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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當全球科技界屏息等待拜登政府人工智能芯片禁令在 5 月 15 日生效之際，白宮突然向世界投下一枚重磅政策炸彈。特朗普政府以 " 國家安全 " 為名緊急叫停既有規則，轉而祭出堪稱史上最嚴的半導體封鎖令——不僅全盤推翻前政府的 AI 技術擴散框架，更將槍口直接對準中國科技旗艦企業華為，宣布任何使用昇騰系列 AI 芯片的行為都將觸發美國制裁紅線。

這項被業界稱為 " 數字鐵幕 " 的新規，連同對中美 AI 產業鏈的全面切割警告，標志著華盛頓正以空前力度重構全球科技地緣版圖，一場關乎未來十年人工智能主導權的 " 芯片戰爭 " 已進入白熱化階段。

顯然，中美科技競爭已從單一領域的技術較量，逐步演變為綜合國力、制度模式與價值理念的全方位博弈。 在這場博弈中，雙方不僅在關鍵技術與戰略資源上進行競爭，更在生產關系與制度安排上展開深層次的較量。

科技競爭的三大核心要素：算力、算法和數據資源

在人工智能時代，算力、算法與數據資源構成了科技競爭的三大核心要素（見圖1-1）。中美兩國在這三大要素上的競爭態勢，既體現了雙方的資源稟賦差異，也反映出各自的戰略布局與制度優勢。

圖1-1 AI三大要素

算力作為人工智能與數字經濟的基礎設施，已成為中美科技競爭的首要戰場。美國在高端芯片設計與制造領域保持領先優勢，擁有英特爾、英偉達、AMD（超威半導體公司）等全球領先的芯片設計企業，在高端算力芯片領域占據主導地位。瑞穗證券估計，英偉達控制著70%~ 95% 的AI 芯片市場。

相比之下，中國在高端芯片領域存在明顯短板，但在大規模算力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展現出獨特優勢。據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發布的《國家信息化發展報告（2023 年）》，中國算力基礎設施綜合水平躍居全球第二位，算力總規模超過230 百億億次浮點運算/秒（EFLOPS）。工業互聯網基礎設施全面建成，服務企業數量40余萬家。

杭州作為中國數字經濟的先行區，在算力基礎設施建設方面走在全國前列。中國（杭州）算力小鎮已落地啟用，以算力企業為支撐、算力賦能為特色的數字科技產業體系正在加快形成。此外，杭州還擁有全球排名第三的云廠商阿里云。

杭州模式通過政企協同、產業集群與效率提升，在算力領域構建了“規模+ 效率”的競爭優勢，一方面大力推進算力基礎設施建設，另一方面注重提升算力使用效率，實現了對資源稟賦劣勢的有效彌補。

算法是人工智能與大數據應用的核心，對科技創新與產業升級具有關鍵作用。在算法研發領域，美國擁有完善的研發生態與豐富的人才資源，其高校、研究機構與科技企業形成了強大的創新網絡。

杭州模式在算法創新方面的特點在于構建了“政產學研用”協同創新體系，通過有效市場機制促進算法創新與應用場景的深度融合。以DeepSeek為代表的杭州AI企業，充分發揮“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場景應用為驅動”的創新優勢，在算法研發過程中注重信息效率與價值共識的融合實踐，推動算法從實驗室走向市場、從理論研究轉化為產業應用。在中美算法競爭中，這種特殊的算法創新路徑為中國提供了差異化的競爭策略。

數據作為“新型生產要素”，已成為科技競爭的戰略制高點。在數據資源競爭方面，美國擁有全球領先的互聯網平臺與數字服務企業，掌握著海量的全球用戶數據。谷歌、Meta、亞馬遜等美國科技巨頭的全球化布局，使其建立了強大的數據收集與分析體系。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數字經濟體之一，也擁有巨大的數據生產與應用規模。

“算力是基礎，算法是關鍵，數據是未來。”

在中美科技競爭的三大核心要素之爭中，中國與美國各有優劣勢。美國在基礎科技研發與高端技術領域保持領先，而中國在應用創新、市場規模與政策協同方面具有獨特優勢。杭州模式通過信息效率革命與數據資源的高效配置，逐步彌補資源稟賦上的劣勢，構建出獨特的競爭優勢。正如杭州模式的核心理念所強調的：

“資源的差距，可以用效率來彌補。”

戰略的高度，取決于政策的穩定性

中美科技競爭不僅體現在技術層面，更深刻反映在政策導向與科技戰略的差異上。兩國基于各自的政策制度特點與發展階段，形成了截然不同的科技政策體系與戰略布局，這些差異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雙方在科技競爭中的路徑選擇與優勢構建。

美國科技政策的戰略定位具有明顯的國家安全導向，特別是在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時期，美國將科技競爭上升為國家安全戰略的核心議題。

2024年12月，美國商務部發布的最新對華半導體出口管制措施相較前兩次制裁集中于頭部芯片設計公司和關鍵晶圓制造商，此次管制新規不僅阻止中國進口先進的HBM（高帶寬存儲器）、設備和軟件，更限制中國自主生產高端設備的各條通路。

中國科技政策的戰略定位更加聚焦于產業發展與科技自立。中國科技政策更注重從國家發展全局出發，將科技創新與產業升級、區域協調發展緊密結合，形成了獨特的“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體系。

杭州在執行國家科技政策的過程中，形成了“信息效率+ 價值共識”的雙支柱模式。杭州模式的政策導向既服務于國家戰略，又立足于產業發展，形成了政策實施的高效協同機制。

美國科技政策的治理模式主要以市場機制為主導，政府扮演規則制定者與基礎研發支持者的角色。美國聯邦政府主要通過國家科學基金會、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等機構支持基礎研究與前沿技術突破，而技術商業化與產業應用則主要依靠市場力量推動。

根據美國國家科學與工程統計中心發布的統計報告，2022年美國國內研發資金達到8856 億美元，資金主要來源于企業、政府、高校和非營利組織，2002年聯邦政府資助了59%的基礎研究，到2022年，資助基礎研究的份額下降至39.6%。中國科技政策的治理模式則強調政府引導與市場機制相結合，形成了“舉國體制+ 市場機制”的雙輪驅動模式。

戰略的高度，取決于政策的穩定性。

在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方面，中國通過“國家重大科技專項”“科技創新2030 重大項目”等方式集中優勢資源；在技術應用與產業發展方面，則更多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杭州模式在科技政策治理上的創新之處在于，杭州建立了“政策透明、執行有力”的高效實施機制。

杭州市政府通過“最多跑一次”制度改革、“親清在線”平臺等創新舉措，實現了科技政策從制定到執行的全流程透明化與高效化。這種高效的政策執行力，為杭州構建科技競爭力提供了制度保障。杭州通過持續穩定的政策環境與高效的執行機制，為企業創新提供了可預期的制度環境。

通過對中美科技政策與戰略差異的深入分析（見圖1-2），可以看出杭州模式的核心優勢在于通過政策透明與執行高效，為構建科技競爭力提供制度保障與發展動力。這種優勢不是建立在資源投入的絕對規模上，而是建立在制度效率與協同創新的相對優勢上，這也是杭州模式在全球科技競爭中的戰略定位與發展路徑。

圖2-2 中美科技政策對比

杭州模式的科技“護城河”

在全球科技競爭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構建科技“護城河”已成為區域與國家提升競爭力的核心戰略。

“護城河”的寬度，取決于資源的深度、效率的高度。杭州模式通過信息效率、價值共識與新型生產關系的有機結合，逐步構建起獨特的科技“護城河”與競爭優勢。這種科技“護城河”不僅體現在技術與產業上，更深入制度與文化的深層次結構中，最終形成了一種以制度穩態為土壤、以平臺驅動為主干、以生態演化為枝葉的“溫室型”創新系統。

杭州模式的第一道“護城河”來自政企協同的高效機制。

通過“親”“清”新型政商關系的構建與數字化治理的推進，杭州形成了政府與企業間的高效信息流通與資源配置機制。截至2024年，杭州擁有省重點企業研究院149 家、省企業研究院695家、省企業研發中心2234家、市企業研發中心4 266家。這種協同機制不僅提高了政策執行的效率，更優化了資源配置的精準度，為企業創新提供了制度保障與環境支持。

在產業集群方面，杭州通過數字經濟與傳統產業的深度融合，構建了科技創新的第二道“護城河”。

杭州圍繞五大產業生態圈，著力培育創新創業載體，構建“眾創空間—孵化器—成果轉化園（加速器）—科技園區”的全鏈條孵化體系，建設“科技大腦+天堂e創”數字化平臺，夯實“熱帶雨林式”孵化土壤。2024年，杭州已培育市級以上孵化器（眾創空間）613 家。國家級孵化器數量達65 家，連續12 年居全國副省級城市第一位。這些企業通過協同創新與資源共享，形成了從基礎研究到應用轉化的完整創新鏈條，顯著提升了區域創新的整體效能與持續動力。

數據資源的高效配置與價值釋放，構成了杭州模式的第三道“護城河”。

通過政府主導的數據開放共享機制與企業主導的數據價值挖掘平臺，杭州構建了數據要素市場的高效運行與價值創造機制。根據2024年的《中國地方公共數據開放利用報告（城市）》，杭州在全國城市公共數據開放利用中排名第一。這種數據資源的高效配置，為杭州的人工智能與大數據產業提供了持續的創新動力與廣闊的發展空間。

社會信任與價值共識構成了杭州模式的第四道，也是最深層次的“護城河”。

通過構建透明的規則體系與包容的創新文化，杭州獲得了社會各方對科技創新與數字經濟的廣泛認同與支持。這種社會信任與價值共識，為杭州的科技創新提供了穩定的社會環境與文化基礎，是其他地區難以短期復制的深層次競爭優勢。政企協同、產業集群、數據資源、社會信任這四道“護城河”的有機結合與協同作用，構成了杭州模式區別于傳統發展模式的核心競爭優勢（見圖1-3）。

圖1-3 杭州模式區別于傳統發展模式的核心競爭優勢

與傳統發展模式依賴資源稟賦與資本投入不同，杭州模式更注重制度創新與效率提升，通過信息效率與價值共識的雙輪驅動，構建起可持續的發展動力與競爭優勢。因此，真正的“護城河”，不是資源優勢，而是制度優勢。這才是杭州模式的本質特征與競爭邏輯。

在全球科技競爭的背景下，杭州模式的科技“護城河”不僅提升了區域的創新能力與產業競爭力，更在中美科技博弈中為中國提供了差異化的競爭路徑與戰略選擇。通過構建基于信息效率與制度創新的競爭優勢，杭州模式為中國在全球科技競爭中探索出一條“彎道超車”的可能路徑，并為其他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參考。

從杭州模式的科技“護城河”可以看出，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競爭優勢的核心已從傳統的資源稟賦與資本積累轉向制度效率與創新能力。那些能夠構建高效、透明、包容的制度環境，并通過數字技術提升信息流通與資源配置效率的地區，將在未來的全球科技競爭中占據先機。這也是杭州模式對全球科技發展的核心啟示與戰略價值。

《杭州模式：DeepSeek與中國算谷》

【作者】劉典、胡宇東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

【出版時間】202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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