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登陸艇離去時，海水變成了猩紅色。高秉涵站在船艙蓋子上，那里到處是人，甚至連蹲下的空間也沒有，空氣中飄蕩著“火藥和血的味道”。漂落到了大海的另一邊，再也見不到自己的母親。但是，當時的他甚至不知道那樣一個充滿訣別意味的清晨，究竟是哪一日。數十年后，他在圖書館翻查史料，才發現自己乘坐的是那一年由廈門駛往臺灣的最后一班船。日期：1949年10月16日。僅僅就在半個月之前，在遙遠的北京，一個新的共和國成立了。

本文轉自《中青報.冰點》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天蒼蒼，野茫茫，山之上，國有殤。——于右任《望大陸》

高秉涵瘦削的手臂中抱著一個泛著青白色光的骨灰壇。他站在村子的西頭，仔細地回憶骨灰主人生前的心愿。

高秉涵律師

臨終前，那個在臺灣孤零零大半輩子的老兵囑咐高秉涵，一定要將自己的骨灰送回老家山東菏澤定陶縣，撒在“村西頭一華里處的一棵槐樹下”。

“那塊地就是我的。”老兵驕傲地說。

可是當高秉涵從臺灣來到這個小小的村莊時，卻發現根本找不到讓老兵念叨了一輩子的老槐樹。時間帶走了老兵的生命，也帶走了槐樹。最終，他只得在一群圍觀者懷疑的眼神中，打開骨灰壇，將白色的骨灰撒向一片玉米地，“老哥，你落葉歸根了，安息吧。”

44公斤的老人和57壇骨灰

在臺灣生活長達61年的菏澤人高秉涵清楚地知道，對那些大半生住在海島上的“外省人”來說，這條通往家鄉的路意味著什么。

“沒有不想家的。”這幾乎是侯愛芝所能講出的最長的句子。這位80多歲的菏澤老人住在臺北，離家已有60多年了。從她臉上深深的皺紋和褐色的老年斑中，難以看出那段留在故鄉的青春。

她偏癱了，半邊身體不能動彈，語言能力也喪失了大半。她只能終日坐在一把木椅上。“想家。”老人有時會努力地擠出這兩個字，眼里滲出渾濁的淚水。

另一位菏澤同鄉是一個83歲的老兵。他患上了老年癡呆癥，無法出遠門，但兩岸通航后，卻總是念叨著要回老家看看。兒子用輪椅推著他來到機場，當看見即將啟程的老鄉們時，他像個孩子一樣興奮地叫起來：“回家了，我要回家了。”兒子推著他在機場轉了幾圈，又把他抱上了返回臺北的汽車。老人一直幸福地望著窗外，他真的以為自己就要踏上歸途。

高秉涵說，對于這些在臺灣生活了大半輩子的老人，回家，就是天大的事。正因為如此，他想盡一切辦法幫助同鄉們完成回家的夢想。而許多菏澤同鄉，也安心地將自己人生最后的希望交到他的手上。

他甚至成為一些同鄉戶籍卡上的緊急聯絡人。有好幾次，他被緊急叫到醫院，彌留的同鄉只有一個請求，讓他把自己的骨灰送回菏澤老家。“我說好，你放心。他們就吧嗒吧嗒地落淚，然后就走了。”高秉涵低聲回憶道。

去世的老鄉越來越多，高秉涵背負的囑托也越來越重。自從1992年他帶著第一壇同鄉的骨灰回到山東，至今，已有57壇。

對這個身高175厘米、體重卻只有44公斤的老人來說，這絕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情。這些骨灰壇由青白色大理石制成，每一個都重達10公斤。為了不出差錯，高秉涵一次最多只能往回帶4壇。每次臨近返鄉，他都要跑到花蓮、宜蘭等地的軍人公墓，將等待回鄉的骨灰壇接走。

一年夏天，他從臺北趕去花蓮的軍人公墓辦理骨灰遷移手續。沒料想，臺風來得突然，傾盆大雨從天而降，下山的橋被洪水攔腰沖斷，他抱著冰冷的骨灰壇躲在空無一人的墓地。雨下得大了，“渾身就像泡在水里”。他發現附近為死去的“有錢軍人”修建的涼亭，便捧著骨灰壇在亭子里蹲了一整夜，直到第二天才被直升機救出。

家人并不同意老人的行動，“沒有誰愿意家里擺著好幾壇外人的骨灰”。為此，他不得不將骨灰擺進地下室，而自己就睡在一旁，借此安慰子女，“有我陪著這些老哥，他們的鬼魂就算回來，也不會去找你們的”。

把骨灰從臺北帶回山東是個極其艱難的過程。這些被密封起來的骨灰壇，常常被誤認有“藏毒的嫌疑”，高秉涵必須通過繁瑣復雜的安檢程序。并且，因為害怕骨灰壇摔碎，他從來不敢托運。即便帶上飛機，他也只能小心地抱著，生怕空乘人員和周圍的乘客發現。

他曾經因為要照顧同行的另外一位老人，在海關遺失了一壇骨灰，也曾經因為沒拿穩，把骨灰壇摔碎。但是最終，他還是把這些骨灰送回了那些逝者們生前無法回到的故鄉。

只要還有一個人要回家，我就陪著他們

在臺灣，200多個從菏澤一路歷經戰火和逃難來到這里的人組成了“菏澤旅臺同鄉會”。高秉涵因為來臺時年齡最小，在同鄉會里也最年輕，被推選為會長。

對他來說，會里的每一個同鄉都是他的父兄、母姐。他堅持每年清明或中秋陪著想要回家的同鄉一道返鄉，“我答應過他們，只要還有一個人要回家，我就陪著他們一起回來。”

說這話的時候，高秉涵似乎已經完全忘記，自己也是一位75歲的老人了。

其實，菏澤只是他生活了13年的地方，如今他在那里已沒有“五服以內的親人”。但因為這些同在異鄉的鄉親，菏澤不僅意味著故鄉，也意味著他身上背負的、關于回家的約定。

高秉涵成了菏澤同鄉的中心人物。這些一輩子都未忘鄉音的菏澤人頻繁地聚會，只不過，他們的話題屈指可數：家鄉的樣子，逃難的經歷。他們一遍又一遍地重復著自己的故事，以至于后來高秉涵的太太都不愿意參加這樣的聚會，因為“每次都聽同樣的事情”。

即便在家里，高秉涵也總是在飯桌上興高采烈地講起小時候在鄉間犁地，和父親清晨跑到“黑豆棵”里捉鵪鶉，講起老家的風俗“壓床”。當然，還有許多逃難路上的故事。

以下就是那被上百次反復講述的故事之一。

小學畢業證書上的高秉涵

廈門海岸上的一個秋夜，中秋節剛剛過去，“月光很亮”。高秉涵和海灘上成千上萬人一樣，焦急地等待著前來帶他們到海峽另一邊的船。天還沒亮，兩艘登陸艇悄悄地靠岸，逃難的人們“像流水一樣瘋跑”，想要抓住最后一根離岸的稻草。

這個當時只有14歲的男孩，只能跟著人流向前擠，一開始是在地上跑，但很快就變成了“在被踩死的尸體上跑”。身后的士兵甚至用槍托打在他身上，想要踩著他登船。

天已大亮，當他在最后一刻擠上船時，一顆炮彈落在船上，硝煙和血霧彌漫在一起。那些未能登船的士兵絕望地哭喊著，有的拿起槍向船上掃射。艙門關閉，將正在那里的難民攔腰夾斷。船上幸存者所能做的，只是將尸體和殘肢不斷地扔進海中。

當登陸艇離去時，海水變成了猩紅色。高秉涵站在船艙蓋子上，那里到處是人，甚至連蹲下的空間也沒有，空氣中飄蕩著“火藥和血的味道”。

漂落到了大海的另一邊，再也見不到自己的母親。但是，當時的他甚至不知道那樣一個充滿訣別意味的清晨，究竟是哪一日。數十年后，他在圖書館翻查史料，才發現自己乘坐的是那一年由廈門駛往臺灣的最后一班船。日期：1949年10月16日。僅僅就在半個月之前，在遙遠的北京，一個新的共和國成立了。

那個被他一刀一刀刻進心里的故鄉

此岸，曾經像是一生也回不來的地方。

但高秉涵和那些一直堅稱自己“旅居臺灣”的老人一樣，從未放棄尋找觸摸故鄉的機會。菏澤同鄉卞永蘭就是其中的一位。上世紀60年代，她取得了阿根廷護照。1982年，她終于在從阿根廷到臺灣的旅途中找機會回到菏澤。

她的記事簿上密密麻麻地記載著在臺灣的菏澤同鄉對她的請求，有的想要張“老房子的照片”，有的請她去找一找自己失散多年的老母親，有的則請她帶回點家鄉的特產。高秉涵也對她說了個請求：“帶點家鄉的土回來吧。”

卞永蘭回到臺北的第二天，菏澤同鄉舉行了一場大聚會。許多人臉上的神情顯得緊張，大家像小學生一樣規矩地坐在一起。

分特產時，人多物少，最終定下“每戶燒餅一個、耿餅三只、山楂和紅棗各五粒”。之后則要分配卞永蘭從菏澤提回來的整整3公斤泥土。因為高秉涵是律師，他被指派執行“分土”。經過激烈的爭論，同鄉們約定必須憑籍貫欄中寫有“菏澤”二字的身份證方可領取，并且“每人一湯匙，不可多得，分土者因責任重大，可分到兩湯匙”。

直到今天，當高秉涵回憶起那時的情景，還記得四周靜得“落下一顆塵土也聽得見”，沒有人說話，甚至沒有人大聲喘氣。他一手拿湯匙舀土，另一手用筷子小心地將湯匙里冒出的土尖撥平，再倒在一張白紙上。

分到土的人小心翼翼地捧著這一層灰黃色的泥土，仔細地包好。有一位老先生，因為雙手顫抖，還沒等包起紙包，就把土撒在了地上。他坐在地上，一邊撿土，一邊流淚。最后，高秉涵又給他分了一湯匙。

那些手握泥土的同鄉們臉上“又得意又哀傷”的表情，讓高秉涵終生難忘。

這個“分土人”，將一湯匙泥土鎖進了銀行保險箱，同樣在那個保險箱里的，還有他和太太多年來積攢的金條、金飾。而另一匙泥土，則被倒進了茶壺，加滿開水，“每次只敢喝一小口，整整用了一個星期才喝完”。

這些帶著“故鄉味兒”的泥土，其實“沒有什么味道”，但高秉涵一邊喝一邊哭，“流出的眼淚比喝進去的泥水還要多許多”。

那時的他并不知道，何時能再踏上家鄉的土地。

臺灣的“外省人”一度寄希望于蔣介石“反攻大陸”。1951年，蔣介石頒布《反共抗俄戰士授田條例》，凡當兵滿兩年者都獲頒“戰士授田憑證”，等“反攻”成功后，就可以兌換授田證上的土地。那些年輕或年長的軍人愿意相信這一切，甚至有人喜氣洋洋地規劃著：“到那時我就回去種地，種上麥子、玉米、高粱、黃豆和芝麻，剩個幾分地再種點兒菜。”

很快，這個像泡沫一樣的許諾破滅了。和數百萬從各個港口逃離、并最終匯聚在這個島上的人一樣，高秉涵想念自己的母親，想念家鄉，盡管那里只有他短短13年的記憶。

當年，逃難路上連綿的戰火奪走了他大部分的行李。但是，一些東西被幸運地保存下來，直到今天：一張綿紙制成的菏澤縣南華第二小學畢業證書、一張小學“流星排球隊”的合影，以及“南華第二小學二級一班”的合影。

1948年菏澤縣南華第二小學二級一班合影

這幾乎就是他所能看到的關于故鄉的一切，盡管褪色發黃，卻仍舊珍貴無比。除此之外，故鄉留給他的是大把大把的記憶。當他發現“反攻”無望，便開始拼命地要記住過去的每一個片斷，并將家鄉的每一點細節都寫在日記本中：“我家住小高莊的路南，院子里有棵石榴樹。對門是金鼎叔家，他們家的黑狗很兇……”

他的家鄉，就建筑在這樣無數條細枝末節的記錄之上。如今看來，它們大部分都顯得那樣微不足道。他寫下了田里的野草，“白馬尿、節節草、牛舌頭草”，也記下了大豆、麥子、高粱、谷子是常見的莊稼。至于棉花，則“一黃一白兩種顏色，快下霜的時候開花”。就連家里的小狗也被記錄在冊，“額頭上有一道白線，名叫‘花臉兒’”。當然，還有村里的一棵老槐樹、一眼井和村西邊的一座小廟。

“拼命地記，就好像給我家照相一樣，日記本摞在一起足足有半米高。”老人比劃著，“因為將來，我總要告訴我的兒女們，老家到底是個什么樣子。”

這樣的7本日記，被他周圍的菏澤同鄉視為珍寶，每當想家的時候，總會向他借來看看。日記被來回傳閱，直到翻得卷邊兒、掉頁。

1991年，一場突如其來的洪水淹沒了高家儲藏日記的地下室。日記毀了，但記憶還在。

也正是在那一年，他終于踏上回鄉的路。

看上去，那里似乎仍是他熟悉的村莊。土地沒有變，節節草沒有變，金黃色的玉米還是被晾曬在那條熟悉的土路上。當高秉涵踏上那條路時，他感到“心臟都快跳出來了，我就蹲下來，就哭吧”。

當然，更多的東西發生了變化。那條在年幼的孩子看起來很寬的村路，“今天看來原來這樣窄”。他家的祖屋，如今雖然還長著金瓜和海棠，但居住在其中的已經是一家遠房親戚。他找到了小時候和自己一起捉螢火蟲的玩伴“糞叉子”，可是糞叉子也老了，“弓著腰，拄著拐杖，走路很慢”。就連棉花的開花時令，也向后延遲了兩個節氣。更何況，這里再沒有他的母親和姐弟了。

這個被他一刀一刀刻進心里的故鄉，終于還是變了。

這就是內戰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跡，一輩子也去不掉

高秉涵總是不能忘記那個清晨，他離開了母親，離開了自己的村莊。

那是1948年，山東菏澤正處于國共兩黨的“拉鋸區”。當地的一些老人回憶，那時候“不是共產黨回來了，殺了國民黨，就是國民黨回來了，殺了共產黨”。在這塊被反復爭奪的土地上，高秉涵的父親高金錫被槍斃。母親宋書玉告訴兒子，“你的父親是國民黨。”

當國民政府所屬軍隊及地方各級政府開始陸續向長江以南撤退時，宋書玉為了不讓曾經參加過“三青團”的兒子也死于非命，決定將他送到國民政府在南京設立的“流亡學校”。

這是一個太過艱難的決定。在高秉涵的印象里，這個一輩子都在小學教書的女人，幾乎沒有經歷過團圓。先是兩個女兒在抗戰初期外出求學后沒了音信，然后就死掉了丈夫。當地一個“圓月祭灶，家人齊到”的習俗，竟然從來也沒有完成過。

但她還是決定讓自己的兒子離開。因為擔心當時只有13歲的兒子分不清方向，這個母親反復叮囑：“軍帽上有個太陽的是國軍，有個星星的是八路，跟著軍帽上有太陽的走，國軍不回來，你就別回來。”

時隔62年，高秉涵仍然能清晰地記得母親講這句話時的模樣。他還記得自己離開家時，外婆從樹上摘下一顆咧嘴的石榴塞進他的手里。他坐上馬車，使勁地啃了一口，可是再回頭望時，馬車轉了一個彎，母親的身影消失了，只有飛揚的塵土。

那是有關母親的最后記憶。

在“流亡學校”度過短暫的時光后，他開始逃難，如同一條小尾巴似地緊緊跟著國民黨部隊。鞋底磨破了，找塊破布將鞋幫綁一綁繼續走，腳底板上先長了水泡，又長了血泡，最后全部磨破，硌腳的沙石路上，全是血淋淋的腳印，仍然要拼命地追趕部隊。有時，他甚至在夜里撐著眼睛，不敢睡覺，生怕自己一旦睡著，就會錯過不遠處隊伍的開拔時間。

大部分時候，他都在挨餓。偶爾軍隊停下來吃飯，也給他一份。更多的時候，他只有去撿上一撥慌張逃走的人們的剩飯。一群山貓大小的老鼠和他搶食，他便一只手揮舞著木棒讓它們不敢近身，另一只手抓起剩飯狼吞虎咽。

他常常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直到在一間廢棄書局散落一地的圖書中，撿出了一本《中國分省地圖》。從此之后，每走到一個地方，他就在地圖上畫一個圈，而這些圓圈連在一起，就是一幅逃難的路線圖。

現在再提起那條充滿苦難的路，他整個人都沉浸在回憶之中，并重重地嘆一口氣，“逃難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說不完啊！”

一天傍晚，連續走了兩天的高秉涵終于跟上了正在安營開飯的國軍，炊事員大聲喊：“一人一茶缸粥，別擠，都有飯。”但他身上只背著一副癟癟的包袱，沒有茶缸，也沒有碗。他連忙跑到附近的野地摘了張芭蕉葉，打算用做盛粥的器皿。

可還沒等他擠到粥鍋旁邊，前方有人大喊：“別吃了，共軍追上來了！”那些士兵舉起還沒喝到嘴里的稀粥，又拼命地向前奔。高秉涵被擠在一群士兵之中，突然間他身后的士兵摔倒了，滿茶缸滾燙的稀粥都潑在了他的腿上。

沒有人理會這個在人群中疼得掉眼淚的小孩，就連他自己也顧不上“這點小傷”，只有逃，拼命地逃。

他用“腫得像冬瓜一樣的兩條腿”堅持行走了5天，直到感覺到自己的小腿一陣陣癢。坐在河岸上，撩起褲腳，那些燙傷的地方竟然生滿了蠕動的蛆蟲。這時，突然有人拍了他一下，“小孩，你怎么了？”直到今天，他還記得那是一個“包上畫著紅十字”的人，長期逃亡的經驗告訴他，“這是一個共產黨”。

“我那時很害怕。”老人回憶當時的情景，他甚至想立刻逃跑，但那人卻打開了自己并不充實的急救包，先是幫他把表面上的蛆蟲清理干凈，再敷了點藥，用紗布將腿緊緊地包扎。

直到那人離開，高秉涵都不敢出聲，“我當時心想，難道共軍里也有好人？”

只不過，這次治療不算成功，沒過幾天，他的雙腿就不停地流膿，紗布和新長出來的肉生在了一起，白色的紗布變成了散發著臭味的黃色的硬梆梆一團。這些傷口最終愈合，整整用了3年。

在老人反復地講述這些故事時，他總會卷起自己的褲腳，他的小腿上至今仍遍布著大塊的黑色疤痕。因為這些疤痕，他一生都不敢穿短褲，也不敢進泳池。“這就是內戰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跡，一輩子也去不掉。”

最終，這個少年用了6個月，穿越6個省份，足足走了2000多里地，擠上了由廈門開往金門的最后一班船。

過了大海，再想回家可就不容易了

對于那些從各個不同港口逃到臺灣的人來說，回家曾是他們最迫切的夢想。然而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沒有等到踏上故土與親人團聚的時刻。其中有一個，甚至直接被高秉涵宣判死刑。

1963年，高秉涵從臺灣國防管理學院法律系畢業，被派往金門任審判員工作。“金門逃兵”成為他審理的第一個案子。

那個士兵的家就在對岸廈門，他本是漁民，與偏癱的母親相依為命，一次在給母親抓藥的路上被強拉入伍，跟來臺灣。有時天氣晴朗，隔著這樣一條并不寬的海峽，他甚至一眼就能看到家鄉。但看得到，卻回不去。

士兵決定利用自己的漁夫本領偷渡回家。他偷偷地搞到一個汽車輪胎，趁人不注意時坐輪胎下海，游了整整一夜。天快亮時，他到岸了。海水沖澀了他的眼睛，還來不及看清就舉起手大喊：“我是從小金門逃過來的，沒帶武器！”

沒想到，海水的流向就和歷史一樣，顛簸反復，終點總是難以預見。他游了一整夜，最終卻游回了金門海岸。僅僅一個星期后，這個因“回家”而獲罪的士兵就被處以極刑。

那種即使拼掉性命也想要回家的心情，高秉涵很明白。為此，他常常回想，在那條與死尸為鄰、和山貓大小的老鼠搶食的逃難路上，他曾經也有許多次機會，可以往相反的方向走。

那時，他是多么地想念媽媽，想家里的小狗“花臉兒”，想常常一起玩耍的小學同學“糞叉子”，想菏澤的燒餅，想極了。

有一次，他眼看就要放棄了。在福建龍巖，他隨國軍部隊一起住在白土鎮，那時，他已經由一個小難民被收為學兵。收留高秉涵的主人家是一個平常不太講話的福建女人，過了數日，她突然問這個流浪的孩子：“我是個寡婦，沒有小孩，你就做我的兒子吧。”

那時，高秉涵已經聽說隊伍將要去臺灣，盡管當時沒有人能預言未來，但就連這個孩子也模糊地感覺到，“過了大海，再想回家可就不容易了”。

在部隊離開白土鎮的夜晚，這個想當母親的女人將他藏了起來。但沒過幾天，部隊發現這個一路像影子一樣跟著的小孩失蹤了，斷定是被寡婦“綁走了”，于是派來4名士兵，將他押回。

一個小小的轉折，卻足以改變他的人生。

最終他過了大海，去了臺灣，在那里度過大半個人生，求學成家，先后成為法官和律師，并且最終也沒能再見自己的母親一面。

高秉涵與母親

他曾經想過各種辦法聯系母親。1979年，大陸與臺灣之間尚不能直接通信，他委托美國的同學幫忙寄出第一封家書。他不知道自己的村子是否仍在，也不知道該如何填寫地址，便只好寫下“山東菏澤市西北35里地處高莊”，收信人則是母親“宋書玉”。

在那封并不長的信中，他這樣寫道：“我之所以要艱苦奮斗地活下去，就是為了有朝一日能夠再見到我娘一面，絕不會像大姐秉潔、三姐秉浩一樣，在抗日戰爭爆發時，就生死不明……娘，我會活著回來。”

他不知道，在海峽這頭，杳無音信的兩個姐姐實際上是從國民黨家庭出走后投奔延安，成了共產黨的干部，直到他踏上逃難路的那年才第一次回家。

年邁的母親找回了女兒們，卻失去了兒子的音訊，等待耗盡了她全部的生命。就在這封信輾轉寄達的一年前，宋書玉逝世于吉林遼源，她的晚年和小兒子住在一起。兩個女兒，分別安家在廣州和沈陽。

說起這些，60多歲的弟弟高秉濤哭得像個孩子，“就差13個月，我母親就能知道她的大兒子去了臺灣，沒有死。”

弟弟告訴高秉涵，對一輩子盼著兒子回家的老母親來說，兒子是年夜飯時桌上的一副碗筷，她總要為他夾一塊肉、夾一口菜；兒子還是一件小時穿過的棉褂，一直被媽媽藏在枕頭下面，從菏澤一路向北帶到遼源，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分鐘。

這不是講的故事，是生命寫成的故事

曾有一段時間，高秉涵絕望地認為，“就算兩岸開放，對我來說也沒有意義，我和媽媽一個地上、一個地下，永遠也見不到了”。

但在他心中還有與母親同等重要的念想。有時，他不知道該如何向兒女解釋，菏澤，這個被切斷和隔絕了幾十年的地方，這個被叫做“故鄉”的地方，對自己和同鄉們來說究竟意味著什么。他反復地講述著一些故事，關于童年和鄉土。偶爾，年輕的孩子們會不耐煩地打斷他，“爸爸，不用再講了，那些故事我們簡直都背得下來。”

他也不知道，自己還有多少年時間可以回到家為父母掃墓，看看田里生長的豆子和玉米。那些一路經歷著無數生死訣別到達臺灣的人，正在老去、死亡。往年，他組織的回鄉團里總有幾十個團友，而今年，卻只剩3人。

1991年5月高秉涵首次返鄉探親時，與故里長輩交談

“也許我們一走，這種感情就會斷掉。”高秉涵有些悲觀地說。他為孫女起名“佑菏”。“菏”，那是一個在兒媳看來“太不好念”、辦理戶籍的小姐甚至從來沒見過的字。但老人堅持，這就是孫女不可替代的名字。

“保佑菏澤，保佑菏澤。”他喃喃地念道。

他已為自己安排好，“如果我死了，骨灰一半留在臺灣陪太太，另一半，一定要回到菏澤。”想著想著，老人不由得微笑了一下，“等我回去的時候，一定有整排老鄉在下面列隊歡迎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