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郭力，1957年出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1982年畢業后在北京外國語大學任教兩年。1984年考回母校，在中文系漢語專業攻讀研究生。1987年畢業進入北京大學出版社工作，歷任編輯部主任，總編助理，學科副主編。2005年調任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總編輯。2017年退休后從事北京大學校史研究。

裘錫圭先生（1935年6月—2025年5月8日）在北大上最后一節課

前幾天，在微信上看到裘錫圭先生去世的消息，不禁心情沉重。

我是裘先生的學生，但不是先生的及門弟子，與先生并沒有很深厚的個人感情。我對先生的去世更多的是感到遺憾和惋惜。以我的有限了解，先生不僅是古文字學的泰斗，而且是如今社會少見的極為純粹干凈的學者，現今泛濫于學界的種種功利世俗與先生完全無干，先生始終以自己的學術堅守和人格追求引領著學術界的一股清流。

1978年秋，我們來自全國各地的38名同學進入了北大中文系漢語專業。在每一個同學心目中，北大中文系都是令我們憧憬的學術圣殿。在入學之前，我們中有相當一些人還不知道漢語專業是學什么的，畢竟報考北大中文系，很多都是奔著文學專業來的。當我們入校后了解到這個專業的情況，有人欣然接受，有人失望沮喪，但是令我們共同感到榮幸欣慰的是我們專業有一些鼎鼎大名的學界巨擘：王力先生、朱德熙先生、岑麒祥先生、林燾先生……，雖然他們有些已經不給我們本科生上課，但是他們的健在有如定海神針，讓我們相信，四年的學生生活絕不會虛度，漢語專業的薪火相傳一定會讓我們在良師指引下學有所成。

接下來的學習生活完全符合我們的期待，第一年給我們上課的徐通鏘、陸儉明、林燾、蔣紹愚先生都是當年年富力強的骨干教師，他們受教于前輩名師，學風嚴謹，循循善誘，引領我們進入了語言學領域的門徑。

那是一個追慕知識，崇拜學問的時代，老師們的學術生涯、人生經歷，包括婚姻八卦都被學生們口耳相傳，津津樂道。很快，有人看到了《光明日報》1978年6月29日《光明日報》整版報道裘錫圭先生的文章《鍥而不舍，金石可鏤》，文章稱裘錫圭先生是“古文字學的陳景潤”，文章記載裘錫圭二十年如一日，苦學不輟，在頻繁的政治運動中排除干擾，爭分奪秒，在甲骨文考釋方面取得斐然成就，獲得了郭沫若、張政烺、胡厚宣、朱德熙等學術大家的贊許。

盡管當時裘錫圭先生還沒有給我們上課，但是得知“古文字學的陳景潤”就在身邊，而且“文字學”是我們專業的必修課，裘先生終究會給我們授課，我們還是感到莫名的興奮。于是，報紙上登載的和沒有登載的關于裘先生的種種就反復被同學們津津樂道，裘先生“去干校勞動時帶了一本《新華字典》，有空就背字典”，“只認學問不認人，有關學術問題，不管對方是誰，都據理力爭”，“先立業，后立家，為了搞學問四十歲才結婚”“在案頭寫了一個座右銘‘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黃’“等等，都構成了裘先生在我們心目中的人設。

三年級上學期，我們開始上裘先生教授的“文字學“課，裘先生給我的印象，并不是一個口才很好的老師，他語速較快，每節課的內容都是滿滿當當，相比于陸儉明、林燾等先生講課的從容不迫，張弛有度，聽裘先生的課感覺有些緊張。我至今認為，裘先生可能并不是一個適合講入門課的老師。裘先生令我們印象深刻的還有他的惜時如金，下課鈴一響，即匆匆離開，一分鐘都不多待。

我記憶猶新的還有一次文字學的答疑，答疑是在晚上，老師到學生宿舍來，那次是在男生樓最大的一間宿舍，我記得有很多男生來提問，女生很少。不知為什么，對古文字感興趣的幾乎都是男生，沒有什么女生，我們班文字學課學得好的是幾位老三屆的老大哥。我對于文字學課幾乎提不出什么問題，就是去聽答疑的。多年后我感覺，我提不出問題，不意味著學懂了，而是還沒有找到進入的門徑。

男同學們圍著裘先生問了很多，裘先生也認真解答，交流很活躍。記得有個年齡小的男生，提的問題有點挑戰的意思，裘先生也很較真地跟他爭論，以至于兩人爭得臉紅脖子粗。答疑完畢裘先生要走時，有同學意猶未盡，提出能不能再增加一次答疑，裘先生再次表現出惜時如金，看了看表，為難了好一會，我不記得他是否答應再增加一次答疑。

我和班上幾位同學還曾經去裘先生家拜訪了一次，記得當時裘先生的獨子裘實還很小，年輕的師母很熱情很能干。我悄悄掃視裘先生的書桌，并沒有看到那張傳說中貼在案頭的座右銘，我想大概這座右銘早已印刻在先生頭腦中了吧！

我再次上裘先生的課是在研究生階段，裘先生的“古文字學“課是兩個年級的研究生一起上，另外還有考古專業的研究生，共有十幾個人。這次課遠比本科生階段的”文字學“令我印象深刻。因為上課的形式跟其他研究生課程很不一樣。

研究生的其它課程多是討論式的，老師布置一個題目讓學生準備，上課時每個人講自己的研讀心得，然后老師做總結性的點評講解。期末考試會讓我們自選題目寫一篇文章，老師根據文章和平時研讀報告的印象給一個成績。而裘先生的課完全不是這樣，他仍是像本科課程一樣，一個人講滿堂，沒有什么討論的機會。

但是這次上課卻跟本科時感覺很不一樣，因為已有了本科四年的基礎，而且是第二次上裘先生的課了，聽講時的感覺是滿滿的干貨。先生是新見迭出的學者，因此，每次課總會就一些內容談到他最新的看法，從不重復不炒冷飯，聽課時不敢有絲毫走神，唯恐漏過一點東西。

期末考試時照例是自選題目寫一篇文章，我認真地寫了交上去，過了多日，發回來的卷子打了75分。我讀書時是非常認真而又很在意成績的學生，從本科到研究生一直成績很好，從未得過這樣的低分，心中未免沮喪。之后又聽到同上這門課的同學講到一點內部信息：我們十幾個學生中除了少數幾個人分數較高，多半都得了75分，而這75分還是爭取來的。

有個膽子大又活躍的同學先去找先生打聽了分數，得知包括她自己在內的多數人都得了65分，于是向先生求情說，研究生考試是70分及格，您給65分，我們豈不是都不及格了？先生聞知，便將65分改成了70分。這位同學仍然心有不甘，再次懇求：70分好像感覺是勉強及格似的，能不能再提高點，先生動了惻隱之心，于是我們就有了75分的成績。

近兩天我看到裘先生90年代的博士生李宗焜教授的紀念文章，提到：當時我們各個考核環節需要成績的時候，他總是問助教多少分及格，然后就給一個比及格多幾分的分數。可見先生對學生的評分，是一貫嚴格的，或許問助教多少分及格，也是從我們那次判分得來的經驗吧！盡管在先生的課上得了低分，但誰也不會不服氣，因為誰都不會懷疑先生的公正，得高分的同學，肯定是應得的。

我研究生畢業后，到北大出版社工作多年，與系里的老師、留系工作的同學多有交流，常聽到關于裘先生的種種傳聞和評論。他對學生的嚴格、對學術標準的近乎嚴苛的堅守，是盡人皆知的。據說，有些留學生學業成績不佳，一般老師都會視之為特殊學生，抬手讓其過關，但裘先生不會通融，不及格就是不及格。又據說，中文系報到學校的學術成果，作為校學術委員會委員的裘先生常常會投反對票。

我聽外校的一個師姐說，各校申請博士點時，相關人員經常帶著禮物到各個學界名人家游說，但到了裘先生那里，一定會碰壁。復旦大學裘先生的學生也回憶說：我們團隊都知道，有任何請托的事情都不要去找先生。

如此嚴苛似乎不近人情，但我沒有聽到有人為此詬病先生，這恐怕與他律己甚嚴有關。2018年7月，裘先生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官網發表一篇文章《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出土鳥形盉銘文解釋》，宣布自己在2012年發表的一篇論文“所論全誤“，“拙文可謂毫無是處，自應作廢，以后編文集也不收入”。像裘先生這樣學術地位的學者，如此高調嚴肅地否定自己，恐罕有其匹。

2005年，發生了裘先生離開北大跳槽復旦的事件。此事轟動一時，引起校內外諸多關注。當時我還在北大工作，聽中文系的多位師友談論過此事。比較一致的說法是：在2004年左右，學校出臺了一個規定，除院士外，所有教授滿70歲必須退休，文科沒有院士，但會有極少數的教授會被授予資深教授享受院士待遇。而在中文系，這個待遇沒有給裘先生，這就意味著，2005年滿70歲的裘先生必須退休。而復旦大學求賢若渴，不僅要聘請裘先生做終身教授，還愿意為他成立研究中心。因此，裘先生決定出走復旦。

其實，根據我在北大多年耳聞目睹的中文系情況，裘先生的選擇絕非一時沖動，而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古文字學作為一個冷門學科，盡管有裘先生這樣的巨擘，在中文系的地位仍然是比較低的。在各方面的受重視程度遠不如主流學科。裘先生應該有很多難言之苦。作為一個以學術為生命的人，他所在意的不是個人的待遇，而是他的學科應該配享的條件和資源，而這是北大未能給予的。北大校領導也曾挽留裘先生，但這種挽留誠意是不足的，也沒有能改變裘先生的處境。

2005年，裘先生終于決定南下復旦。裘先生的學生除即將退休的李家浩先生外，都決定隨同裘先生去復旦，這意味著北大丟失了整整一個古文字學科。這件事又引發了一波震動。據說中文系的負責人不滿地說：裘先生一個人走就走了，不要傷筋動骨嘛！然而，在人際關系復雜的中文系，學生為何隨先生而去，恐怕誰都心知肚明。

裘先生去復旦后，復旦大學給予他極高的禮遇和學術支持，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于裘先生到復旦的2005年成立，實際上是為裘先生團隊提供了專門的研究平臺。在研究中心，裘先生并不擔任行政職務，但他是中心的學術核心和精神領袖。在研究中心，裘先生帶出了一批極為優秀的弟子，他們在裘先生的嚴格指導和培養下，學術精進，成就顯著，受到業界的高度評價。中心目前已經成為國內領先、國際上有重大影響的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基地。這不僅是裘先生對復旦的回報，也是他在復旦校方的高度重視與支持下，窮盡晚年的所有心力，對國內外古文字學界的卓越貢獻。

裘先生的出走，對于北京大學是巨大的損失，作為中文系漢語專業的學生，我為母校母系感到深深的遺憾。我常常想：如果是極其愛重裘先生的朱德熙先生還健在，裘先生是一定不會離開北大的。

錢學森先生晚年，曾有著名的“大師之問”，其實，還應該問的是，當有真正的大師出現時，我們的管理者，有多少能夠懂得大師的價值，能夠為大師創造充分發揮才智，攀登學術至高境界的環境呢？

（作者注：本文插圖照片“裘錫圭先生在北大上最后一節課”引自“小學文獻學”公號2025年5月11日刊載《裘錫圭先生生前影像合集》，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