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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大學老師，工作KPI的幾大核心板塊便是科研、教學、行政和社會服務。尤其在教學研究崗，“整體考核看科研，科研考核看項目”，幾乎是如今高校教師們心照不宣的共識。

　　高校科研團隊工作是什么樣的？身著白色大褂的老師和研究生來回穿梭在布滿設備的實驗室和布滿格子工位的辦公室之間，一邊是實驗能力老練的老師手把手給學生做著示范，另一邊是學生和老師齊坐在電腦前討論實驗結果或是論文的細節……

　　而實際上，不少高校教授的科研，無論是縱向項目，還是橫向項目，走的都是從頭到尾的“外包”模式，或者說是性價比極高的“內部外包”模式。

　　科研項目：研究生PK研究生

　　每到科研項目申請季，一些院校里會有以下畫面。

　　“縱向項目”科研過程：

　　博導：“我們的本子（項目申請書）好像是后天交吧？討論下”

　　博士生：“好的老師，您的本子應該是后天交”……

　　“橫向項目”科研過程：

　　博導：“明天約了xx（公司）開會，這個材料你跟程總對下，完了明天整理新版去蓋章……”

　　博士生：“好的，老師”

　　“喂，您好您好，程總，不好意思晚上打擾了，我是胡老師的學生xx，明早我們兩邊不是開會嘛，來跟您問下材料上……”

　　博士生網友分享的部分“科研日常”

　　每年春季，中國學術界的“年度大戲”——項目申請拉開帷幕。在這場科研資源的爭奪戰中，一個鮮少被公開討論的現象浮出水面：一些基金項目申請書的“撰寫”與“評審”，可能背后都是博士研究生之間的PK。

　　根據部分縱向項目申報指南，在讀研究生（申請截止日期前未獲得學位者）原則上不得作為項目申請人，但“在職攻讀研究生學位人員”在導師同意的前提下，可申請項目。而實際上，一些導師將基金申請書的撰寫任務“外包”給博士生，尤其是高年級博士生。他們熟悉課題方向、掌握實驗數據，甚至比教師本人更了解項目細節。一位不愿具名的博士生坦言：“從立項依據到研究方案，甚至預算編制，基本都是我們來寫，導師只負責簽字和掛名。”

　　更有甚者，一些院校出現“博士生參與項目評審”的灰色操作。由于評審工作量巨大，一些導師將收到的本子轉交給博士生“預審”，并要求撰寫評審意見初稿。有參與過此類工作的博士回憶：“導師會說這是‘學習機會’，但自己能有‘斃’掉不少青椒本子的‘權力’，怎么說呢，心里是五味雜陳的。”

　　博士生網友分享的“撰寫”與“評審”工作

　　這種“以學生審學生”的循環，本質上是學術資源的代理戰。這種現象并非新鮮事，逐年增加的數十萬份基金申請書背后，可能隱藏著無數博士生的“隱形勞動”。

　　如果說縱向項目的“外包”是“鋌而走險”，那橫向項目的“外包”在對比之下顯得理所應當。

　　博士生，尤其大量理工科博士生每日在實驗室“打卡上下班”，不少人自嘲未出校園卻早早享受“打工牛馬”的滋味。橫向項目中，博士生的人力成本遠低于市場價，是低價乃至免費的勞動力。以橫向合作的實驗為例，專業公司完成某一項服務的報價約為數萬元，而博士生僅需消耗數月時間和少量耗材成本，這種“低成本高產出”的模式，讓導師傾向于內部“消化”橫向科研任務。更不提，博士生還能不計報酬地完成合作中諸多“跑腿”“對接”瑣事，只需一筆小小勞務費便可打發。

　　博士生網友關于“做橫向”的求助與經驗教訓分享

　　高校教師尤其是許多教授的課題組里，研究生跟從導師做課題符合“慣例”，但實際上大量“導”“生”的身份角色變成了“包工頭”（拉項目的）和“科研民工”（干項目的），研究生往往是一線工作的實際執行者或操作者。另一程度上，他們成了大學教授爭奪資源的“工具人”。

　　誰得利？誰得弊？

　　這種“外包”科研模式下，科研創新成果能達到預期嗎？

　　一面，是“學術快餐”的批量生產。為了滿足“短平快”需求，博士生在導師的要求下，不得不壓縮實驗周期、簡化數據分析，甚至選擇性“改造”實驗結果，得出研究發現。有人透露：“層層push下，項目都是被催著發文章結題，我只能把三次重復實驗改成兩次，反正幾乎沒人細看原始數據。”這種功利化操作不是個例，在這樣的導向下，大量論文實際淪為同質化的產品，既無理論突破，也無應用價值。更有數據造假、論文抄襲等行為因監管缺位而滋生，哪里還有學術成果？喧囂過后只剩一堆無用的垃圾。

　　一面，是“導生關系”的冷漠淡化。層層加碼的“科研KPI”，壓到學術金字塔最底層直指博士生，他們往往承擔著科研項目中最繁重的實驗、論文撰寫和數據分析工作，但其勞動價值長期被低估。以某雙一流高校理工科課題組為例，博士生工作強度堪比大廠“996”，但每月津貼不足3000元。也難免有人苦笑：“實驗室里儀器的折舊費都比我們的人工費高，說實話，別人吃肉，我們喝湯渣渣，還得搶著喝”。權力不對等，使得博士生在學術勞動分配中處于絕對弱勢。多數博士生在“導師制”下對權力上位者只有“服從”，往好了說是利益一致的“合作關系”，往差了說是“相看兩生厭”的塑料師生。

　　“變味的導生關系”與“消失的科研信心”

　　長期“打工”使不少博士生對科研失去信心、耗盡熱情，原創性思考被扼殺，比起科研成果“虛假繁榮”，更嚴重的后果是潛力人才的學術創新力萎縮。在“外包”模式下，不少年輕學者不再有“學術理想”的驅動力，對心目中曾戴有光環的“科研”二字也徹底祛魅了，逐漸參透這場“名利游戲”的規則。有人離開，有人留下，當無力改變生態之時，后者大多延續這種“馴化與被馴化”的游戲。

　　要說這游戲中，誰贏誰輸？恐怕答案是：無。

　　被馴化的博士生，淪為炮灰，馴化人的教授們，也難代代高枕無憂。沒有高質量的科研成果產出，就很難有人力、物力、財力源源不斷再投入進科研領域，蛋糕越來越小，最終砸的是每一位科研人的飯碗。

　　科研“外包”，該叫停了！

　　大學教授為何熱衷將科研“外包”給學生？表面看是所謂“效率至上”，里層照出的是制度性困境。

　　上有量化考核的“鞭子”，下有“導師制”的“鉗子”。

　　部分教師，是“情非得已”。比如，雙一流高校的一名教授年均需承擔1-2個國家級項目，發表多篇高水平論文，指導近10名研究生，同時應付教學、行政事務等等。在時間與精力極限壓縮下，“外包”成為生存策略。“不讓學生干，我自己連睡覺的時間都沒有。”

　　另一部分教師，是貪戀“名利”。考核尚且能應付，但樂于狂拉橫向“當老板”，將任務拆分給門下學生，將其視為“私有勞動力”，通過控制畢業進度、論文署名權等手段強化支配地位。甚至有人在組會上大言不慚：“沒有我的資源，你們一文不值！”。

　　高校教師，苦科研考核重壓久已，高校博士生，苦科研“外包”久已。“內部外包”這種異化的科研模式，是時候叫停了。

　　高質量的學術成果、充滿信心的年輕人才梯隊，亟需一個新的學術生態。一方面，評價體系亟需重構，弱化項目數量考核，強化質量導向。另一方面，完善對導師的“第三方”監督機制，制約其對研究生的不合理要求，比如由學術委員會對導師課題分工進行合規性審查。此外，在合理分工下保障分配公平，明確科研團隊中不同成員知識勞動的價值回報，確保包括博士生在內的不同人員在科研項目中的署名、收益分配等權利。

　　科研本該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進行一場探索真理的浪漫遠征，卻在“外包”浪潮下變成了冰冷的流水線生產。在高校教師忙于拉關系“跑項目”、博士生困于“搬磚”時，哪里還有真正的“科研人”？叫停這種“變味兒的科研”，不僅需要制度層面的刮骨療毒，更需科研共同體在建立新的生態上達成共識，“大廈之成，非一木之材也；大海之闊，非一流之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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