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明，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登峰戰略”資深學科帶頭人，中外關系史學會榮譽會長。長期從事明史、中外關系史研究，主要著作有《明太祖本傳》《中國融入世界的步履：明與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較研究》《中葡早期關系史》《明本〈瀛涯勝覽〉校注》《明代中外關系史論稿》《明史叢稿》及《晚明社會變遷：問題與研究》（主編，第一作者）、《明代〈萬歷會計錄〉整理與研究》（與徐英凱合著，獲第五屆郭沫若中國歷史學獎二等獎）、《絲綢之路上的明代中國與世界》等，在國內外發表學術論文百余篇。

還原歷史真相，是史學研究者永恒的追求。

在古代絲綢之路史上，鄭和下西洋極具代表性，集中反映了明代中國在古代絲綢之路上達到的新高度，成為人類航海史上的巔峰時代。以鄭和下西洋作為歷史還原和解釋的對象，是一項中國中外關系史百年研究的重大課題。

1988年，我從北京大學歷史系碩士研究生畢業，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外關系史研究室工作，開始投入鄭和下西洋研究課題。自那時起，迄今已經歷了30多年的研究歷程，回顧自己研究最重要的特點，主要是從鄭和下西洋第一手資料——馬歡《瀛涯勝覽》的整理與研究出發，把研究重點放在還原當時的歷史場景，從基本史料上建立鄭和下西洋史實的敘事，也即在鄭和下西洋第一手史料整理的堅實基礎上展開研究，一步步加深對古代中國與世界關系的歷史認知。

明代中國的大航海——鄭和下西洋論稿

萬明 著

北京 : 科學出版社, 2024. 12

ISBN 978-7-03-079262-4

在這里，《明代中國的大航海——鄭和下西洋論稿》收文 45 篇，其中中文 40 篇，外文 5 篇。中文論稿分為史實考析、回眸思考、史料開掘、意義闡釋、文化視域、全球視野六部分，外文論稿附于其后。下面擇要談一談大致內容及其反映的心路探索歷程。

改革開放以后，關于鄭和下西洋，學界與社會評價一直存在一種二律背反現象：一方面大多肯定鄭和下西洋是中國乃至世界航海史上的偉大壯舉，是海上絲綢之路發展的巔峰。另一方面則否定鄭和下西洋的意義，認為鄭和是明朝宦官，其下西洋的目的是政治上揚威，經濟上耗費巨大。作為官方海禁的代表，鄭和鎮壓民間海外貿易，遂使中國海上事業從此一蹶不振，將海洋拱手讓給西方。此外，學界更多的是將其與后來的西方大航海作比較，盛贊哥倫布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篇章，中國航海不僅相形見絀，甚至成為中國落后的濫觴。總之，研究存在的巨大分歧需要還原歷史的本來面貌，對歷史問題進行客觀的具體分析。我的問題意識由此而生。1991 年我發表第一篇相關論文《鄭和下西洋與明初海上絲綢之路——兼論鄭和遠航目的及終止原因》，出于在北京大學跟隨許大齡先生學習明史的基礎，我的切入點是中國史本身，進行史實的辨析，闡述下西洋過程中商品貨幣經濟的重要作用。此后嘗試拓寬思路，轉向社會史領域，觀察與思考以往無人關注的鄭和下西洋的社會效應，發表《鄭和下西洋與明中葉社會變遷》《從明中葉華南地區看鄭和下西洋的社會效果》，揭示鄭和下西洋與明代社會經濟的關系及其對明代社會經濟的深刻影響。

進入 21 世紀，隨著臨近 2005 年鄭和下西洋 600 周年，我有幸被聘為國家17 個部委聯合紀念鄭和下西洋 600 周年辦公室顧問。這促使我對鄭和下西洋研究進行了全面反思（《關于鄭和研究的再思考》，2003 年），發掘第一手新資料——明宣宗《御制詩》，以詩證史，揭示明朝皇帝將下西洋與張騫鑿通西域相提并論的世界觀，提出破除西方中心論框架，客觀認識東西方航海兩種模式及其意義，指明鄭和研究走向世界的大趨向及其時代意義。接著，我又全面梳理了鄭和下西洋知識傳遞的過程，追尋研究的學術傳統，指出自 1905 年“中國之新民”（梁啟超）《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開始，研究的起步不同凡響，是從舊史學走向新史學的一個標志，對于傳統史學具有突破性意義。這樣的梳理是將鄭和研究從置于中國史學發展脈絡中考察，提升到 20 世紀新史學重要分支的高度，進一步論證了鄭和研究的重要性，并從官方與民間兩條線索追蹤鄭和下西洋知識傳遞過程（《知識視野中的鄭和下西洋》，2003 年 11 月初稿，在國家相關部委主辦的紀念鄭和下西洋上海首屆學術研討會上發表）。為推動研究進一步發展，我參與編選《鄭和研究百年論文選》，并協助籌備北京大學 2004 年召開的“鄭和遠航與世界文明”學術研討會，參與編選《鄭和遠航與世界文明：紀念鄭和下西洋 600 周年論文集》。在這次學術討論會上，我提交的論文是《釋“西洋”——鄭和下西洋深遠影響的探析》。在一片盛贊鄭和下西洋偉大遠航壯舉的時候，我冷靜地認識到“西洋”概念是下西洋研究的基本問題，而此前中外史界對東西洋的界分爭議紛紜，莫衷一是，遮掩了對“西洋”本身的探究。因此，我從新的視角——語詞演變的視角考察“西洋”一詞的淵源，論證其在明初的含義及其演變，更在明初人認知的基礎上，通過概念的厘清，揭示明初人眼里“西洋”的歷史范圍和明朝人下西洋的真實目的，以及鄭和下西洋的深遠影響力；提出明代“西洋”的凸顯就是海洋的凸顯，是大陸文明到海洋文明轉換的標識。因此，下西洋不僅是對傳統的一次歷史性總結，同時也標志著一個新世紀——15 世紀海洋世紀的開端，在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義。

我在北京大學接受的優良史學傳統教育是以發掘第一手資料為基本功。鄭和本人沒有留下任何親撰文獻為后世研究參考，而隨從他下西洋的親歷者撰寫的著作，僅能見到三部，即馬歡的《瀛涯勝覽》、費信的《星槎勝覽》和鞏珍的《西洋番國志》。其中尤以通事（翻譯官）馬歡的著述最為珍貴，學術價值最高。研究發現，鞏珍的《西洋番國志》是《瀛涯勝覽》的別本，其有價值之處是書前的三通皇帝敕書。因此，從進入研究，我就開始注意收集下西洋的第一手資料——《瀛涯勝覽》存世的各種鈔本。馬歡之書反映的是明初人集體對于海外世界的認識，而不僅是其個人親歷現象的記錄。2004 年中央決定于2005 年舉辦紀念鄭和下西洋 600 周年系列活動，我作為中央 17 個部委聯合紀念鄭和下西洋 600 周年活動辦公室聘請顧問，參加了一系列學術會議與活動：在國內外發表了《釋“西洋”——鄭和下西洋深遠影響的探析》《鄭和與滿剌加——一個世界文明互動中心的和平崛起》《鄭和與滿剌加王國》等系列論文；到馬來西亞、美國巡回演講，參加相關國際會議，并出版了《明鈔本〈瀛涯勝覽〉校注》。

馬歡《瀛涯勝覽》是鄭和下西洋最重要的第一手資料，是中國古代對外交往史著名史籍之一，在國內外都產生了重大影響。1935 年馮承鈞先生根據明清刻本出版了校注本，由于馮先生去世得早，沒有修訂本，長期以來該書是《瀛涯勝覽》唯一的校注本。2005 年我出版《明鈔本〈瀛涯勝覽〉校注》，距離馮先生校注本出版已有 70 年之久。我搜集傳世明鈔本 4 種，逐條逐段地加以校勘、注釋，并在全面梳理《瀛涯勝覽》版本源流過程中，有重大突破，發現了第 5 種明鈔本，從而解決了近百年對于《瀛涯勝覽》作者和初刻本及時間等問題的學術積案，澄清了百年的誤讀，并對長期以來鄭和寶船尺度問題進行了文獻角度的澄清（《馬歡〈瀛涯勝覽〉源流考——以四種明鈔本為中心的考察》校注代序）。回首往事，我正是在深入挖掘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上，將研究進一步延伸，進入闡釋鄭和下西洋意義的新境界：“眾所周知，一部人類社會發展史，是人類從各自相對隔絕、相對閉塞的陸地走向海洋，最終融為一個整體世界的歷史。追本溯源，經濟全球化自海洋始，海洋的世紀自鄭和下西洋始。它與中國強盛的國力和極其輝煌地走在世界前列的科技水平相聯系，是中國人首次以史無前例的規模走出國門、走向海洋，與外部世界和平交往的壯舉，是中華民族的光榮與驕傲，是我們的先民對世界文明的發展做出的巨大貢獻。”（《鄭和下西洋：永恒的輝煌》，2005 年）我首次指出一個整體的世界在海上誕生，功業堪與張騫鑿空相媲美的鄭和下西洋從海上貫通了陸海絲綢之路，是人類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拉開了全球史的序幕（《從“西域”到“西洋”——鄭和遠航與人類文明史的重大轉折》，《河北學刊》2005 年第 1 期）。在 2005 年國家組織活動紀念鄭和下西洋 600 周年這一年，我撰寫發表了系列論文：《明鈔本〈瀛涯勝覽〉與鄭和寶船尺度》《傳播中華文明的偉大使者——紀念鄭和下西洋600 周年》《明內府鈔本〈奉天命三保下西洋〉雜劇淺探——兼及明朝人的下西洋理念》《鄭和下西洋研究百年回眸》《鄭和與滿剌加——一個世界文明互動中心的和平崛起》《明代鄭和的塑像——福建長樂顯應宮出土彩塑再探》《鄭和下西洋研究又有重大發現——馬歡〈瀛涯勝覽〉兩卷本》《鄭和下西洋與中外物產交流——以馬歡〈瀛涯勝覽〉為中心的探析》等。

在 2004 年 11 月“中外關系史百年學術回顧與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后發表，題名《鄭和下西洋研究百年回眸》，2005 年）中，我提出：“百年來，中國經歷了巨大的變化與發展，鄭和下西洋研究負載的一直是中國在世界中的定位問題，與中國命運緊密相連。唯其如此，鄭和下西洋研究才與高揚愛國主義精神和傳統民族精神緊密聯系在一起，吸引了眾多學者的關注，而且也將引起更多具有愛國熱忱和社會責任感的學人投入。另外，與中國史學發展同步，史學高度綜合與高度分化相結合的趨勢，在鄭和研究上凸顯，特別是成為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知識共享相互結合的平臺，對鄭和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新世紀在理論、方法和史料上都將是一個突破發展的新時期。在認真回顧學術史的基礎上，我們將繼承和發揚老一輩學人的優秀史學傳統，迎接鄭和研究新高潮的到來。”而《鄭和下西洋終止相關史實考辨》（2005 年）一文，是在以往探討的基礎上，加強實證研究，進一步對學界關于下西洋及其終止原因的誤解加以澄清。《鄭和與滿剌加——一個世界文明互動中心的和平崛起》，是在受邀于馬來西亞四地進行巡回講座和參加吉隆坡鄭和國際研討會提交的成果，此文首次以中文與葡萄牙文第一手資料相結合，論證鄭和與滿剌加（即今天的馬六甲）的關系及其對世界的重大影響，并提升到世界文明互動的高度闡釋下西洋的重要作用，是對鄭和研究的一個延展和推進。

在 21 世紀國家紀念鄭和下西洋 600 周年以后，我提出“整體絲綢之路”的概念，將研究轉向對整體絲綢之路和中國文明與世界文明的研究，代表性論文是《鄭和下西洋：異文化、人群與文明交融》。這是2010 年參加馬來西亞馬六甲“首屆國際鄭和研討會”時提交的論文。文章首先從鄭和其人是元朝以來外來民族與異文化在中國本土融合的一個縮影出發，論證了鄭和的家世與他的才能，更重要的是指出了他的職任“為內官監太監”（《明代內官第一署變動考——以鄭和下西洋為視角》，2010 年），推斷鄭和是推動下西洋決策的人物之一，下西洋統帥似乎非鄭和莫屬，由此生成了中國史上史無前例的大規模航海活動。其次，根據《瀛涯勝覽》第一手資料的記載，闡釋下西洋對于古代陸海絲綢之路全面貫通的意義，從人類文明發展的物質文明層面對話與交流，以及精神文明層面傳播與交匯展開論述，全面展現了 15 世紀初整體絲綢之路發展的特征。最后結論指出：“中國歷史上外來民族與本土民族的大融合，在魏晉到唐是一大高潮期，從元到明是又一大高潮期。人群的遷徙是文化移植和融合的前提與基礎，正是民族遷徙與融合引發了異文化融合或者說文明交融的高潮。就此而言，下西洋既是一個文明交融的過程，也是一個文明交融的結果。”相關探討還有《整體絲綢之路視野下的鄭和下西洋》《鄭和下西洋：文化的融合與會通》《多重文化視域下的鄭和》《海上絲綢之路：跨文明的對話與合作》等。2014 年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舉辦的“走向多元文化的全球史——鄭和下西洋（1405—1433）及自古以來中國和印度洋世界的關系”國際研討會，給了我重要啟示。在以往對“西洋”語詞研究的基礎上，我進一步開掘《瀛涯勝覽》第一手資料，在會上發表《鄭和七下“那沒黎洋”——印度洋》一文，對馬歡原始資料的開掘，使我豁然開朗，轉而從印度洋尋找中國與世界關系的歷史軌跡，推動研究進入了新境界。通過細致的實證研究，揭示在親歷下西洋的馬歡筆下，明初人所認識的西洋具體指向“那沒黎洋”，即后來被稱為印度洋的海域，開辟了一個印度洋航海實踐和認識的新紀元。文章繼而特別指出，在百年以來的研究中，鮮見有將鄭和下西洋的“西洋”就是印度洋的概念突出出來，即把下印度洋作為一個整體來探討的。學界在中國與東南亞關系、中國與南亞關系、中國與西亞關系、中國與東非關系等方面，均有相當豐碩的研究成果，而作為鄭和航海時代一個整體的印度洋卻被極大地忽視了，應該加大對該領域的研究力度。其后圍繞印度洋整體我發表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明代中國國際秩序的演繹》，該文聚焦明初以“不征”作為對外關系基本國策，從建國之初就萌生了新的國際秩序思想；從農耕大國向海洋大國崛起的走勢和鄭和七下印度洋形成的國際秩序，是明代中國對元朝崩潰后快速變化的印度洋世界的應對對策；指出 15 世紀初印度洋國際關系的演變過程是明代中國不斷推行和實施其國際秩序思想的過程，集中體現在鄭和七下印度洋全面貫通了古代陸海絲綢之路，建立了新的國際秩序，形成了區域合作機制的過程。該文為區域史研究走向全球史做出了重要鋪墊，我還嘗試為 15 世紀初明代中國對外關系建立一個宏觀的分析框架。《十五世紀印度洋國際體系的建構——以明代“下西洋”親歷者記述為線索》一文指出，西方印度洋史與國際關系體系的研究長期以來極為忽視明代中國鄭和在印度洋的活動。此文突破了西方的霸權話語，揭示了鄭和下西洋是中國古代史無前例的海洋導向，其不僅在印度洋沿岸形成了統一政權國家興起和發展的趨勢，也開啟了構建一個新的國際體系的歷史進程。明朝以“共享太平之福”為宗旨的國際秩序思想，適應了區域內各國的共同需要，維護了海道清寧、人民安業，也維護了人類文明的多樣性；而與各國公平交易、互惠互利，推動了區域國際貿易的活躍發展，實際上起了一種區域整合作用。重新解讀朝貢體系，實證下西洋在印度洋建構起一個在合作共享基礎上的新的國際體系，并為全球一體化誕生于海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018 年我出版了《明本〈瀛涯勝覽〉校注》一書。該書是在 2005 年《明鈔本〈瀛涯勝覽〉校注》出版 10 年后，全面匯集、考證迄今傳世的明清鈔刻本與民國以后 27 種版本的基礎上，形成的《瀛涯勝覽》集大成校注本。該書全面系統地考察了現存諸本的版本特征，厘清了鈔本與刻本之間的關系，梳理了《瀛涯勝覽》一書的流傳與遞藏軌跡（《明代馬歡〈瀛涯勝覽〉版本考》）。

自 2005 年隨中國代表團參加第 20 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獲得西方全球史研究的最新前沿動態后，我開始自覺地以全球史視野拓展明代中國與世界互動關系研究。近年在這方面先后發表《從〈鄭和錫蘭布施碑〉看海上絲綢之路上的文化共生》（2018 年）、《全球史視野下的鄭和下西洋》（2019 年）等論文。《從印度洋時代向太平洋時代的轉型：基于明代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的考察》（2019 年）一文，將以往的研究進一步融會，聚焦闡釋明代中國與滿剌加王國建立新型國際互動關系，認為滿剌加王國興起于印度洋與太平洋咽喉之地，對于世界格局從印度洋時代向太平洋時代轉型有重要的歷史作用。《馬六甲海峽崛起的歷史邏輯——鄭和七下西洋七至滿剌加考實》（2019 年）一文，則詳細考證了鄭和七下西洋七次到達滿剌加的史實，澄清了迄今中國與馬來西亞兩國都存在的鄭和五次到達滿剌加的誤解，凸顯了鄭和對馬六甲海峽崛起的重要作用。《明代中國與爪哇的歷史記憶——基于全球史的視野》（2020 年）一文，選取中外史學界鮮少關注的爪哇井里汶，探究地名與港口定位、鄭和下西洋與當地關系、蘇南·古農·查迪與“中國公主”王珍娘的故事，并由此追尋爪哇自東向西從廚閩、錦石、泗水，到三寶壟、井里汶、萬丹、雅加達的港口發展演變史的脈絡，以期有助于提高對早期全球化歷史面貌的認知。該文指出這些變化均在西方人到達前發生，對以往過分強調西方大航海影響的觀點應該加以修正。

本書是我 30 多年對于鄭和下西洋研究爬梳史料辛勤耕耘的部分成果，是學習與探索的一份還不夠圓滿的答卷。當我進入這個國際性大課題的時候，百年以來學界對于這一領域已經有了非常深厚的學術積累，但大多數研究仍然停留在回顧史實、闡發精神的層面，實證研究仍有不足；而長期以來以西方大航海歷史經驗為標準，對于中國的大航海多有否定之詞。在方法論上，研究實際上有一個學術突破的問題，擺在我面前的問題是：鄭和下西洋的整體特征以及這些特征與中國古代中外關系體系之間存在怎樣的聯系？這種聯系與古代中國絲綢之路的發展有怎樣的關系，與世界歷史發展進程之間又有著怎樣的關系？我認為，此前從來沒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并嘗試去回答。我依循通事馬歡的記載尋繹鄭和下西洋的真實理念與實踐全過程，探究先后整整 28 年間的航海活動背后有著怎樣的歷史內在邏輯，在海上巡回往復的特性何在，發現此前從未有人全面論證明初人的“西洋”概念，以及“西洋”在明初人認知中的具體范圍。明朝人以自己的認知去看待海外世界，明朝人理念中的“西洋”，即今天的印度洋，揭示出實際上明初人的中國與整體印度洋世界關系的概念，那么我們將鄭和下西洋作為一個整體研究就是可能的，從而使得鄭和下西洋的整體結構特征凸顯了出來。

基于第一手資料的整理與研究，我曾提出明朝以“不征”為特征的外交模式是史無前例的。鄭和下西洋處于中國的大航海時代，今天的印度洋，是明朝人一個已然熟知的海外世界，在我首次發掘的明宣宗《御制詩》中，清楚地表明了明朝人“極天際地”的世界觀。在 28 年間，在西洋連接西域的認知理念下，鄭和代表明朝在印度洋區域與各國展開交流互動。跟隨明朝人走向海洋世界的“宏大敘事”，展現明朝人的眼界，定位于明朝人在印度洋整體區域的航海活動，我提出明代中國國家航海的概念。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明代國家大規模航海，史無前例地反映了中國從農業大國向海洋大國轉型的強勁態勢。鄭和下西洋最重要的意義是從海上貫通了陸海絲綢之路，揭示了當時明朝人是從“那沒黎洋”認識今天被稱為印度洋的廣闊海域，并將航海活動擴大至印度洋的整體區域，并指出實際上以印度洋為軸心，明朝建立起了一個全新的國際體系。因此，我們今天的研究不應割裂為中國與東南亞關系、與南亞關系、與阿拉伯地區關系、與非洲關系等，而應沖破亞洲，深入了解明朝人對整體印度洋的認知，展現鄭和下西洋對于世界格局從區域到全球發展的重要貢獻；突破西方國際體系研究的霸權話語，反思對于明朝朝貢體系的傳統主流觀點，探索明朝中國外交的特殊形態，揭示明朝對外關系轉變的內在歷史邏輯；指出下西洋以后，中國從西太平洋到印度洋，建立起了一個整體絲綢之路的大格局，是對從區域史到全球史的重大貢獻；對于鄭和與滿剌加王國崛起的關系，不僅以鄭和時代親歷者的記述與后鄭和時代葡萄牙親歷者的文獻記載相結合，復原 15 世紀的歷史原貌，而且對時代發展的過程進行歷史性長時段的分析與解釋，闡釋兩大洋連接咽喉之地的滿剌加王國的興起；不僅將絲綢之路的軸心轉移到海上，為全球化誕生于海上奠定了重要的基礎，而且將幾千年東西方交往重心從亞歐大陸不可逆轉地轉移到海上，同時也引領了印度洋回歸太平洋的世界發展趨勢。由此，一個整體的全球史自海上呼之欲出，明代中國的大航海拉開了全球史序幕。進一步探討，鄭和下西洋不僅在中國內部，而且在遠航的廣袤地域，均產生了意義深遠的重要影響，是中國對于人類歷史發展進程的重大貢獻。歷史的不斷探求不僅是一個學術過程，而且是在知識領域構建話語權的過程，這里的研究為補充學界一直以來缺乏的古代絲綢之路完整的體系構建和體系化的話語系統建構，做出了綿薄貢獻。

最后的 5 篇外文論文基本上是在國際會議的發言稿，發表在英國、日本、馬來西亞、德國等地刊物與論文集，在此衷心感謝幫助刊發的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教授、美國明史學會第一任會長范德（Edward L. Farmer）與譯者日本關西大學松浦章教授，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陳忠平教授，馬來西亞新紀元大學文平強（Voon Phin Keong）教授，德國波恩大學廉亞明（Ralph Kauz）教授。

不言而喻，30 多年來，我的工作主要是從文獻出發的研究，感到遺憾的是我也曾經計劃開展社會調查，特別是海外遺跡的考察，我認為那將開啟鄭和下西洋研究新的發展階段，不料先為馬航事件，后為新冠疫情所阻。因此，我只能先將自己30多年爬梳整理文獻史料的研究論稿結集呈現在這里。需要說明的是，沿著個人學術理路的發展，其中論文是陸續發表的，思路與論證在原有研究基礎上延伸，所以若干論文之間有著密切關聯，一些內容難免重疊，是原來已形成的；為了不影響全篇的完整，故除個別篇發現明顯錯誤而略加改動外，其余均保持了發表時的原貌，尚祈讀者見諒。在此我要衷心地感謝多年以來對我的研究工作給予鼓勵與支持的師友，感謝科學出版社編輯的辛勤工作。由于論稿篇幅較大，編輯團隊逐一核對引文，審讀全書，組織英文、日文的外審及編繪鄭和七下西洋航線圖，兢兢業業，并讓我的一篇新作《何以全球化：明代中國與世界》列入此書。至于論稿中掛一漏萬和存在的不足，敬請讀者批評指正。

萬 明

2024 年底

于北京萬壽秀廬

本文為《明代中國的大航海——鄭和下西洋論稿》（萬明著. 北京 : 科學出版社, 2024. 12）一書“自序：不懈的追求”，有刪減修改，標題為編者所加。

審圖號：GS（2024）5099 號

ISBN 978-7-03-079262-4

責任編輯：李春伶 李秉乾

鄭和下西洋集中反映了明代中國在古代絲綢之路上達到的新高度，成為人類航海史上的巔峰時代。本書作者長期耕耘明史，在經濟史、中外關系史等領域卓有建樹。本書將作者在鄭和下西洋領域30 多年爬梳整理文獻史料的研究論稿結集展現，以饗讀者。論稿收錄中文 40 篇，外文5 篇。其中中文論稿分為史實考析、回眸思考、史料開掘、意義闡釋、文化視域、全球視野六部分，外文論稿另附其后。

本書適合對明史、中外關系史、鄭和下西洋相關研究感興趣的讀者閱讀。

（本文編輯：劉四旦）

一起閱讀科學!

科學出版社│微信ID：sciencepress-cspm

專業品質 學術價值

原創好讀 科學品位

科學出版社視頻號

硬核有料 視聽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