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哲學家吉奧喬·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 ）是當代歐洲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在國內思想界也有著極大的影響力，目前已有《神圣人》、《例外狀態(tài)》等數十種著作被翻譯為中文。“一種聲音·阿甘本”系列譯自阿甘本在Quodlibet網站的專欄“Una voce”，澎湃新聞思想市場欄目經其授權刊發(fā)。本文收錄了發(fā)表于2025年3月和4月的四則短文。

吉奧喬·阿甘本

即將到來的中世紀

塞爾吉奧·貝蒂尼（Sergio Bettini, 1905-1986，意大利藝術史家。——譯注）的《古代世界終結時的藝術》（L'arte alla fine del mondo antico）書中的一段話描述了這樣一個世界，它和我們生活的世界極其相似。“政治功能由國家官僚來承擔；這群官僚被孤立和突出出來（成為拜占庭和中世紀宮廷的先聲），而大眾則走向棄權主義（中世紀的“人民的無名”[anonimato popolare]的萌芽）；不過，在國家內部，又圍繞不同形式的活動，形成了新的社會核心（中世紀行會的萌芽）；而大地產（latifondi），在自主后，則成為了某些大型修道院組織和封建國家本身的先兆。”

如果說，這個描述——政治功能集中在國家官僚手中，后者脫離民眾基礎，大眾則走向棄權主義——完全符合我們的歷史情景的話，那么，只要稍微更新接下來幾行字里面的術語，就足以讓我們認識到，這里也有熟悉的東西。貝蒂尼提到的大地產，在今天對應于以日益自主的方式行動，追求某種完全脫離共同體利益的邏輯的經濟和社會團體；而在國家內部形成的社會核心，不只對應于在國家官僚機構內運作的游說團體，也對應于這一狀況，即整個職業(yè)范疇，都被納入了政府功能，就像近年來醫(yī)生所面臨的情況那樣。

貝蒂尼的書寫于1948年。1971年，羅伯托·瓦卡（Roberto Vacca, 1927- ，意大利工程師、數學家、科學傳播者、作家。——譯注）的《即將到來的中世紀》（Il medioevo promisso venturo）出版，作者在書中預言了大部分發(fā)達國家的災難性演化——它們將不再有能力解決與能量的生產和分配、交通、水供給、廢物處理和信息處理相關的問題。如果瓦卡都能在書中寫道，那些年，對即將來臨的災難的預報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它們生產出一種真實的“描繪毀滅的”文學，那么，今天的末世預言——尤其是那些與氣候相關的——至少翻了一番。

就算災難（比如說核能源造成的那些）即便不是大概率的，肯定也是可能的——我們也可以想象我們生活的系統(tǒng)的，不必然以災難形式發(fā)生的退化。比如說，今天，歐洲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精神崩潰是顯而易見的，哪怕它們還會茍延殘喘一段時間。那么，我們該怎樣思考一個“新中世紀”的到來呢？怎樣才能把我們在自己身邊看到的那種政治上的棄權主義，變成能夠發(fā)明新的、匿名形式的生活和表達的“人民的無名”呢？而國家官僚的孤立和自主權勢團體的擴散，又會以怎樣的方式預示與大修道院——其中，對現有社會的出離，生產出新的共同體形式——相似的現象的出現？確定的是，只有在一開始人數不多但數量逐漸增加的個體能夠在正在解體的政治形式中讀出新的或更古老的生活形式的預兆的條件下，這種情況才會發(fā)生。

2025年4月28日

“新”與“舊”

為什么我們能描述和分析正在解體的“舊”，卻不能想象“新”？也許是因為我們或多或少無意識地相信，“新”是在“舊”結束之后來——我們不知道來自哪里——的某事物。因此，漫不經心地使用前綴“后-”這個行為就暴露了在思考“新”上的無能：新的是后現代的、后人類的——無論如何都是之后來的某事物。情況恰恰相反：我們只能以這樣一種方式來思考“新”，即在過去的、解體的“舊”中解讀它、破解它隱藏的特征。在非凡的片段《沒落的祖國》（Das untergehende Vaterland, La patria che tramonta,1800）中，荷爾德林把這點說得很明白了。在這個片段中，對“新”的感知，與對正在沒落的“舊”的回憶密不可分，的確，它在一定程度上可愛地呈現出“舊”的形象。已經過去、似乎要解體的東西失去了它的現實意義，被掏空了它的意義，又以某種方式變得可能了。本雅明在寫到這點的時候也指出了一個類似的點：在回憶的瞬間，看似完成的過去又顯得未完成了，并因此給了我們那個最珍貴的禮物：可能性。只有“可能的”才是真正“新的”：若它是已然實際、生效的，那么它就永遠是已經衰落、老舊的。“可能的”不來自未來，它在過去，它是不曾是、也許永遠不會是，但本可以是并因此而與我們有關的。只有在我們能夠把握過去——也即我們所擁有的唯一事物——在永遠消失前的一瞬間給我們的可能性的情況下，我們才能感知“新”。而我們也必須以這樣的方式，來對待今天正在我們周圍一切地方解體和消失的西方文化。

2025年4月7日

只有一個神能救我們

1976年，海德格爾在接受《明鏡》訪談時突然說了這樣一句話：“只有一個神能救我們”。這句話一直引起各種各樣的懷疑。為理解它，首先必須把它放回它的語境。海德格爾當時正在談論似乎沒有什么東西能夠治得住的，支配全球的技術。哲學和其他精神力量——詩、宗教、藝術、政治——都失去撼動或引導西方人生活的能力。因此也就有了這樣一個痛苦的診斷，即它們“不能給世界當前的狀態(tài)帶來任何直接的改變”，和這樣一個不可避免的結論，即“只有一個神能救我們”。海德格爾之后立刻做出的澄清——我們必須不但為“一個神的出現”做準備，也要、毋寧說更要“為神在暮光中的缺席，為我們在缺席的神面前沉淪這個事實”做準備——也確認了這點，即這里談論的，絕不是什么千年預言。

不消說，海德格爾的診斷在今天也絲毫沒有失去它的現實意義；的確，如果可能的話，它甚至更加地無可辯駁、更加地真實。人類已經放棄了精神問題這一決定性的品級，并創(chuàng)造出一個特別的領域——文化——來限制自己。藝術、詩、哲學和其他精神力量，在它們還沒有徹底滅絕或耗盡的時候，就被限制在博物館和各種各樣的文化機構之中，在那里，它們作為或多或少供我們消遣、讓我們分心不去關注存在之無聊的有趣之物（并且經常同樣地無聊）幸存下來。那么，我們應該怎樣理解這位哲學家的痛苦診斷呢？在什么意義上，“只有一個神能救我們”？在黑格爾和尼采宣布神死了以來的差不多兩個世紀里，西方失去了它的神。但我們失去的，只是一個可以命名、可以賦予同一性/身份的神。實際上，神之死，是神圣的名稱的消失（“神圣的名稱正在消失”，荷爾德林如此哀嘆）。在名稱之外，最重要的東西還在：“神圣的”(il divino)。只要我們還能把一朵花、一張臉、一只鳥、一個姿勢或一棵草感知為神圣的，我們就可以不需要一個可以被命名的神。對我們來說，有“神圣的”就夠了；對我們來說，這個形容詞比那個名詞更重要。不是“一個神”——而毋寧說是：“只有‘神圣的’才能救我們”。

2025年3月21日

政治的寓言

我們都在地獄中，但有些人似乎認為，在這里除研究和細致地描繪惡魔、惡魔可怕的模樣、惡魔兇惡的行為、惡魔背信棄義的陰謀外無事可做。也許，他們以這樣的方式自欺，讓自己以為自己能夠逃離地獄，卻沒有意識到，他們整天干的這些事情，就是惡魔為折磨他們而設計的最惡劣的懲罰。和卡夫卡的寓言故事（指《在法的門前》。——譯注）中的農民一樣，他們只是在數守門人衣領上的跳蚤。不消說，那些在地獄中把時間花在描繪天堂的天使上的人也錯了——這也是一種懲罰，顯然沒那么殘酷，但和另一種懲罰同樣地可恨。

真正的政治就在這兩種懲罰之間。它首先始于認識到我們身處何處，認識到我們不可能如此輕易地逃離包圍我們的陰間機器。我們知道關于惡魔和天使需要知道的一切，但我們也知道，地獄是用關于天堂的錯誤想象建成的，伊甸園的墻每加固一分，地獄的深淵就會變得更深。關于“好”，我們幾乎一無所知，它也不是我們能夠深入研究的主題；關于“惡”，我們只知道，是我們自己建造了這架我們用來折磨自己的陰間機器。也許關于“好”與“惡”的科學從來沒有存在過，無論如何，此時此地的我們也對它不感興趣。真正的知識不是一門科學——它毋寧說是一條出路。而今天，頑強、清醒、迅速的現場抵抗可能就是這樣的出路。

2025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