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的人才培訓選拔模式遇到赤裸裸的入學造假和論文造假，播下了龍種收獲了跳蚤，結果玷污了初衷，這才是讓人最難過的。

撰文丨老鳳

國家衛健委重拳出擊，廣大群眾吃了好久的瓜，在昨晚（5月15日晚）終于塵埃落定。

而且這次取消可謂有理有節，處分肖大夫不是因為他的醫術，而是他把手術臺上的病人晾在那的行為破了醫生的底線；處分董小姐則是因為她的學歷造假實錘，論文造假實錘。

01

經查，董小姐的入學資格存在造假行為。

北京協和醫學院“4+4”試點班2019年境外招生對象應是2018至2019年度QS世界大學排名或Times世界大學排名前50名的本科畢業生，還必須按照試點班入學課程要求修完總學分不少于66學分的醫學預科課程。

董小姐報名時提供的大學物理AI、大學物理AⅡ、有機化學B、無機化學B等4門課程，共計16學分系偽造，不符合當年報考資格。

同時，董小姐2023年博士學位論文主體部分（綜述除外）與同年畢業的北京科技大學他人學位論文重復率超過20%，存在抄襲剽竊學術不端行為，情節嚴重。而且，董某瑩以第一作者或共同第一作者發表的學術論文有3篇屬于不當署名、1篇屬于重復發表，存在科研誠信問題。

董小姐的博士畢業證和學位證，以及醫師資格證書、醫師執業證書均被撤銷，當然相比沉沒成本更大的肖大夫，尚未開始醫生職業生涯的董小姐明顯損失略小——反正還可以去國外混，哥大巴納德學院的學歷還在，不是么？

而且事情并未到此為止。衛健委表示，對此次事件涉及的相關單位、人員開展深入調查，對違規違紀違法等問題將嚴肅追責問責，調查情況將向社會公布。

我判斷，經此一事，王辰院長力推的醫學院“4+4”培養模式必將壽終正寢，這也意味著這個難得的教育改革實踐，最終以失敗而告終。

02

憑心而論，舶來品“4+4”不是一個壞制度，須知醫療教學水平最高的美國就沒有醫學本科，要申請醫學院，就要在美國本科里修完幾門特定課程，而且要求的考分非常高。

據美國US NEWS報道，美國醫學院的平均錄取率僅為5.5%。很多排名靠前的學校GPA（平均學分績點）在3.9以上，MCAT（美國醫學研究生院入學考試）在520以上。一些學校常收到15000+以上的申請，比如喬治城大學、杜蘭大學、德雷塞爾大學、塔夫斯大學等等大學的醫學院。

在協和王院長介紹“4+4”好處的文章里，他說道：

4＋4”學制的臨床醫學教育模式肇始于上世紀初的北美，是世界醫學教育主流模式中的一種。該模式是從各大學多專業本科生有志學醫者中，擇其優秀者，完成本科教育后進入醫學院學習臨床醫學，畢業后獲得醫學博士學位（M.D.）。此模式之學制含本科教育4年，醫學院教育4年，故名“4＋4”學制。

據王院長稱，這種模式將醫學教育定位于在多學科背景的本科教育基礎之上的研究生教育。“4＋4”所設計的從眾多大學招收不同學科背景的本科生，到醫學院聚合到一起，上學時同學之間相互影響，做醫生后同事之間相互啟發、協同，與各業界廣泛交流交融，才能賦予醫學生群體、醫生整體和醫學界多學科的背景與屬性，具備多學科的素養和能力。

很顯然，初衷和目的都是好的，但在執行中卻發生了如此之大的丑聞。借用一下航空安全中的海恩法則：每一起嚴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輕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隱患。北京協和醫學院從2018年開始搞的“4+4”試點模式，經不經得起倒查？一旦倒查，會有什么樣的結果呈現給大家？說實話，我并不樂觀。

創新的人才培訓選拔模式遇到赤裸裸的入學造假和論文造假，播下了龍種收獲了跳蚤，結果玷污了初衷，這才是讓人最難過的。然而，縱觀歷史，這也不過是近兩千年來選拔人才遇到的糾結和矛盾。

漢代的察舉制其實就是現代的推薦制，在這種制度下你不能說推舉出來的都是無能之輩，雖然察舉到最后必然形成豪族壟斷仕途，最終發展到魏晉的九品中正制度。

隋唐之后的重大改革，就是逐漸淡化察舉制度，而改之以考試制度，這種舉措能讓唐太宗得意地說“天下英雄盡入我彀”，也能讓兩宋百年文華絕代，等到明清兩代發展成八股文皓首窮經，考出來的腐儒們即使挽救不了大廈將傾的頹敗帝國，也不能否認一千多年的考試遠比察舉來得公平許多。

03

時至今日，1978年恢復的高考制度已成全民信仰，也是所謂最后的公平，這里面的意味相當深長：人們不再相信任何人在推舉推薦的時候能秉持公心。協和的“4+4”制度，就再次證明了這一點。

王院長引進的制度設計和安排，不可謂不周全嚴格，比如要求名校畢業（而且是世界排名前50的大學），比如要求兩位副教授以上的生物學醫學副教授的推薦信，又比如最后畢業要求的論文。

然而，這些外表看上去周全的制度，其實到處都是漏洞，也無非可以等同于漢代舉孝廉時要求的“一曰德行高妙，志潔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通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

每一條都彰顯明德，每一條也都是人情世故。名校畢業可以先進社區大學再轉學，副教授推薦信如探囊取物，畢業要求的論文可以抄襲，可以代寫，甚至還可以買來。至于入學后受到的呵護和栽培，并不能體現學生個體能力，只能反映他的家庭背景。

這些關卡上都有從招生辦到評審委的把關，令人遺憾的是，他們的作為沒有超出社會上那些憤世嫉俗者們的想象，這些學術界的專家教授們確實在每一個關口都徇了私、舞了弊。就像漢代舉孝廉最后也落得被民間編成童謠：“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

這種信任的徹底喪失和學者們的道德淪陷，比幾個濫竽充數的南郭處士混進醫生隊伍更令人痛心。這意味著我們在所有的關卡上，只要不是高考那種糊了名的考試，都有極大的概率在暗中進行勾兌和交易；只要是公共資源，就有極大的概率被用來尋租。當事情發展到這一步的時候，就意味著所有的選拔都只有考試這一種模式才能讓大眾心服口服。

所以在這件事上，社會已經不可能期盼最優解：“4+4”的選才制度能選拔出真正的復合型多學科背景人才；或者次優解：加大管治和監督成本，來監督這種制度按照初衷運行，因為你不能保證董小姐們的家族搞不定監督的人；只能尋求千年來的解法：一考定職業，所有考試必須統一命題，糊名考試。

這樣，雖然未必能選拔出最佳人才，但至少能防范出現徹頭徹尾的水貨和混子。以僵化為代價尋求相對公正，就是道德失范后，社會要承擔的后果了，社會也只好承擔這樣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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