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P評論是國家高端智庫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臺。

導語：

道義現實主義是由清華大學閻學通教授提出的國際關系理論，將中國古代政治思想與現代國際關系理論相結合，把關注點放在決策者層面，以大國的“領導”（包括國際領導、政治領導、領導力等）為核心變量解釋國際格局、國際規范和國際秩序的變化，挑戰了傳統現實主義對物質力量的過度強調。

在其新作《道義現實主義》中，閻學通指出：“對國際領導的理論研究是無止境的。國際領導是如何形成的，這本身就是個有意思的議題。由于國際領導和國內領導是不同的，因此有許多值得研究的問題，例如，如何構建合格的國際領導？不同類型國際領導的轉換是如何發生的？就現實國際政治而言，中美競爭中可能出現什么類型的全球領導也是一個特別引人注目的議題?！?/p>

制度的作用在于領導

制度決定論是一種非常流行的政治學范式，已經成為許多學者的信仰，以至于他們忽視了一個事實，即沒有政治領導，任何政治制度都無法自動發揮作用。國際制度尤其如此。事實上，是國際領導決定國際制度，而不是相反。

西奧多·羅斯福在自傳中強調領導人在善治中的作用，他認為好的立法不能確保善治，只有通過管理實現善治。這就是說，政治領導決定政治制度能否發揮作用，或者在多大程度上發揮作用。國際領導人和國內領導人都有建立、維持或摧毀制度的政治權力。故此，道義現實主義將領導視為制度形成和發揮作用的先決條件。

自特朗普政府以來，美國一直未提供可靠的全球領導，這導致多邊機構的功能明顯下降。例如，世界貿易組織在美國的領導下曾維持了自由貿易原則，但當特朗普政府放棄對世界貿易組織的領導后，該組織便無力約束貿易保護主義了。由于中國和美國都沒有能力單獨提供堅實的全球領導，政治不確定性已成為當今兩極世界的突出特征，全球治理也越來越沒有效率。

許多人錯誤地將治理等同于政治制度，甚至等同于政治體系。事實上，國際治理和國內治理都是政治領導的實施，這與政治制度或政治體系不同。在同樣的政治體系下，或在同樣的政治制度里，政治領導可以實施不同類型的治理。無論在國際社會還是在國內社會，決定治理作用的是政治領導，而不是政治體系或政治制度。例如，全球軍控制度的治理，在克林頓政府的領導下運行良好，但在小布什政府的領導之下嚴重失效。

特朗普政治以“反建制、反精英”為核心特征。圖源：新華社

泰洛認為，道義現實主義“低估了多邊制度規則和程序的作用”。賀凱也有類似的看法，認為道義現實主義對國際制度關注得太少。他們的批評反映了由自由主義倡導的制度決定論在政治學中的主導地位。

然而，在無政府體系里，國際領導不太受聯合國等國際制度的約束，因為這些機構沒有國家那種獨立的物質實力。因此，這些機構的實質領導是建立在它們領導國的實力之上的。也就是說，國際制度沒有獨立的實力懲罰其領導國違反國際規范的行為。

例如，聯合國安理會從未對美國的錯誤行為施加過任何有約束力的懲罰。由于沒有受懲罰的顧慮，掌有國際領導權的國家在其國家利益與國際機構的規則發生沖突時，很不尊重國際機構的規則。

王慶新認為，道義現實主義不應把領導作為決定國家興衰的唯一因素，還應考慮政治反對勢力、官僚阻力以及領導面臨的嚴重物質制約等因素。王慶新的論點是對的，即現代民主體系的政治制度對國家領導人的任性行為構成了某些約束力。但是，這種制度約束在多大程度上能起作用則取決于國家領導人是否尊重政治制度。同樣，國內制度因領導不同而約束力不同，例如那些對奧巴馬政府產生了極大影響的制度約束，對特朗普政府卻變得軟弱無力。與國內制度相比，國際制度對國際領導的約束力就更弱，因為它們沒有與前者相同的政治權力。

國際體系是無序的，但不是民主的。國際領導的決策是基于其實力和利益，而非合法性。包括北約在內的國際機構沒有獨立的權力阻止自己的領導或敵人的領導做出某些決策。國際機構的領導國決定這些機構應做什么，機構只有執行它們決定的作用。也就是說，國際制度的作用僅限于其領導國的政策制定者所同意的范圍之內。雖然國際制度對國際領導的約束力很小，但這并不意味領導國有絕對的決策自由。所有大國領導人在行使國際領導權的時候，也要依據特定的歷史條件。因此，他們必須以國際和國內形勢的變化為依據進行決策。

國際領導的形成

由于道義現實主義將國際領導視為自變量，尚未涉及領導的形成問題。為了加深我們對國際領導的了解，國際關系學者需要將其視為一個因變量，研究其形成、延續、衰落和消亡的過程。談到領導的形成問題，會自動地使國際領導類型成為一個有意思的議題。賀凱建議做這樣的研究，即“在國內和國際兩個層次上，有哪些因素引發了不同領導類型的形成”。我非常同意他的觀點，由于決定國際領導和國內領導各自類型的因素可能不同，因此，最好將國際領導和國內領導分開來研究。

研究一個具體的領導類型是如何形成的，將增進我們對大國國內條件與國際領導類型之間關系的理解。普拉蒂亞斯和齊思源建議將個體層次變量（領導）與政治心理學和哲學相結合，從而建立一個以領導為中心的總體性理論，以解釋霸權轉移。

齊思源還認為，意識形態在領導類型的形成中有重要作用，學者們忽略了一個事實，即中國千禧一代的世界觀不僅受現代科學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也受民族主義的愛國教育影響。他們的建議對研究國際領導的類型很有意義，這使我想到了兩個關鍵問題：在體系層面，是國際領導的類型決定了主流價值觀，還是后者決定了前者？國際領導的類型是由什么決定的，領導人的個人價值觀、國家價值觀還是國際主流價值觀？

建立國際領導常與戰略信譽問題相關。從理論上講，戰略信譽問題值得從多個方面進行研究。戰略信譽作為因變量，直接關系到國際領導的存續和影響，而戰略信譽作為自變量，則關系到國際領導的建立。2021年美國從阿富汗撤軍，這使得美國的盟友對美國更加不信任，這個現象賦予戰略信譽研究以現實意義。既然任何國際領導失去所有追隨者的信任都無法存續，從追隨者而不是領導者的角度研究戰略信譽就更為合理。

未來十年的國際領導

在撰寫本文時，美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因此，美國的領導對國際關系學者最具吸引力。盡管道義現實主義是中國學者提出的國際關系理論，但它對拜登的影響似乎大于對中國領導人的影響。拜登在就職典禮上承諾，將按照以身作則的原則，為世界提供一個道義現實主義的領導。然而，戰略信譽的基礎是行動而非承諾。國際關系專家們正在討論拜登的戰略信譽是如何被其結束阿富汗戰爭的糟糕撤軍計劃損害的。由于領導類型是由行為而非言語決定的，我們需要更多的實證研究來確認美國政府在未來十年內將為世界提供什么類型的領導。

關于美國的全球領導類型問題，泰洛認為，按每屆政府劃分美國的領導類型是不合適的，他認為：

“定義后霸權秩序背景下美國領導的特質時，我們則必須探討趨同的觀點。”

方圓圓持類似觀點，不同意將特朗普和拜登歸類為不同類型的國際領導，并認為他們的對華政策有很多相似之處。

我非常重視泰洛和方圓圓對美國不同領導人相似性的觀察。他們的觀點意味著應對既定國家領導的類型做進一步的實證研究?，F實的國際領導差別比理論上的差別要復雜得多。美國不同領導人采取的政策，其相似性主要是在戰略目標上，而非具體策略上。例如，特朗普和拜登的對華戰略目標都是減緩中國的崛起，但前者采取的是單邊主義策略，而后者采取的是多邊主義策略。

中國已是全球兩個最大的國家之一，但是對中國領導人的研究遠遠少于對美國領導人的研究，在未來十年里這種情況可能依舊。因此，研究特定領導人的政治思想可為理解中國領導的特色奠定基礎。盡管中國學者就中國未來全球領導力了解的情況多于外國學者，但從事這方面研究的外國學者多于中國學者。

由于國際領導的類型通常與國際意識形態之爭有關，因此國際關系學者從這方面入手研究即將到來的全球領導是合理的。在過去的一百年里，世界見證了國際領導類型的變化伴隨著一次次意識形態浪潮的興衰，如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民族主義、自由主義和民粹主義。賀凱認為：

“在當前危機之后，自由主義有可能演變，民主也有可能重建?！?/blockquote>

他的觀點意味著美國有可能恢復其自由主義領導地位。

然而，賀凱可能低估了當前自由主義的衰落趨勢。盡管我欣賞賀凱關于自由主義有復興可能的想法，但我仍認為，我們不應該忽視這樣一個事實，即“自由主義”的含義正在從褒義向貶義轉變，且往往與非主流性取向群體有關。既然所有的可能性都值得我們關注，就更不能忽視民粹主義，因為它在包括中美在內的所有大國里都很盛行。一個更為現實的議題是，正在興起的民粹主義在未來十年會如何影響新國際領導的形成。

新書信息

《道義現實主義：爭論與批判》

【編著者】閻學通 方圓圓

【ISBN】978-7-5217-7437-5

【出版時間】2025年4月

【定價】88.00元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

【作者簡介】

閻學通，國際關系理論家，清華大學首批文科資深教授，清華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名譽院長。2008年被美國《外交政策》雜志評為全球百大知識分子之一，2011年出版英文著作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古代中國思想與當代中國力量》）并創建道義現實主義理論，2014年至2017年為國際學術出版巨頭愛斯唯爾發布的高被引中國學者中唯一的政治學學者。

方圓圓，哲學博士，北京語言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師，《中國國際政治季刊》（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JIP）副主編。主要從事國際關系理論、國際政治領導力、中美關系、印太經濟與安全、國際以及區域組織研究。

【內容簡介】

道義現實主義是由清華大學閻學通教授提出的國際關系理論，將中國古代政治思想與現代國際關系理論相結合，把關注點放在決策者層面，以大國的“領導”（包括國際領導、政治領導、領導力等）為核心變量解釋國際格局、國際規范和國際秩序的變化，挑戰了傳統現實主義對物質力量的過度強調。

該理論最早形成于2011年出版的英文著作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古代中國思想與當代中國力量》），后在2015年出版的《世界權力的轉移：政治領導與戰略競爭》中得到全面闡述。2019年，閻學通綜合此前十余年的研究，在其英文著作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大國領導力》，2020年出版中文版）中進一步對道義現實主義進行了理論化闡釋，并將該理論應用于預測其后十年中國崛起和美國相對衰落對國際政治的影響。

本書針對《大國領導力》出版后中外國際關系理論界有關道義現實主義的討論，專門邀請了八位國內外學者，圍繞該理論的核心概念之一“國際領導”展開批判性討論，從多個角度分析了這一理論的框架及其存在的局限和面臨的挑戰，旨在驗證其作為國際關系理論的有效性和解釋力。通過參與討論學者的交鋒，本書不僅為國際關系理論研究提供了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新洞見，也在全球權力轉移特別是中美博弈背景下，為國際關系理論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IPP薦書｜特朗普下關稅政策的變與不

IPP薦書｜不是硅谷，勝似硅谷：中國杭州的“生態型創新”如何改寫增長公式？

IPP薦書｜特朗普能讓美國再次偉大嗎？從2016年開始說起……

關于IPP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個獨立、非營利性的知識創新與公共政策研究平臺。IPP圍繞中國的體制改革、社會政策、中國話語權與國際關系等開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知識創新和政策咨詢協調發展的良好格局。IPP的愿景是打造開放式的知識創新和政策研究平臺，成為領先世界的中國智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