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可凡被上海大學聘為兼職教授，這一舉措既彰顯了其個人在行業內的卓越成就，也映射出高校在師資建設上“行業精英+學術理論”復合型人才培養模式的深度探索。

從其豐富的職業歷程與扎實的學術積淀來看，這一聘任決定有著充分的合理性與前瞻性。

曹可凡本科及碩士階段在上海第二醫科大學（現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接受系統醫學教育，畢業后留校任教。

1995年，他毅然舍棄醫學教職，轉身投入東方電視臺開啟傳媒生涯。這一決定雖出人意料，卻得到導師王一飛的認可，認為其在主持領域必將大放異彩。

醫學求學與教學時期所錘煉出的嚴謹邏輯思維，為其日后在傳媒行業的發展筑牢根基，跨界轉型反倒成為他“復合型人才”身份的亮點所在。

在主持崗位上，他憑借《可凡傾聽》節目嶄露頭角，該節目開播20年來，成功采訪貝聿銘、王蒙等千余位文化名人。曹可凡以“傾聽”代替“質問”的獨特主持風格，讓節目成為國內文化訪談類節目的標桿，不僅記錄下文化大師的珍貴思想，還助力海派文化的傳播。

例如，他用上海話采訪貝聿銘，間接促成了小說《繁花》的誕生，這一系列操作讓其主持生涯被賦予“文化符號”般的深遠意義。

在學術領域，曹可凡同樣建樹頗豐。

此前，他已擔任同濟大學、上海戲劇學院客座教授，憑借《可凡傾聽》節目積累的文化研究素材，出版《蠡園驚夢》《人生AB面》等多部著作，展現出深厚的文化底蘊與田野調查功底，這為他日后在高校開展教學工作筑牢方法論基礎。

同時，他憑借上海電視藝術家協會副主席的身份，積極與趙麗宏、程十發等眾多作家、藝術家互動交流，構建起龐大而優質的行業資源網絡。

這一資源優勢能夠為高校產學研合作搭建橋梁，以他策劃的“人工智能+人文藝術”課程方向為例，與上海大學的戰略發展規劃高度契合，有望為學校相關學科建設注入新活力。

對于上海大學而言，聘任曹可凡兼職教授是高校戰略考量的一步妙棋。

近年來，學校推行“固定教師+行業精英”的多元化師資結構，此前已將作家劉煒（血紅）等納入師資隊伍。

曹可凡的加入，意在強化傳媒藝術、文化管理等實踐性較強的學科與行業前沿的緊密對接，有效彌補傳統學術型教師在實操層面的短板，為學生帶來更具時效性與實戰性的知識養分。

此外，作為上海本土文化的代表人物，曹可凡身上的“海派文化使者”標簽與上海大學“城市文化研究”學科建設方向不謀而合。

未來，他參與的教學項目有望深度聚焦城市文化品牌塑造、媒體傳播策略等實務領域，為學校學科建設與城市文化發展協同共進添磚加瓦。

然而，此次聘任也并非毫無爭議。

部分人質疑行業精英可能存在“重經驗輕理論”的傾向，因他們缺乏系統性的學術訓練。但曹可凡的醫學碩士學歷背景以及長期深耕文化研究的經歷，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此類質疑聲。

至于教學實效性方面，他的課程需要在行業洞察與學術深度之間找到精妙平衡，避免淪為單純的“名人講座”。

不過，回看他在《可凡傾聽》節目中“每采訪一位作家必通讀其作品”的嚴謹態度，若能將此延續至教學之中，大概率會轉化為獨特的教學優勢。

總體而言，曹可凡受聘上海大學兼職教授，意味著一場“破圈”教育實驗正式拉開帷幕。

這是高等教育為順應“新文科”建設需求作出的積極回應，旨在打破傳統學科界限，將行業實踐經驗高效轉化為教學資源。

這項實驗的成敗，關鍵在于能否實現從“文化影響力”到“知識生產力”的成功轉化，而不是僅僅停留在符號化聘任層面。

曹可凡所秉持的“要死要活”哲學恰到好處地為這場實驗作出注解：

“要死”是潛心鉆研、下苦功夫，“要活”則是靈活運用知識，這或許正是高校與行業精英攜手前行的理想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