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瞭望東方周刊》2009年第47期

作者：山旭、張欣、盧垚

“2009年11月6日，谷牧去世”

看過消息，被人群簇擁的梁廣大默默離開喧囂。74歲的老人在角落里沏上—杯清茶，慢慢品嘗著內心的悲傷。

這條消息來自遙遠的北京，田紀云告訴他：廣大，谷牧同志已經走了。

從福建到廣東、從珠海到深圳，暮年的改革先行者們，集體陷入追憶與感傷。

記憶中重新浮現谷牧與他們一同奮斗的日子：他們曾窮十年之功，使東南沿海的小村落成為突破口，最終促成了整個國家的改革與開放。

對于他們而言，“特區之父”的離去，還使他們失去了一位好領導、好兄長、好朋友。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實踐已經遠遠超出了他們30年前對國家未來的設想，迅猛的速度甚至使得人們必須更新他們最初的設計。但對于這些以變革而著名的人們來說，這顯然不是問題。

北京西單北大街醬坊胡同的這座四合院，見證了谷牧的后半生。1973年恢復工作、擔任原國家建委主任后，他就一直住在這里。

從80年代起，梁廣大幾乎每年都會來到這里。在他和谷牧都退休后，有時一年一次，有時兩次或者三次。每次到訪，梁廣大都先匯報工作，再聊天，然后欣賞古玩字畫。主人一般都會吩咐炒兩個小菜，二人小酌幾杯。谷牧最喜歡蘸著醬油、醋吃白菜心，那是山東老家的吃法。

十年來谷牧的身體其實都還不錯，即使最后三年他幾乎都是在醫院中度過的。2008年秋天，梁廣大等一眾當年的老同事、老部下到醫院為谷牧祝壽，谷牧拉著每個人的手問長問短，“人很清瘦，但握手非常有力。”梁廣大回憶說。

在之前身體更好的時候，梁廣大每次進京都會陪谷牧去打幾桿高爾夫。80多歲的谷牧經常坐在球車上揮揮手，對“司機”梁廣大說：“沒問題，出發吧。”這總讓梁廣大油然想起當年他們共同開拓特區的日子。

2000年冬天，谷牧在深圳向廣東的一班老部下說，“我向你們坦白交待，每周打兩次高爾夫球，在家里每天晚上還打桌球。我跟你們說啊，在我們這把年紀，運動很重要。”

2003年前后，梁廣大再次見到谷牧時問：“還打高爾夫嗎？”他回答說：“沒力了，打不遠了。”

大約也就是從那時起，醫生、家人和秘書每次都會叮囑梁廣大，千萬別在谷牧面前提喝酒的事。吃飯時，梁廣大也就很老實地和老領導喝喝茶水。

“酒就是他的保健飲料。”胡平說，不過谷牧并不強迫別人喝酒。

有一次在福建招待谷牧，胡平端起滿杯白水對谷牧說：“谷牧同志，我喝的是假酒，但心是真的。”谷牧大笑說：“那你就喝你的假酒，我喝我的真酒。”自那以后，胡平就有了“免酒令”。后來每遇有人勸酒，他就把這個故事講給眾人聽。

梁廣大說，“四人幫”被粉碎時，老人高興得不得了，一次喝了40多杯白酒。據說當時李先念在旁邊用火柴棒給他記著數。

吃過飯，梁廣大往往繼續到那間寬敞的會客室里聽谷牧講他的收藏，那里甚至擺放著各種奇形怪狀的石頭。

對于谷牧的愛好，曾任國務院特區辦副主任的趙云棟說，和這位老領導有些“談不到一塊兒去”。

“他談話很有文化。”趙云棟告訴本刊記者。

趙云棟經常跟隨谷牧出去調研。路過一些古廟，谷牧總要進去看看。“有一次一個古廟里面的畫還真不少，谷牧和另一位首長就停下來觀賞，每幅畫都要品個十分八分。”趙云棟說，谷牧能說得出每幅畫的由來，工作人員都聽不懂他講的是什么。“我們這些人對古畫都不熟悉，干脆跑到院子里坐在臺階上邊休息邊等。”

趙云棟回憶說，“文革”初期谷牧沒什么錢，還曾向秘書借錢買古畫。

1978年5月17日，谷牧一行參觀蘇黎世瑪格齒輪。

恭王府與孔夫子

即使人到暮年，谷牧的頭腦依然清楚。三年前報紙上有一篇文章講，谷牧曾說華國鋒是個好人，趙云棟和一幫老同事到醫院給谷牧過生日時就問他，有沒有這回事。“他朝我看看，機敏地反問‘你說呢’？”

2009年年初，趙云棟又到醫院看望他。這時谷牧有些耳背，需要喊給他聽，但說話還十分清晰。

當時在發燒的谷牧說：“我的時間不長了。”同行的原國務院特區辦副主任胡光寶馬上說：“不會的，首長，這次高燒治好以后你還會很好的，我們還希望你身體繼續好下去。”

搶救恭王府是谷牧生命最后10年中比較關注的一件事，這也是周恩來的遺愿，他去世前曾把谷牧叫到身邊，囑咐了三件事，搶救恭王府、建設北京圖書館新館、改建琉璃廠。

從1975年規劃設計到1987年竣工，建設北京圖書館新館用了12年時間。分管這項工作的谷牧說：“五千年文明、八億人口，需要有一個像樣的圖書館。”

而為保護恭王府而進行的搬遷工作，一直到1995年都進展不順。當有匯報說，按照比較樂觀的搬遷進度，1997年大部分單位可以搬出恭王府，谷牧感慨道：“看來我是見不到恭王府修好的那一天了。”

2001年3月18日，谷牧再一次到了恭王府。站在府邸大門口，這位已近90歲高齡的老人一字一頓地對陪同人員說：“這個工作不完成，我沒法向總理交代。恭王府不開，我死不瞑目。”

2003年11月5日，谷牧和LLQ相約到了恭王府。這時始自1978年開始籌劃的搬遷工作已基本完成。當谷牧談到是受周總理的托付，多年來一直關注恭王府的搬遷、修復和開放工作時，LLQ說：“谷牧同志受周總理委托，我是受谷牧同志的委托，抓了5年恭王府的工作。”

在這之前，谷牧把精力都放在孔子基金會上。

這卻是因為鄧穎超的點將。

1983年，鄧穎超說，谷牧是山東人，少時讀過七年私塾，“對孔子的事情也比較明白，要成立基金會，可以推舉他來主持。”

谷牧在回憶錄中則這樣說：“我想鄧大姐推薦我還有一些沒說出，或在當時那種思想解放尚不夠深入的形勢下不便說出的理由：就是我在周總理領導下的長期工作中從來沒有偏激的行為，可能孔子的中庸之道在我身上有些體現。”

谷牧主持開展了海峽兩岸以及國際孔子、儒學研究的學術交流，并為孔子基金會和“孔子博物館”籌集經費。1997年，谷牧向中央建議將孔子基金會總部由北京遷往山東。

趙云棟說，谷牧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視還反映在他的家庭教育上，“他的家教很好，孩子都很正，他的兒子會叫我們叔叔，他的孫子管我叫爺爺。”他說老領導的家庭很和諧，妻賢子孝，偶爾談起幾個子女，“谷牧都很滿意。”

看似尋常最奇崛

梁廣大每次拜訪谷牧，兩個人談論最多的還是當初谷牧帶領他搞特區的那段歲月。

1981年11月，中紀委派調查組進駐深圳。此時以蛇口和羅湖為“頭陣”的深圳特區建設剛剛進行了兩年。

調查組的報告先用90個字對特區的情況作了簡單肯定，然后就開始羅列“特區建設中暴露出許多嚴重問題”。最后結論為：經濟特區“外資充斥市場，宗教迷信活動加劇，淫穢物品大量流進，暗娼增多，臺灣反動宣傳加緊滲透，港臺電視也占領了陣地，特區幾乎成了不設防的城市。”

分管特區工作的谷牧后來回憶，當時“深感壓力不小。特別是1982年上半年，很有些秋風蕭瑟的味道”。

在提起特區早期建設時，人們經常說起的一件事情是，當時中央有位老同志從深圳回來后說，那里除了掛五星紅旗，剩下都資本主義了。

不為人知的是，后來有一次開會，谷牧拉住這位老同志問他，當初有沒有說這話，為什么不說一句鼓勵特區的話。

胡平告訴記者，經歷過“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中國人對資本主義有一種警惕，這使得在經濟特區問題上，意識形態領域的分歧很多。

1982年初，質疑最猛烈的時候，谷牧召集國務院特區工作小組的全部8名工作人員開會說：“對辦特區的認識并不是那么統一，議論很多，很敏感，我是準備讓人家火燒趙家樓的。但是我認為大概不會出現這樣的前景。”

梁廣大說，1985年前后，特區基建投資規模偏大的問題暴露出來。在當年的特區工作會議上，谷牧提出要調整投資結構、縮短基建戰線。谷牧找到時任廣東省省長的梁靈光，要他出面做深圳的工作，把深圳的基建指標壓一壓，給梁廣大一點兒。

1985年，谷牧主持召開座談會，并主持起草《長江、珠江三角洲和閩南廈漳泉三角地區座談會紀要》，中國的開放終于從東南沿海擴大到長江以北的山東半島、遼東半島、環渤海地區和沿海其他地區。

后來他曾給汕頭特區提詞：看似尋常最奇崛。這乃是他內心的真實反映。

改革者從未離去

雖然領導著胡平、趙云棟、梁廣大開創了特區，但谷牧卻是一個十分謙虛和謹慎的人。趙云棟說，他一再強調，死后才能出版回憶錄。后來在大家的勸說下，才同意在2009年年初出版。

在他去世前夕，一家黨刊也刊發了他的《關于對外開放工作的回顧與思考》。趙云棟說。其實谷牧在20年前就已醞釀了這樣的總結和回顧。

在和老部下們見面時，谷牧都會聽聽他們最近工作生活的“匯報”，但卻絕少發表評論。不過在回憶過去那些日子時，他們還是會涉及一些改革的經驗和教訓。

谷牧在改革開放的大局中，最突出的貢獻就是推動了“開放”。不過在開放已經成為共識，吸引外資和出口商品成為國家主要支柱之后，他清楚地認識到，沒有自身的努力，資金和技術雖然引進了，也變不成豐碩的物質成果。

他認為，對這個問題的認識，總的看來是解決了，但目前還有強調的必要。當前在吸收外資上仍存在追求項目數量而忽視質量的現象，在引進技術上仍存在重視引進而忽視消化、吸收的現象，在外貿出口上仍存在重出口額而不注意提高效益的現象。“對此，必須不斷予以糾正。”

另一方面，谷牧認為，在開放的過程中精神文明建設成果還不夠理想，還有一些隱憂。他經常為此而不安。

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是這一代改革者一直堅持的觀點。

梁廣大說，雖然后來這些年一直身在醫院，但谷牧的這些總結思考都是十分客觀的，其中絕大多數問題，也是今天中國面臨的最主要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