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寫了八篇文章的人，就一定比只寫過六篇的人水平更高嗎？

復旦姚大力教授在一次采訪中分享了自己對現行學術量化考核的看法，他還表示，我是很幸運的，畢竟如果在某個一般院校里，我可能連當副教授都不夠格。

問：您的學術經歷很有意思。在南京大學歷史系您擔任過四年系主任，到1991年卸任時卻還是個副教授。這么多年以來，您從沒有出版一部個人專著；已出版的《北方民族史十論》《蒙元制度與政治文化》《讀史的智慧》等書，其實都是您已發表論文或學術評論的結集。在中國的學術界，這好像有點另類吧？

姚大力：很多年以前，復旦一份叫《復旦青年》的校內報紙有記者采訪我。那篇訪談稿選用了我當時說的一句話“我是很幸運的”來作標題。這是我的真心話。因為如果在某個一般院校里，我可能連當副教授都不夠格；但到復旦不過兩年，我就被晉升為正教授。

在最近二十多年里，我很可能是全國唯一的一個未出專著就獲得正教授職位的人。不僅如此，講老實話，在晉正時，我正拖欠著在南京大學時認領的一個教育部科研項目，并且已拖了好多年。所以我一直被掛名在教育部的“黑名單”上，不允許再申報新的部頒課題。

我做了十幾年副教授，并沒有熱鍋上螞蟻那樣的焦慮，沒有感覺到因為不是正教授就被別人看不起，而且活得也還算可以。但若不是復旦對我“破格”，我大概只好在副教授的崗位上退休了。

同時也應當感謝南京大學對我的包容。我從1981年開始讀博士，直到1986年底通過論文答辯，其間足有五年多。當時沒有什么別的人讀得這么長的。現在回想起來，連自己都感覺單純得不可思議。

雖然幾乎從一開始就大體確定了博士學位論文主題，但事實上有很多年我都沒有把精力真正集中在論文寫作上。除了花很多時間修習法文、俄文等外語課程，我幾乎一直是在由著性子東找西找地挑書讀。

我的碩士導師和第一任博士導師韓儒林教授于1983年去世。此后我轉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翁獨健教授門下。兩位好像都對我很信任，任由我盡情讀書，從沒催過我趕快寫完論文畢業。但等翁先生于1986去世后，南大和民族所兩方面的老師們就覺得我再拖下去有點不對勁了。我想請蔡美彪教授繼續做我的論文指導教師。他大概也覺得不太對勁，建議我不必再另尋導師，只是督促我趕快寫論文，并同意將來做我的論文答辯委員會主席。這才逼得我連忙轉過身去，在翁先生逝世當年寫完論文，并通過了答辯。

根據我自己的經驗，過去只是“由著性子”讀過的各種書籍，實際上大多數都會在后來所從事的研究中被派上用場。就好像當時無意中撒在水里的許多網，日后無論拉起哪一張，都會有滿滿的收獲。由一個人的直覺導出的諸多學術興奮點或興趣點，雖然從表面看來可能相互孤立而缺乏聯系，其實在與他的學術個性最匹配的那個特定智識結構中，往往都存在著某種內在關聯。研究生時代單純的讀書生活，讓我至今留戀當年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的那間塞滿古書和外文書刊的屋子。

在研究生時期教過我的老師中，還有人能夠從古代經典的隨便哪一句開始，流利地接著它背誦下去。你提一句“北決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他就能不加遲疑地往下背：“禹傅土，平天下，躬親為民行勞苦。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為輔……”。隨著從幼年起就接受“記誦經傳、句讀文義”的傳統教育方式的人們紛紛凋謝，今后的學生再也不可能碰到這樣的老師了。

在當時的南大操場上，每天早晨都能看見許多正在鍛煉慢跑或散步的老先生。他們中間很少有像今天的名教授那樣西裝革履、行頭筆挺的，大多是一身中山裝，甚至還皺巴巴地稍嫌邋遢。可其中屬于最響當當的大師級學者的絕不在少數。

比如我常見到一位矮小而貌不驚人的老先生，就是中國最權威的法國文學專家。他一直招不到博士生，因為他出的專業試題，竟要求考生把《詩經》里的選篇譯成法文。學法文的年輕人自然讀不懂《詩經》，連其中的漢字都認不全。出這樣的考試題目，哪還能招得到研究生？在操場跑道上，你可以與大師常川相遇。這是何等令人心儀的日子啊！

真的，只要面對著這些老先生，你就不能不被體現在他們身上的那股充沛的人文精神所感召。但是我們還能把它繼承下去嗎？我們這一代，其實是“接軌的一代”：一則要跟中斷了數十年的本國學術傳統、治學方法接上軌；二則要跟同樣長期地被疏離的國際學術接上軌。對基本上屬于“半路出家”的我們這一代，這種承上啟下的使命沉重非凡。

所以需要想一想，當我們自己也在慢慢地變老的時候，我們能留給下一代的是什么？在下一代想起我們的時候，除了互相間那種雞腸狗肚的爭斗，除了看見我們在談車子、談房子、談票子、制造一座龐大無比的精品垃圾山，我們還能留給他們一些什么樣的更值得紀念的東西？

問：這么說來，您還真的十分幸運，竟然沒有被日益嚴峻、甚至似乎有點惡化的學術競爭和學術生態“hold”住。

姚大力：倒也不是完全沒有干擾。有時我會忍不住。我不止一次在學校會議上發牢騷說，自己代表了學術上的弱勢群體，但希望學校不要把弱勢看作就是弱智。不過叫歸叫，更關鍵的，還得要有一種沉靜的心態。既然自己確實低產，你就不能還那么在乎，事事要與人爭一日之高下。那就回轉身來守以淡定吧。

早在進入專業領域后不久，我為這輩子設定的目標，就是要在蒙元史和北方民族史領域的一些重大題材上，寫十幾篇大型的、三四萬字的第一流論文，讓后來的研究做不到輕易繞開它們。我自己認為這是一個很高的目標；事實上，我至今還在朝著這個方向努力，不知道能不能實現。我一向沒有撰寫專題著作的打算。

最近雖已動手把開設“北方民族史文獻講讀”課程的講稿改寫為書稿，但那至多也只是一部綜合性的“疏論稿”，算不上“專著”。這意思不是說寫專著不好，更不是要反對別人寫書。但我覺得健康的、多樣化的學術生態，應該平等地允許并鼓勵人們去從事各種各樣在形式與風格上互有差異的學術活動。不寫書的人就一定比寫書的人來得弱智嗎？我絕對不相信。

但是我擔心的是，現在盛行的這套科研項目化、評價數量化、育人明星化、棋藝盤外化的規制，會把太多的年輕學者們“hold”住。不是說這些規制一無是處。可是，學術研究真的都可以像鞋匠那樣預先制訂生產計劃、接受主顧的預約和定金、按部就班地投入制作、如期交貨并結清余款嗎？

歷史學的討論需要多學科的視角，但學者們也早已意識到，遏制它自身的人文科學的根本屬性、將它完全“社會科學化”，只會無止盡地傷害這門學科的價值和魅力。把學術研究活動壓縮在“項目”范圍內，實際上是把屬于課題研究后期的“成果產出”階段與研究者于此前早已投入其中的在自身技能提高、知識更新、素材積累、思想醞釀等方面必不可少的長時期學術準備階段強行剝離開來，并且根本不承認后者的存在。

在量化考核壓力下接二連三地認領和實施這樣的項目研究，極不利于青年學者的健康成長。不少地方把一個人的各種學術成果統統折合成“工分”加以衡量比較。多發表一篇文章就多兩分；某甲的書比某乙的書早出版一年，也可以因此多得兩分。

但是一個寫了八篇文章的人，就一定比只寫過六篇的人水平更高嗎？一本早出兩年的書，其評價就必定應當高于比它晚出的書嗎？對一個青年人來說，究竟是應該抓緊一兩年時間多寫幾篇文章，還是首先鞏固或提高、甚至再新學一門對他十分有用的外文更重要？

大概因為太多的“人情”關系，人們越是懷疑對于學術成果品質的任何權威評定的公正性，就越是只好求諸數量指標，以及由此延伸出來的各種荒唐的“可顯示度”，如大部頭、多卷本、系列著作等等。這種局面若不改變，必將貽害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