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則律師挨罰的新聞在法律界炸開了鍋——安徽律師戈運龍因在法庭上說了幾句“留置不當”“存在刑訊逼供嫌疑”，就被監委一紙公函告到司法局，要求停業6個月，理由是“詆毀司法機關”。

在掛著“司法為民”標語的談話室里，戈運龍律師面前的茶杯早已涼透。而監委這波操作，簡直把“法庭辯論不過就掀桌子”的精髓演繹得淋漓盡致。

這場始于法庭辯論席的較量，正在演變為對法治底線的終極拷問。讓人感慨本次事件中監委人員的無知，也為律師執業權利與執業環境的雙重惡化而痛心。

法庭言論何以成罪？

這起事件的核心，是戈運龍律師在為蕪湖市發改委原副主任鳳海飛辯護時的法庭言論。戈運龍律師當庭質疑辦案機關留置不當、存在刑訊逼供嫌疑等問題。這些質疑，從本質上講，是刑事辯護律師履行職責的正常行為。

刑事辯護的實質，正是對刑事追訴機關的追訴行為進行監督。指出程序瑕疵、點明證據疑點，是辯護律師的本分所在，也是《律師法》賦予律師“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維護法律正確實施，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的職責體現。

從法律條文來看，《律師法》明確規定，“律師擔任訴訟代理人或者辯護人的，其辯論或者辯護的權利依法受到保障”；“律師在法庭上發表的代理、辯護意見不受法律追究。但是，發表危害國家安全、惡意誹謗他人、嚴重擾亂法庭秩序的言論除外” 。戈運龍律師的發言，顯然與這三條被法律明確禁止的高壓線相距甚遠，他只是在法律允許的框架內，為當事人發聲，履行自己作為辯護律師的職責。
但蕪湖監委將其視為“詆毀司法機關”，并向司法局發函要求處理，甚至提出暫停戈運龍律師執業6個月的處罰建議。這一做法，無疑是對律師法庭言論豁免權的公然踐踏。若這種行為被默許，被其他監委效仿，后果將不堪設想。

我國《律師法》第37條明確規定：“律師在法庭上發表的代理、辯護意見不受法律追究。”這一立法本意正是要消除律師履職的后顧之憂。如今將律師對具體辦案行為的質疑等同于對司法機關整體的詆毀，無異于在司法領域制造新型“文字獄”。

這種邏輯的可怕之處在于其無限延伸的可能性。按照蕪湖司法局的認定標準，任何對偵查程序、證據瑕疵的質證都可能構成“詆毀”。當法庭質證環節本身成為違法事由，刑事訴訟法確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將徹底淪為擺設，法庭辯論將退化為照本宣科的儀式。

監察權的擴張與辯護權的坍縮

本案中，蕪湖監委的角色轉變耐人尋味。

作為原屬檢察機關的職務犯罪偵查權轉隸后的產物，監察機關本應恪守《監察法》第5條“保障當事人合法權益”的基本原則。現實卻是，監察機關通過“談話提醒”等方式，將權力觸角延伸到了律師執業領域，形成對辯護權的二次壓制。

監察機關本應是監督權力運行、維護法治的重要力量，但在這起事件中，卻利用自身權力對正常的辯護行為進行打壓。當權力失去制衡，肆意擴張，法治的堤壩就會出現裂縫，最終可能導致整個法治體系的崩塌。

律師作為法律職業共同體的一員，是法治建設的重要力量。他們在法庭上的辯護，是對權力的一種監督和制約，有助于防止權力濫用。而蕪湖監委的做法，無疑是在削弱這種監督和制約，讓權力的運行更加缺乏約束。

這種權力越界在程序正義層面暴露出雙重危機：一方面，監察機關對律師執業行為實施實質干預，違背了《憲法》第130條“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的基本權利；另一方面，司法局依據監委“意見”而非法定程序作出行政處罰，完全架空了《律師法》第49條規定的聽證、申辯等救濟程序。

更為嚴峻的是，這種“監察權+行政權”的聯合絞殺，正在形成寒蟬效應。

自2020年以來，全國已有17起類似案例顯示，律師在辦理職務犯罪案件時，對監察程序提出質疑后遭到執業處罰。這種系統性壓制背后，是監察體制改革后權力制衡機制的嚴重失衡。
再深入思考，這一事件也對公眾的法治信仰造成了沖擊。當人們看到律師在法庭上正常履行職責都可能遭到不公正對待，他們對法律的信任將大打折扣。長此以往，整個社會將陷入對法律的不信任和恐懼之中，這與我們建設法治國家的目標背道而馳。

寒蟬效應下的潰敗

一旦律師因正常的法庭辯護意見而受到處罰，刑事辯護制度將名存實亡。當律師在法庭上發言時，時刻擔憂因言辭讓辦案機關“不受用”而遭到秋后算賬，他們又怎能毫無顧忌地為當事人進行有力辯護？法庭辯論也將淪為形式，不僅違背了刑事訴訟中控辯審三方制衡的基本架構，也讓法律所追求的公平正義難以實現。

在鳳海飛案中，戈運龍律師和徐馮彬律師認真負責地辯護，使得一審法院部分采納觀點，降低了對鳳海飛受賄既遂的指控數額。這本是辯護制度發揮作用的體現，如今卻因監委的不當追究，讓律師的努力可能化為泡影，也讓辯護制度的價值受到質疑。

北京某律所統計顯示，2023年職務犯罪案件的律師質證率已從2018年的78%驟降至12%，非法證據排除申請成功率不足3%。這些數字背后，是無數律師在權力威懾下的自我審查。

這種寒蟬效應的制度性危害遠超個案范疇。當律師群體被迫放棄質證權，法庭將失去發現真相的重要機制，刑事訴訟可能退化為單方治罪的流水線。最高法院近三年再審改判的23起重大冤案中，有19起原審律師曾提出過排除非法證據申請但未被采納，這一數據足以證明辯護權缺失的災難性后果。

更值得警惕的是，這種壓制正在形成“劣幣驅逐良幣”的逆向選擇。比如，某省調研45%的青年律師明確表示避免承接職務犯罪案件，32%的資深刑辯律師考慮轉型。當法律職業共同體中最具對抗精神的群體選擇退守，法治防線將出現難以彌補的裂痕。

蕪湖監委對戈運龍律師法庭發言的追究行為，是對法治底線的嚴重擊穿。我們必須高度警惕，堅決反對這種行為。國家監委、最高法院、司法部有責任對這一事件進行嚴肅調查，糾正錯誤做法，還律師一個公道，維護辯護制度的尊嚴和法治的權威。

站在中國法治建設的十字路口，戈運龍案猶如一面照妖鏡，映照出權力任性的猙獰面目。此案終將寫入歷史，不是作為法治進步的里程碑，而是成為檢驗我們這個時代良知與勇氣的試金石。試想：如果連法庭都不能容下一句質疑，那么掛在墻上的憲法與裝飾畫又有何異？“司法為民”又何嘗不是一個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