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0月，西北野戰軍彭老總的司令部，在陜北馬蹄溝遭敵空襲，所幸是有驚無險；考慮到之前華東野戰軍司令部，也曾在坦埠遇敵機轟炸，軍委嚴令各野戰軍領導機關，必須加強保密工作，周副主席還特別要求，各野戰軍主要軍事首長全面啟用代號，以防敵監聽和偵查！

（紅軍時期的譚政）

不久以后，東北民主聯軍正式改稱“東北人民解放軍”，重組后的領導機關，認真貫徹了軍委的這一指示。當時的東北人民解放軍，區分為“東北軍區”和“東北野戰軍”兩大部分，但是領導機關暫未拆分，只是首長們的分工有所不同。

其中軍區司令員兼政委林總、第一副政委羅帥和參謀長劉亞樓，主要負責前方作戰和野戰軍指揮，戰爭年代，這顯然是頭等重要的工作，因此分別啟用了101、102、103的“首長代號”，至于其他分管黨政以及軍區工作的首長，并未使用代號。

也沒這個必要，軍區工作主要是領導地方部隊，以及二線兵團（獨立團、獨立師）的編訓等。至1948年8月間，在確立了遼沈戰役的決心之后，根據軍委“靠前指揮”的建議，才從軍區機關抽調精兵強將，正式組建東北野戰軍司令部。

（東野103）

“野司”以林總兼司令員、羅帥兼政委、劉亞樓兼任參謀長，也就是之前指揮野戰軍和作戰的三位首長，因此首長代號沒有變化，一直沿用了下來，注意野司各首長的職務，都是以“軍區首長”的身份兼任的，只是細節稍有變化。

與此同時，東北軍區政治部主任譚政，也兼任了野戰軍政治部主任，許多歷史文章介紹代號為“104”，可惜暫無相關資料佐證，尤為常見的一種說法是：由于譚政將軍資歷非常深厚，軍委給東野電文的抬頭，本來都是“林羅譚劉”。

只因個性鮮明的劉參謀長，每每在電報中堅持落款為“林羅劉譚”，如此時間長了，性格寬厚的譚政主任干脆通知有關部門，以后電文中就不要注上他的名字了，于是有了“林羅劉”，好像劉參謀長“爭座次”一般，事實果真如此嗎？

《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史》截圖，排名清晰可見

一、劉亞樓是東野絕對的“三號首長”

戰爭年代，我軍“司令部首長”的排名中，參謀長的座次，必然只在軍政主官、副司令員和副政委之后，而在這一點上，東北野戰軍的情況是比較特殊的，跟同期的其他野戰軍截然不同。

眾所周知，西北野戰軍的司令員兼政委，是由彭老總“軍政一肩挑”，參謀長之上，還有張宗遜和趙壽山兩位副司令員；華東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是陳老總，其下也有副司令員粟裕和副政委譚震林。

至于中原野戰軍，在劉司令和鄧政委以下，還有副司令員陳毅、李先念和副政委張際春，因此在這三大野戰軍中，參謀長都不是“三號首長”，比如中野的前身“晉冀魯豫野戰軍”，剛剛成立時的首長名單是：

劉司令員、鄧政委、李副司令員、張副政委、李參謀長（徐帥后任軍區副司令員），劉鄧的首長代號分別是一號、二號，而參謀長李達的代號只能是“五號”，畢竟前面有副司令員和副政委呢，建國后二野官兵也都常提起“老五號首長”。

東北軍區和東北野戰軍的領導機關在沒有分拆之前，軍區司令部統一指揮著百萬大軍，首長名單是健全而復雜的，既有副司令員也有副政委，排名都在參謀長之前，比如1948年春，軍委在關于打長春的回電中，抬頭是“林羅高陳李劉譚”。

說明劉亞樓在軍區首長名單里的排名，只是第六位，需要指出的是，政治部主任卻一定在參謀長之后，注意政治部譚主任的排名是第七！換句話說，即便是在軍區機關的排名，劉參謀長也在譚主任之前。

而在單獨成立東北野戰軍司令部時，主打一個“精干高效”，沒有搞得太復雜，因此只設司令員、政委（由軍區副政委兼）、參謀長、政治部主任，并未任命野戰軍的副司令員、副政委，那么毫無疑問，劉亞樓參謀長就是東北野戰軍的“三號首長”！

（注意排名）

既然是三號首長，那么不僅首長代號一定是103，從此以后，在關于作戰的往來電文中，抬頭或落款均應為“林羅劉”或者“林羅劉譚”，不可能出現譚前劉后的情況，這是有違軍事和歷史常識的。

當時作戰為第一要務，東野的戰役謀劃和作戰命令，主要由“林羅劉”包辦，政治部主任則是在政委的領導下，專門負責政治思想工作，除非重大戰役的政治動員令，政治部主任一般也不會在命令上簽字。

戰時一切從簡，因此在軍委致東野司令部的日常電文中，抬頭寫為“林羅劉譚”是極其少見的，更不可能寫作“林羅譚劉”！這跟淮海戰役期間，軍委致華野電文經常性稱謂“粟陳張”，是同樣的道理。

因此網絡上流傳關于譚政“謙讓座次”的說法，是毫無根據的，無論是軍區還是野戰軍的首長排名，劉參謀長都在譚主任之前，其他野戰軍的政治部主任，除非是副政委兼任者，也沒有一個排名在參謀長之前！

（林羅劉是常態）

二、劉亞樓更受林羅首長器重

著重說明一下，譚政從未擔任過東北野戰軍的副政委，而是1949年3月以后，在東野整編為四野之后，才正式被任命為野戰軍副政委，此時四野領導班子已經大調整，不再是“林羅劉”三巨頭的格局了。

客觀來說，劉亞樓參加革命的時間，確實要略晚于譚政，而且譚政將軍在井岡山時期，還曾擔任毛主席的首任秘書，但是劉亞樓在紅軍時期的職務，晉升那是非常迅速的，至長征前夕的1933年底：

在紅一軍團戰斗序列內，紅1師師長是李聚奎、政委是譚政；而紅2師師長是陳光、政委是劉亞樓，劉、譚皆是紅軍主力師的政委。劉亞樓赴蘇學習之前，曾任抗大教育長，協助林校長的工作，配合更是比較默契。

（紅軍時期的譚政）

注意劉亞樓和譚政，都不是東北我軍初期的主要首長，而是1946年以后“空降”而來，劉亞樓是在大連與羅政委邂逅，旋被舉薦到“東總”任職，林總不僅親自迎接，還與羅政委聯名電請軍委，任命劉亞樓為東北民主聯軍參謀長。

譚政也是1946年從延安到達東北的，而之前東北人民自治軍、東北民主聯軍的政治部主任，是同樣參加過秋收起義的陳正人同志，直到1946年5月，陳正人調任吉林省委書記，譚政才接手了政治部主任一職，跟劉參謀長的任職時間大致相同。

此時的東北我軍，剛剛經歷了四平之敗，軍事形勢嚴重惡化，打仗和打好仗才是重中之重，因此在羅政委沒有回國之前，劉亞樓成為林總的主要軍事助手，深得倚重和信任，這方面的軼事很多，無需贅述。

（陳正人）

東北戰場轉入戰略反攻之后，在司令部建設、部隊正規化建設和作戰指揮等領域，劉亞樓成為林羅首長不可或缺的首席幕僚長，正式奠定了野戰軍三號首長的地位，軍委和毛主席的作戰電文，至此基本寫作“林羅劉”。

遼沈戰役之后，東北野戰軍大舉入關，譚政主任親自起草了《目前作戰的政工動員》的政治命令，以野戰軍司令部的名義下發各部隊，而文件的首長署名順序正是“林羅劉譚”，這份文件的歷史記錄，在戰史文獻中很容易查到。

平津戰役期間，劉亞樓更是以參謀長的身份，直接出任天津前線指揮員，統一指揮六個縱隊（含炮縱）34萬大軍的作戰，兵力規模遠遠超過一個兵團，某種意義上，這是按野戰軍副職來使用的，足見林羅首長的器重！

（四野政委鄧子恢和副政委譚政）

三、首長排名和軍銜沒有直接關系

1955年的全軍大授銜，是一次資歷、功績和職務的綜合考量，而解放戰爭時期擔任的職務，只是其中的部分因素，因此不少職務排名靠后的將領，軍銜反而要超過這一時期的上級，這是正常現象。

比如二野，第四兵團司令員陳賡授大將銜，而參謀長李達只是上將軍銜；比如一野，第二兵團司令員許光達授大將銜、第一兵團司令員王震授上將銜，而參謀長閻揆要僅授中將銜，其中涉及到方方方面的因素。

再比如三野，四個兵團司令員均授上將銜，而參謀長張震也只授了中將銜，這種職務和軍銜未必同步的情況，受限于將領參加革命的時間、紅軍時期和抗戰時期的職務等等條件，況且在戰爭年代，我軍將領的銜級劃分還沒有那么清晰。

（劉亞樓）

必須說清楚，軍銜那是建國以后授予的，不完全代表解放戰爭時期的職務高低，也沒有直接聯系，張震參謀長代表三野司令部下達的命令，難道四個兵團司令員就不執行了嗎？沒有這個道理。

四野第一參謀長蕭克，授上將銜；第十四兵團司令員劉亞樓，授上將銜；副政委譚政卻授了大將銜，這跟解放戰爭時期的職務排名，沒有必然的聯系，還是那句話，解放戰爭時期的職務，只是評銜參考的部分因素。

說到具體原因，一方面是譚政主任，成為了我軍政工戰線的大將代表；另一方面是劉亞樓參謀長，畢竟基本缺席了抗日戰爭，期間赴蘇學習，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軍銜的評定，這都是客觀存在的事實。

（遼沈戰役期間的林羅劉）

再如東北野戰軍第十一縱隊司令員賀晉年，授少將軍銜，而政委陳仁麒為開國中將；第十二縱隊司令員鐘偉授少將軍銜，政委袁升平也是開國中將，難道遼沈戰役期間，野司電令要把政委的名字寫在前頭？

因此，用建國以后的軍銜高低，來倒推戰爭年代的職務排名，是不專業和不嚴謹的，劉亞樓參謀長作為東野的三號首長，仍然有權給兵團司令員蕭勁光、兵團政委黃克誠，下達作戰命令，兩位也都是開國大將。

東野好幾位縱隊司令員后來都是開國上將，饒是如此，戰場上在電話里聽到“雷公爺”的咆哮，他們也得心頭一顫，圍殲廖兵團時六縱曾一度失聯，正是劉亞樓嚷嚷著要“槍斃”縱隊司令，“103”那可不是白叫的！

（譚政大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