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4月，南方還處在春寒料峭、春雨連綿的季節。25日這一天，在閩南革命老區平和縣五區雙馬鄉，近千名群眾早早就被集中到一塊空地上，他們被告知，馬上就要舉行一場公審大會。

當民兵將“犯人”押送到場時，引起了一陣騷動。現場群眾無不交頭接耳，議論紛紛。隨后，在某些人的鼓動下，幾位群眾上臺揭發了所謂的“罪狀”，進行了訴苦。當這一過程草草收場后，擔任公審大會的審判官、區政府秘書賴端峰履行手續般地進行最后審問：“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

“我叫張振忠，是雙馬鄉下新樓村人。”

“你是在什么人部下當的土匪？”

“我是冤枉的，我是革命干部，過去和陳天才一起打過游擊。”

這陳天才到底何許人也？

他是當地鼎鼎有名的地下黨干部，歷任中共平和中區區委書記、平和縣委書記，中共閩南地委常委、組織部長、宣傳部長等職，在當地領導農民反抗地主剝削壓迫，開展武裝斗爭等活動。福建解放后，陳天才擔任過平和縣委書記、縣長。此時，陳天才已上調龍溪地區任人民檢察署檢察長。

本來為慎重起見，掛個電話核實一下也就真相大白。但是，賴端峰根本不聽申訴，竟信口開河地說：“胡說八道，沒有這回事”，并馬上宣讀判決書：張振忠……該犯罪惡重大，人民痛恨，特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第八、九、十三條規定，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隨即命令民兵把張振忠押赴刑場，執行槍決。

“無頭公案，死得冤枉！”感到最后關頭來臨的張振忠，不由得竭力大喊，喊聲中充滿悲憤。

隨著數聲槍響，本來完全可以避免的一件大冤案就這樣鑄成了。

張振忠被槍決后，當地群眾意見紛紛：張振忠參加游擊隊，出生入死為革命，沒有被敵人殺掉，卻犧牲在自己人手里，真想不通！

在這年11月召開的平和縣老區代表會上，老區代表們紛紛發表意見，認為張振忠是革命干部、游擊隊戰士，槍斃張振忠是天大的錯案。

這一案件終于被揭發出來。

當時擔任省人民政府監察委員會主任的劉永生正好也率領老區工作檢查組，到閩西、閩南檢查老區工作。劉永生解放前一直在閩粵贛邊領導游擊戰爭，對這一帶也非常熟悉，與當地干部群眾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干部群眾對他無話不說。當地群眾也向他反映了張振忠被錯殺的情況。

劉永生極為重視。張振忠是陳天才的部下，陳天才也向他作了反映。劉永生非常氣憤，竟然發生如此冤枉的事情。劉永生指示先把區秘書吳盈科等人扣押起來。一定要追究有關人員的責任，為張振忠平反昭雪。他因為公務在身，要趕回福州，臨走之前，他責成縣委書記魯光，要他負責派專人進行深入調查，弄清事件發生的前后經過。對為什么會發生這種情況，要寫出詳細的調查材料。劉永生回到福州后，也將簡要情況向省領導作了匯報。

振忠被錯殺一案揭發出來后，引起省、地、縣各級領導的極端重視。平和縣委、縣政府馬上責成有關部門立即開展細致調查，并將簡要情況上報中共龍溪地委。地委認為問題嚴重，即派出地委宣傳部干部張平到平和縣了解情況，并以地區紀檢室為主，組成一個檢查組配合地委紀律檢查委員莊云潮下去調查。

隨后將初步的調查情況向省委作了匯報。省委、省人民政府領導對此也非常震驚，又指定省監察委員會派劉永生負責，責成省檢察署、省法院等部門，一定要把整個案情搞個水落石出。

于是，省人民檢察署也專門派出干部協助調查。經過省、地、縣三級有關部門，進行了4次反復的調查，終于查明了造成張振忠被錯殺一案的真相。

張振忠，原籍詔安縣官坡鄉火舍村，12歲時父母雙亡成為孤兒，因無人撫養被親房賣給平和縣五區雙馬鄉下新樓村張時德為子，時常受到養母的虐待。1943年16歲時即在詔安參加了閩南游擊隊，曾任陳文平(解放前曾任閩南特委副書記兼云和詔縣委書記、閩南地委書記、閩南支隊副政委、閩粵贛邊區黨委委員等，解放后任龍溪專署副專員)的通訊員及政治保衛隊隊員等職。

張振忠在游擊斗爭中一貫堅定勇敢，在戰爭中數次受傷。

1947年9月在南靖縣竹黃鄉被敵抓捕，遭受嚴刑拷打，但他堅貞不屈，以后越獄逃回游擊隊。

1948年11月參加地下武裝工作隊，12月任中共閩粵贛邊區黨委閩南地委機關警衛排長。

閩南解放后，張振忠由組織調轉地方任工作組組長。1950年初由縣長陳天才安排到平和縣財糧科幫助工作。同年進入龍溪專署行政干校學習，畢業后分配到漳浦縣舊鎮倉庫任保管員。

1951年3月因養父死亡，養母身體不好，妹妹年齡尚小，家中無勞動力，經上級批準復員回鄉。回鄉后，他仍積極參加反惡霸、剿匪等斗爭。在五六次剿匪行動中，他勇敢不怕犧牲，在民兵中起了很好的作用。他在土地改革中被全鄉群眾選為農民代表，還帶領群眾修了本村的路，群眾反映很好。中央訪問團到平和慰問，召開老區代表會議時，張振忠還作為老區代表應邀參加了會議。

1950年和1951年春節，雙馬鄉工作隊長、鄉長等還帶領民兵和學生們，敲鑼打鼓地到張振忠家拜年、送禮，有魚、肉、油、米糕等，還發給了一本鮮紅的光榮證。兩年救濟烈軍屬時，張振忠都受到鄉里救濟，共給予谷子140斤、人民幣20萬元（舊幣）。當時，張振忠就是人人皆知的老游擊戰士，受到鄰里們的尊敬。

沒想到這樣一位革命戰士卻被無辜判處極刑，受到錯誤殺害。

1951年9月，因家鄉修筑水壩問題，兩個村發生爭執。張振忠作為群眾代表，帶領群眾先向區里反映了要求將水壩筑低一點的意見，沒有得到合理解決。后又向土改工作組提出同樣要求，工作組長不僅不聽，還罵他破壞水利建設。土改結束時，區委在鄉群眾大會上宣布撤銷了他的農民代表職權。

張振忠對被無緣無故撤職很想不通。再說張振忠回到家鄉后，各方面表現還是不錯，只是與養母的關系不僅沒有改善，反而更加互不相容，經常發生口角。張振忠脾氣不好，與養母發生爭吵，甚至出口傷人，威脅要把養母殺死。養母很害怕，就向區里告狀，說張振忠“私藏槍支”。

區秘書吳盈科令民兵向張振忠查問。張振忠一直說已上繳，不予承認。吳盈科認為他是有意隱瞞，就叫民兵把張振忠押送到隊部。

第二天，區里召開了大會，張振忠一被押入會場，張加力、張進才等人在宣布了張振忠的“罪惡”之后，就和被他們鼓動的人一擁而上，拳腳相加，直到把張振忠打得暈倒在地才住手。當時在場的群眾很不滿。

當天還有一些農民上臺訴苦，除了他的養母外，就是馬堂社的群眾，主要是牽涉到谷子的問題。

大會結束后，張振忠對區公安員說以前忘記了，自己家里還有子彈，叫公安員跟他去取。公安員跟著到他的家里，在床底下取得18發子彈，交給了工作組。回來后，張振忠仍被扣押在民兵隊部。第二天被押送到區里。

區里為了達到逮捕張振忠的目的，由吳盈科整理了一份材料，材料送區委再轉送縣里，審查小組審查后認為依據這些張振忠還不夠逮捕條件。吳盈科等人又重新整理，增加更多內容，加重了“罪狀”。

這一次，條件夠了，材料第二次送縣公安局審查小組，再轉給審判小組。審判小組經過研究，同意判處死刑，并起草了判決書。張振忠被扣押后，自認為沒有什么大問題，精神狀態很好，還時常與干部和民兵們開玩笑，成為犯人隊長，勞動積極，還帶領犯人們開辟操場，干部反映：沒有張振忠，操場不一定開得成。

1952年3月23日，張振忠被押送縣公安局。

4月14日，張振忠又被押回區公所。這一次完全不同，樂觀情緒沒有了，神情很沮喪，見了人就流淚。張振忠萬萬沒有想到，自己竟會被判死刑。

曾經是多么的榮耀，今天卻落到這種地步，怎不令他悲憤欲絕呢？

但他自己也不明白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許多鄉干部和群眾也不知他為什么會變為“土匪、殺人犯”，因為那些捏造的材料是見不得人的。

4月25日，由區公所主持舉行了槍決張振忠的公審大會，于是就發生了本文開頭的一幕。

判決書上列舉了張振忠的五條所謂的“犯罪事實”有：

1、1942年，在云霄、漳浦一帶當散匪，曾在陳片候部下當隊長，到解放一貫為匪；

2、1945年，在陳片候部下當隊長時，帶匪眾23名去云霄何地社，槍殺詔安縣獅子社牛販廖雄明、廖志敏等4人，搶牛6頭，大洋120元；

3、1950年5月，支持地主張振昌向農民收租1320斤，并毆打農民；

4、1950年7月一天夜間，威脅農民張水淼說：“你當代表積極，將來你就知道。”并私藏槍支不繳；

5、不僅對農民如此，對母親也是如此，有病不給看，還毆打。

對此，調查組先秘密后公開地展開調查。

通過開調查會與個別訪問相結合，召開了兩次鄉干部會，一次向張振忠斗爭者會議，兩次基本群眾會議，并向該案有關人員進行了多次了解和個別談話，以及向被扣押的有關案犯進行訊問，使幾個與整個案情有關的問題真相大白。

一是當土匪問題。

據了解，陳片候系片子猴之誤，此人是第十二區高坑鄉人，解放前當過偽聯防隊長、偽鄉長，解放后畏罪上山為匪，于1950年12月被我軍擊斃。而且1942年張振忠只有15歲，這年正是他參加游擊隊的時間，怎么可能三年后又當陳片候部下的隊長呢？更不可能帶著部下去搶牛殺人越貨。群眾都知道張振忠參加過游擊隊的事，對于他當過土匪，還殺過人的事情卻一無所知，不知道是從何而來。

二是谷子的問題。

雙馬鄉共40個村，解放前馬堂的大地主比較多，臨近一些村都受它的壓迫。1943年6月間，馬堂村大地主張紹容和下新樓村地主張秋祥發生宗派斗爭，張紹容兒子被打死，上訴打官司又敗訴。于是，張紹容調集壯丁30多人，在一個晚上把地主張秋祥的佃戶在田里的谷子搶割一空。當時張振忠父親的谷子也被搶去8擔。因此，張振忠回鄉后，就向工作組和鄉政府要求追回地主搶去的谷子。可是，鄉長黃天賜等人在處理這個問題時，錯誤地決定由在地主強迫下去搶過谷子的32戶人家，在十天內歸還谷子（計720斤）。加上張振忠在追繳谷子時作風生硬，罵過張加力、張進才等人，打過和威脅過一部分群眾，因此引起群眾不滿。

三是槍支問題。

張振忠原來有2支短槍，一支是在游擊隊時發給他的，回家生產時留在家中，一支是1950年在平和縣政府時縣長陳天才給他的。槍的來歷是非常清楚的。還有在剿匪時民兵隊長黃炳輝發給他一支長槍和10發子彈。長槍在剿匪結束后即退還了民兵隊部，2支短槍也先后自動上繳區里。

四是水利問題。

這是個歷史上常常發生矛盾的老問題，下新樓和安厚鄉的地勢都較低，為了灌溉安厚鄉的田地，在河流流經下新樓的地方筑有一道坡。以前發大水，安厚鄉總是受災，為了不受淹，安厚鄉要求把坡筑高一些。而下新樓也怕淹到自己，就堅決反對。解放后的1951年5月，安厚鄉群眾要將木頭筑的坡改為用土灰建筑，并增高，這樣更堅固。如此洪水一來，則對下新樓的房屋、田地、倉庫都有不小影響，群眾意見很大。張振忠作為群眾代表，曾兩次帶領群眾向區里和工作組反映，要求降低高度。這樣的糾紛也很正常，區里完全可以通過調解處理，使矛盾不致激化，但區里卻沒有處理好，反而指責張振忠，并撤了他的農民代表職務，留下了又一隱患。

調查表明，張振忠根本不是土匪，而是革命戰士。

這些事實是很清楚，群眾也都是知情的。但是，為什么張振忠會由一位革命戰士變成有血債的土匪呢？

這完全是吳盈科、張加力、張進才、張茂松等捏造材料，蓄意陷害的結果。

謀害張振忠的主犯吳盈科，他鉆入平和縣第五區區公所當了秘書。他的親兄弟吳輝煌曾當過地主武裝“團兵”、土匪，后在替偽保安團修碉堡時被我游擊隊打死。他的兩個親族吳文光和吳耀漢都是反革命分子，吳文光也被我游擊隊打死，吳耀漢在解放后被鎮壓。因此，吳盈科對我游擊隊一向是非常仇恨的。

解放后，吳盈科混入雙馬鄉工作。當他知道張振忠是從游擊隊里回來的干部時，就想蓄意陷害。當時，雙馬鄉有部分鄉干部是地主的爪牙。如農會副主任張加力，曾在土改中包庇過地主；農民代表張進才做過偽保丁，土改時包庇叔父地主等；農民代表張茂松也是地主的忠實走狗。在張振忠回鄉后，他們看他斗爭很積極，都很仇恨他。

此外，還有一些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結下的個人恩怨。張加力、張進才都因為追繳谷子的問題而與張振忠產生了矛盾，對張振忠懷恨在心。張振忠被撤銷農民代表職務后，張茂松代表了這一職務。一次張茂松通知張振忠去開會，張振忠本來心里就不痛快，他說自己已經聽過了，不想參加，而要去趕集。因為態度不好，兩人發生了激烈的言語沖突，爭吵起來。于是張茂松向區里告狀，說張振忠被撤職后，開會不參加，不服從領導，態度很壞，如不扣押他，自己不敢當代表。正因為這些平常積下的一些私人恩怨，使他們互相勾結起來，伺機誣陷張振忠。

吳盈科本想替他的親兄報仇，他看到有機可乘，就與張進才、張加力等人利用張振忠追還谷子引起馬堂村一些群眾不滿的機會，共同捏造張振忠當過“土匪”和“私藏武器”的假材料送給區人民政府轉公安局。

縣公安局收到區里轉去的假材料后，認為還不夠逮捕條件，就把假材料退回給區里。

為了最后構成冤案，達到逮捕張振忠的目的，吳盈科又不讓鄉干部知道，私下里重新捏造了張振忠的四條“罪狀”，還在材料最后陰毒地寫道：據雙馬鄉下新樓群眾反映，迫切要求殺，不殺民不安。

就這樣，張振忠終于被套牢了，受到錯誤逮捕。

張振忠被從縣公安局押回區里時，碰到鄉公安員黃秀能，訴說了自己的冤屈，黃秀能立即向前民兵大隊長黃炳輝訴說真情。黃炳輝就跑到區里反映，正好碰到吳盈科，就責問他：“張振忠究竟犯了什么罪？”

吳盈科威脅他道：“他當了土匪殺人，有血債，你敢包庇嗎？”

致使黃炳輝不敢再提意見。

要說吳盈科在雙馬鄉工作了一年，其中在馬堂村工作過半年，他對這些情況是完全了解的。他自己也供稱對張振忠打游擊和在漳浦干革命工作都知道，對捏造張振忠當土匪、殺害牛販等材料供認不諱，連兩個牛販的名字都是他編造的，由此可見他的目的就是要蓄意報復，成為這一錯殺案的主謀。

吳盈科等人將寫好的材料送給區委書記王治全。王治全和當時在區委幫助工作的縣委組織部長劉興珍、區公安員廖相榮在研究這個案件時，竟完全偏信這份假材料，沒有加以對證，就于12月14日同意逮捕了張振忠。

張振忠被捕后，身穿干部制服，在區上勞動改造了3個月之久，王治全竟然未正式審訊過一次，只在一次碰到時，說他有槍不繳，不坦白。

1952年初，區里又把假材料送到平和縣公安局。該局司法股副股長陳成佐、司法科副科長不經任何核對，就完全相信假材料，決定呈請上級判處張振忠死刑。

此案交公安局長審查時，也未加以查對，就上報上級機關批準槍決。

張振忠自12月15日被扣押，到4月24日被槍決前的四個月中，一直沒有被訊問過。

在被扣押于公安局看守所期間，張振忠曾寫過一封“反省書”，提到自己在解放前打了六年游擊戰的光榮歷史。但賴方白認為已經判決了，判處死刑的布告也寫好了，因此連看也不看，就叫檔案員放進卷宗里去了。

1952年4月，張振忠被判處死刑后，由通訊員賴金田押解回區公所。臨離開公安局時，看守人員要剝掉他的制服，他堅決不肯，并義正詞嚴地說：這條棉衣是黨和政府給我穿的，我有權利穿這條棉衣。

在回區公所途中，碰見本鄉一位婦女，這位婦女問他怎么弄成這等模樣。張振忠哭道：“我沒有什么錯誤，不知鄉里怎么告的？”

通訊員將這一情況報告王治全，王不僅不引起注意，還強詞奪理：“你懂什么，張振忠殺人、搶牛、搶光洋！”就這樣把別人的嘴堵上了。

尤其嚴重的是在臨殺張振忠前，吳盈科心中畏懼，曾對王治全反映：張振忠的罪狀材料是鄉干部提供的，可能不很確實時，王治全竟然說：“現在群眾有否要求，如果有要求，就執行槍決。只要殺后群眾沒有反映就不要緊。”

當時在場的副區長張桂祚也說：“上面都已經批了，你辦事怎么這樣糊涂，以后不要這樣辦了。”

表現了十足的草菅人命。

錯殺革命戰士張振忠這一事件在1953年2月28日《福建日報》披露后，也激起省內外廣大群眾的無比義憤，各地干部群眾紛紛打電話或來信，一致要求堅決從速懲辦案件主犯，并要求對有關失職人員以應有的處分。

案情查明后，劉永生召開了省監委會議，研究了整個案情，作出了《關于平和縣錯殺事件對有關失職人員的處分決定》。對吳盈科及幫兇張加力、張進才、張茂松等4人立即撤職，移送司法機關追究其刑事責任。

1954年7月15日，平和縣人民法院在該縣一區陽明鎮召開了五個鄉鎮約2000人的審判大會，判處了蓄謀陷害革命干部張振忠致死的主犯吳盈科以極刑；張加力、張進才各判有期徒刑二年；張茂松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尤溪地委和尤溪專署，以及有關部門和人員均對此事件作出深刻檢討，承擔了應負的責任。平和縣委書記也作了深刻的檢討。并對張振忠的家屬給予了撫恤。

宣判得到廣大干部群眾的一致擁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