口到B國時的報關價是90元，加20%關稅清關后是108元，在B國賣給消費者時征收10%零售銷售稅，最終售價是118.8元。

而B國因為沒有增值稅，無法通過出口退稅剝離，所以到A國報關價還是100元，加征20%關稅完成清關后是120元，銷售完成加上10%增值稅最終是132元。

正如這個最簡化的例子，沒有增值稅的國家，商品最終售價高了11%。

以上就是特朗普和納瓦羅認為全球絕大多數國家有增值稅，這對美國不公平，要征收對等關稅的邏輯。全球增值稅率雖然各不相同，但大體上平均在十幾個點左右，于是就有了4月2日普遍加征10%的對等關稅。

所以貝森特才會強調，10%加征關稅就是下限，目的就是要解決美國沒有增值稅帶來的問題，把責任推給其他國家。

問題三、芬太尼危機

貝森特這次把所有責任推給了中國、墨西哥，但就是不反思自身。

美國作為一個大麻合法化的國家，有什么資格談芬太尼問題？

全球這么多國家，為什么只有美國存在如此嚴重的芬太尼危機？

問題根源顯然是美國無能，是美國自身問題。

這背后有很多原因。

比如美國嚴重的利益集團游說。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美國醫藥集團就通過政治游說和虛假宣傳，推動廣泛使用阿片類藥物，而美國FDA對阿片列藥物審批極為寬松，醫生處方泛濫，導致阿片類藥物被濫用，之后加強處方藥監管后，美國阿片成癮者就開始轉向服用芬太尼類藥物。

之所以美國人如此依賴芬太尼，主要原因是止痛藥濫用，而止痛藥濫用，是因為美國醫藥利益集團利益熏心，美國至今醫保覆蓋率不到40%，導致美國大量民眾無力承擔醫療費用，只能靠止痛藥壓抑痛苦。

芬太尼本身不是止痛藥，但是美國大搞快樂教育，導致美國青年群體對毒品和芬太尼濫用的危害認知不足，無論政府還是媒體都在掩飾芬太尼的嚴重危害，于是很多美國人把芬太尼作為止痛藥、抗焦慮藥大量服用，結果導致大量死亡。

除了利益集團，還有美國傳統的兩黨、聯邦和州、州與州之間的分裂，美國各州對毒品的態度不一，有的嚴格、有的松散，但是只要一個州搞毒品合法化，在美國國內就不可能在遏制毒品，又因為利益集團捐款對選舉的巨大影響，美國最終一定會向毒品投降，具體小鎮去年在《》已經談了。阿片類藥物、芬太尼危機，跟毒品是一樣的。

此外還有鐵銹帶等經濟衰退地區喪失希望，美國民眾普遍存在心理疾病，但心理治療費用極為高昂，等等。

美國司法和醫療干預也存在嚴重問題。在OECD等相對成熟的國家，針對吸毒和藥物濫用者，基本原則是幫助戒癮，而非懲罰，更不可能借此牟利。但美國的監獄也是生意，比如此前多次提到的，美國一個才30萬人口的縣，縣法官為了謀取監獄給的提成，竟然在5年內把3000多名青少年送進監獄，這被拍成了紀錄片《孩子換金錢》。

其他問題還有很多很多。

美國要想根治芬太尼問題，需要一場革命。

需要解決制度性腐敗。建立類似中國的嚴格反腐敗體系，禁止政商旋轉門，廢除政治游說合法化，拆掉醫藥、毒品、私營監獄利益集團，徹底改革醫療領域，推進全民普遍醫保，還要對富人和企業大規模征稅。

建立強大的中央政府：解決美國對大政府的反感，把衛生和禁毒統一收歸聯邦，成立統一的強力部門，開展跨州禁毒協作。

從根本上扭轉美國的文化價值觀：要從追求絕對的個人自由，轉向集體責任優先，還要推進種族和解，讓少數族裔能夠相信美國聯邦政府“執政為民”。

而要實現上述目標，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美國兩黨達成普遍而又堅定的共識，壓制美國內部的反對者，強行推行改革。

此外，還要在鐵銹帶等經濟落后地區大搞產業振興，推進發達州與落后州結對子，大幅降低美國人的剛性生活成本，尤其大幅削減服務消費開支。

對外要改掉霸權的毛病，真誠的與各國合作，幫助墨西哥乃至拉美經濟發展，從根本上解決毒品和芬太尼泛濫的根源，拉美國家有了正當的經濟來源，又有多少人會鋌而走險？

但是美國做得到嗎？這樣的美國，還是美國嗎？

不可能的，所以越是無能、越是不敢刀刃向內，那就只能怨天怨地怨空氣，拿中國沒辦法，就把矛頭指向好欺負的盟友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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