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恩光、王柏心等：《同治當陽縣志》

冬月間，王柏心應當陽知縣阮恩光之邀，專門去了一趟當陽，并接受阮知縣的懇請，同意承擔《當陽縣志》的總纂。

揚州人阮元（1764—1849），曾任湖廣總督、兩廣總督、云貴總督等職，歷乾隆、嘉慶、道光三朝，人稱“三朝元老，九省疆臣”=道光元年（1821）十月，阮元次子阮福生了個兒子，為阮元第四孫。先前的三個孫子是阮元養子阮常生所生，如今第四孫是親兒所生，自然覺得十分開心。阮元擔心阮福嬌慣幼兒，在孫兒抓周當日，特意用紅箋題詩一首：“翡翠珊瑚列滿盤，不教爾手亦相拈。男兒立志初生日，乳飽飴甘便要廉。”借此教育子孫：從小就要知廉恥，養廉心，拒絕貪婪，長大后淡泊明志，行以致遠。是時阮元執掌六枚大印（兩廣總督、廣東巡撫、兩廣鹽政、太平關稅務、廣東學政和粵海關稅務)，此時又喜得孫子，喜悅之際，便為四孫取名“恩光”，又取小名“六印”。

同僚屬下聞知總督大人又添喜事，紛紛奔走相告，前來送禮祝賀，阮元勸大家免俗，將送來的賀禮-退回。

阮元的“六印孫兒”阮恩光，長大后不負祖父教訴，報效國家。同治二年(1863)，阮恩光到湖北當陽縣當知縣。阮恩光繼承了祖、父兩代的從政傳統，“第念夙奉先相國訓誨及家大人教迪，一行作吏，不敢不勉”。阮恩光的善政惠民之舉，史料中多有記載。

清同治《當陽縣志》序

恩光篆當陽，雨稔於茲。既周行四境，察其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西北多連山，東南多平原廣野，沮漳襟帶其間，合流下入大江，遇漲或江水盛溢，則沮漳遏不得出。往往潰決泛濫，隴畝化為沮洳。

恩光乃勸督居民，繕修堤防，期以堅厚。令下皆踴躍趨事，堤成而㈩墊息。又以其暇籌增書院膏火。凡有修舉，不敢廢墜。士民益翕然信從。今年連奉臺使檄催修邑志，遂取舊籍檢之，蓋有二本。曰舊志者修於康熙時，曰續舊志者修於乾隆末。今曠七八十載未有增輯。于是延都人士之淹雅端亮者，分任采訪考輯。而恩光商榷編次，征引舊志比附近事，稍創體例，定為類若干，為卷若干。惟是山中書缺，有間，故老率多零落，諏稽搜討，病不廣遍，稿成未敢自是。質之年丈、監利王子壽比部，然后授梓，僉謂恩光宜為之序。

則論之曰：“志於邑無所不載，顧有體焉。繁則寡要，簡又近略，欲斟酌而歸於至當難矣。然尤貴乎其識”。今夫當邑，介居荊襄郢峽間，南北沖要，為兵家所必爭，自春秋三國至

昭代開國之初暨嘉慶咸豐間，盜賊出沒，邑最苦蹂躪。今幸朝廷威棱震迭，烽燧已消，然豫防不可弛也。瀕川之民，遷命惟堤，桑土綢繆，未遂高枕無虞也。若夫閭閻利病，政令教條所設施，有百年不變者，有數年輒變者，有一年數變者，不審其宜則輕改，與膠固兩失之。

至如簪纓甲第之蔚興，貞廉節義之相望，雖清淑萃鍾，人爭砥礪。抑豈非賢長吏興起教化風動而鼓舞之效與了凡若此類，筆之於書，來者考鏡，得所率循，所謂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師也。由是言之，則志不徒恃其體而又貴善用其識。恩光治行，無足稱述。第念夙奉先相國訓誨及家大人教迪，一行作吏，不敢不勉。又適遇茲役，思籍手為來者告，且答父老勤勤見推之意，故謹舉其大且遠者，次第紀載，而其他則有所不暇書。同治五年，歲在丙寅盂秋月，知當陽縣事儀征阮恩光撰。

顯圣碑在珍珠泉南側,覆船山北麓的山石上。上刻隸書“最先顯圣之地”幾個大字,落款楷書:“嘉慶二十二年阮元敬題。”

下有小楷直書十行:“咸豐甲寅年,家大人守宜昌道,出當陽宿玉泉寺,見關圣廟額,知為嘉慶丁丑年。先大父文達公制楚時,閱兵過此所題,雖經四十余年,字跡幸未剝蝕,簡書期近,勢不及重鐫以新之。同治癸亥光忝權是邑,家大人以木刻之易損也,命傷工勒石、愛贅數語，庶冀手澤之永傳云。乙丑秋揚州阮恩光謹識。”

[同治]當陽縣志十八卷,首一卷,末一卷。(清)阮恩光修,王柏心纂。恩光,字孝通,江蘇儀征人,任當陽知縣;柏心,字子壽,湖北監利人,進士.任刑部廣西清吏司主事。邑志前有康熙、乾隆二志,是為三修。首卷有疆域,山水、縣垣等15圖,正文分為方輿、建置、政典、武備、祀典、祠宇、職官、選舉、人物、烈女、藝文、雜錄等共12門.下列疆域、沿革、山川、古跡、風俗、物產、祥異、城池等75目，為該縣現有內容最為浩繁豐富的地方志。該志重方與、政典.藝文諸門。方興分星野、疆域、沿革、山川、古跡、風俗、物產、祥異目，山川目載玉陽,五鳳堆、玉泉、青溪、沮水、漳水等60余。為頗有價值的自然地理資料。有民國23年(1934年)鉛印本.6冊。

正月八日，至漢陽，接任湖廣總督。(《雷塘庵主弟子記》卷五)

三月，阮元題“蒙象”二字匾、顯烈關圣廟額六字。

先公所書荊門蒙山“蒙象”二字匾，以今尺度之，直一尺三寸，橫九寸，款字縱橫二寸二又當陽縣玉泉山，顯烈關圣廟額六字，直九寸，橫八寸，款字縱橫二寸。……阮福謹識?(《楚州文筆》附錄)

春，過當陽縣玉泉寺，得見隋鐵鑊字，并拓之。

丁丑春，余過當陽玉泉寺，得見隋鐵鑊字，拓之，凡四十有四字，每字方徑二寸許。(《隋大業當陽縣玉泉山寺鐵鑊字跋》，《擘經室三集》卷一)

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春，阮元過當陽縣玉泉寺，得見隋代鐵鑊字，拓之，凡44字，每字有2寸許，他不僅對文物感興趣，對上面的字和寧體更有興趣。

于是他又聯想到王羲之，聯想到《閣帖》在內的宋代各法帖：“考此鑊乃彼時民間所造，民間所寫，其寫字之人亦惟是當時俗人，其字亦當時通行之體耳，非摹古隸者也，而筆法半出于隸，全是北周、北齊遺法。

可知隋、唐之間字體通行皆肖乎此，而趙宋各法帖所稱錘、于者，其時世遠在此等字前，何以反與后世楷字無殊耶？二王書猶可云江左與中原所尚不同，若錘書則更在漢、魏之間，其偽也不爽然可想見乎！”

他通過鐵鑊字來證明錘繇、王羲之的字不可靠，甚至是偽作，理由是應有隸意。錘字有隸意當是成立的，但王字就不然了。按照阮元自己的分類，隋代屬北派，其字也全是“北周、北齊遺法”，而東晉屬南派，王羲之是南派，北派和南派當然不同，在這則跋中，他尚且能退一步講二王書猶可云江左與中原所尚不同，若錘書則更在漢、魏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