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他本該死在婁山關。

他的名字從紅軍編制中消失，檔案上寫的是“犧牲”。

可十五年后，他自己寫信告訴組織：我還活著。

——《壹》——

他不是“活著”，是“漏網”的

孔憲權，貧農出身，天冷沒棉衣，飯是地瓜秧混谷糠，他的命值幾個銅板，可他偏不信命，1928年，他17歲，拿著鋤頭跟著村里赤衛隊去“打土豪”。

他打得狠，手不抖，到1930年，他已經成了紅三軍團的一名老兵。

那年他剛20歲，槍比他還高，走一百里夜路不帶喘氣，打仗，他往前沖，別人趴下，他站著，一次剿匪，炸藥包炸飛了，他人還在山頭上嚷嚷：“沖！”

身上帶著傷，衣服破成布條，能扯下來當繃帶。

他的命硬，戰友私下叫他“程咬金”，意思是死不了，1932年，黃克誠介紹他入黨，組織信得過他，派他當營指導員。

他不識多少字，但罵人兇，帶兵狠，打仗命大，士兵聽他的。

他沒有笑容，只有仇，仇富、仇欺壓、仇背叛，他骨頭里寫的，就是斗，1935年，貴州，婁山關，雪夜，山路，敵人機槍陣地就在上頭。

命令是，突擊，孔憲權帶隊。

他拄著槍，帶著突擊隊往前摸，他知道這不是打，是拼，能回來幾個，沒人敢說，敵人火力點在指揮所，他得沖過去。

沖到一半，敵人開火，他腿一沉，整個人跪了下去。

槍聲停了，他的腿不聽使喚了，左腿，大腿跟到胯骨，中了六槍，血流了一地，隊員拖著他往后撤，他躺在雪里，咬破舌頭都沒出聲。

怕暴露位置，他以為自己完了，可沒死。

部隊走了，長征開始，他卻被留下了，黔西縣，有個姓宋的地主，愿意“照顧”，組織給了宋家300塊大洋，交代一句話：“救命要緊。”

他知道，這一別，可能就斷了。

——《貳》——

掉出隊伍以后，沒人找他

腿養了半年，不能走，后來好些了，也只能一拐一拐，左腿比右腿短了一寸多，走路像鴨子，他想走，宋財主卻不讓。

“你走了，紅軍回來要問我，我怎么辦？”宋說。

孔憲權不信邪，半夜翻墻逃走，那是1936年，他一路往北，想去找部隊，但路沒了，線也斷了，政權換了，誰也不敢認紅軍。

他改名，不說話，跑到遵義楓香鎮，找不到紅軍，也不敢問。

他沒文化，當不了教書匠，胯腿壞了，干不了重活，他挑擔做貨郎，賣針線、賣糖塊、賣火柴，鎮上人說他是“外來的跛腳貨郎”。

他不說自己過去的事，只賣東西。

晚上借屋子住，飯是冷飯，冬天裹破毯子睡地上，沒人知道他是誰，兩年后，他改行做泥瓦匠，做磚墻、抹灰、修灶臺。

跛著腿，拎著工具箱，走村串戶。

力氣不大，手藝不錯，人家叫他“跛腳瓦匠”，有一次他摔了，從屋頂上滑下來，躺了一周，有人來探望，說他像紅軍，他只是笑。

再后來，村里來了麻風病人，他不怕，給病人修屋。

有人說他是“活著的紅軍菩薩”，說他身上有紅軍的香火氣，他不說自己是紅軍，但從不否認，有老人問他，“你是不是長征掉隊的？”

他搖頭，但眼圈紅了，別人當他啞巴，他認了。

他試過聯系部隊，試過去找老百姓幫忙，試過去寫信，試過攔軍車問人，可沒人信，“我真是紅軍，紅三軍團的。”

“我以前是黃克誠介紹的。”

沒人信，誰見過紅軍是這個樣子？破布衣服、跛腳，有士兵把他當瘋子，有人把他轟走，十五年，他沒離開過遵義附近，他怕再走遠，就永遠回不去了。

——《叁》——

十五年后，他“復活”了

1950年，報紙救了他，遵義街頭，孔憲權撿到一張舊報紙，角落里有一條小新聞，寫著：貴州軍區司令員楊勇、政委蘇振華到遵義視察。

他蹲在街頭發抖，他記得楊勇，也記得黃克誠。

那一刻，他覺得他可以“活回來”了，他找來紙，寫了一封信，沒有正式格式，也不懂稱呼。

他只寫：“我是紅三軍團的孔憲權，婁山關戰斗中受重傷，后被組織留下養傷，現仍健在，請查明情況，還我身份。”

他不確定信能送到，但他賭。

這是十五年里，他第一次喊出“我還活著”，一周后，有人騎馬找上門，不是鎮干部，是部隊，軍車直接停在鎮口。

穿軍裝的人走進他破屋，他愣著。

他以為，是來抓他的，士兵問他：“你是孔憲權？”他點頭，士兵站直了身，敬了個軍禮：“司令員派我們來接您，歡迎你回家。”

他沒說話，眼淚一直掉，那一刻他才知道，十五年，他不是“死了”，只是“等太久了”。

——《肆》——

他回來后，不再是“跛腳瓦匠”

很快，他被安排進遵義縣第七區政府，當副區長，不是做樣子，而是真干事，他不會寫字，就每天背文件，聽政策，實地跑。

他一拐一拐，拄著拐杖跑鄉下，一天能走十里地。

老百姓看到他還穿那件舊軍裝，叫他“老紅軍副區長”，1952年，貴州省成立“遵義會議紀念館籌委會”，他被調走，成了秘書。

他一開始不想去，他說他不懂文物。

有人告訴他：“你不是為了文物，是為了紅軍。”他去了，他一個一個地找，找當年紅軍落腳的村寨，找老百姓，找舊衣服、槍、手榴彈、筆記本。

誰說“紅軍來過”，他就過去，三年時間，走了十幾個縣，翻山越嶺，找回來1286件文物。

他哭過，因為這些東西不是文物，是革命的命根子，1955年，遵義會議紀念館正式開放，他被任命為第一任館長。

沒人比他更合適，因為別人口中講的是紅軍的故事，他講的是自己的命。

他不演講，他只帶人看，他說：“這槍，是我當年扛過的，你們摸摸，沉不沉？”他寫了一本小冊子：《紅軍長征在貴州》。

字不多，全是他記的、問的、聽的。

有人來采訪他，他從不提自己受過多大苦，只說一句：“紅軍不是從書上來的，是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

1988年，他病重，老戰友來看望他，他去世后，全國七大軍區發來唁電，館里把他的照片掛在正廳，一張穿著舊軍裝、拄著拐杖的黑白照。

他沒笑，但眼神里全是火，歷史有時候不靠筆寫，靠活下來的人記。

他沒留下豪言壯語，只有一條命、一條腿、一口氣，撐了下來，這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