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文化的星河中播撒智慧火種

——訪天地生人學術講座組織人、文化學者孫惠軍教授

本文是對知名學者孫惠軍教授的專訪，全文共計4987字，主要闡述以下幾方面內容：

1、孫教授為何自稱是“沒有學位的博士”

2、為什么說“天地生人學術講座誕生在科學的春天里”

3、怎樣理解古老的中醫是站在更高維度來認識世界和生命

4、歷史與實踐證明“中醫藥學符合錢學森院士提出的開放復雜巨系統概念”

【人物簡介】

孫惠軍，著名文化學者，1967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地質地理系，曾在甘肅西部戈壁灘和東部山區工作十多年，后考回北京攻讀碩士學位并赴俄羅斯及歐洲留學。曾任中國俄羅斯友好協會理事、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自然國學促進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北京中醫生態文化研究會副會長，長期參與組織知名論壇“天地生人學術講座”。

上下五千年、縱橫八萬里，孫惠軍教授的每次學術報告，總能贏得聽眾熱烈的掌聲，人們欽佩孫教授淵博的學識、寬廣的格局、親切的風度和深邃的思考，大家用掌聲表達著深深的敬意。

與孫教授接觸過數次，不是在大會現場上，就是在學術研討中，很少有時間與孫教授單獨溝通。趁著第六次生命醫學大會剛剛閉幕的空檔，終于拜訪了孫惠軍教授，對老人家進行了一次專訪。

接受采訪中的孫惠軍教授

壹

“我是一名沒有學位的博士”

“我的祖籍是浙江紹興。父親孫福熙、伯父孫伏園，史稱“孫氏兄弟”，均為魯迅先生的學生、同鄉和密友。他們在北大求學時積極參加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父親早年勤工儉學留法，兼修文學及美術。受父輩影響我啟蒙較早，4歲就入小學讀書。課余時間我大量閱讀家中珍藏的各類書籍，還接觸了不少父輩的朋友及文化名人。在父輩的熏陶下，對國學和傳統文化的酷愛貫穿了我的一生。1962年我考入北京大學地質地理系，1967年畢業后主動赴甘肅部隊鍛煉，在西北一干就是12年。1980年考入了中國地質科學院攻讀研究生，1983年獲理學碩士學位。”孫教授慢悠悠地回憶著自己年輕時代。

后排左起：孫福熙、林語堂、孫伏園；前排左起：周建人、許廣平、魯迅

1987年孫惠軍以訪問學者身份赴莫斯科大學進修，兩年后正要進行博士論文答辯時，正值國家“七五攻關”關鍵時刻，聽從組織召喚，孫惠軍毅然放棄博士論文答辯的寶貴機會，回國投身到課題攻堅戰中。完成課題后，又接受了組織安排的其他工作，再也沒有回到莫斯科大學去完成未競的博士論文答辯。對此孫老樂觀地說道：“我是一個沒有頭銜的‘博士’。我們這一代人，見證了新中國誕生，伴隨著祖國的成長，早已將個人得失放下了。許多我的同齡人都經歷過得失榮辱，遍嘗人生秋涼，卻從未失報國之志，即便已是白發蒼蒼。”

貳

“‘天地生人學術講座’誕生在科學的春天里”

作為天地生人學術講座的主要組織者之一，孫惠軍教授言簡意賅地為我們講述了“天地生人”的誕生過程及其歷史意義。

1978年3月18日至31日，全國科學大會在北京隆重舉行，標志著我國科技工作迎來了“科學的春天”。國家昌盛，民族復興，科學文化繁榮的歷史進程，從這個春天開始了！

在這樣的背景下，1983年5月20日，張衡學社在北京大學成立。作為一個群眾性學術團體，它以天文、地質、地理、地震、生物、生態等自然學科為核心研究內容。在中國科協的大力支持下，分別于1983、1986及1989，共召開了三次“天地生相互關系學術研討會”。會議因提倡各學科、各領域的大交叉、大融合而得到錢學森（時任中國科技協會主席）的支持、指導和幫助。

“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享譽世界的中國國家杰出貢獻科學家錢學森院士

在這一良好的基礎上，為繼續開展科技綜合研究事業，推動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聯盟，促進國家現代化建設，1990年5月30日，宋正海、周嘉華、高建國、李安平等一批專家學者，在中科院自然科學史所創辦了“天地生人學術講座”。講座繼承了張衡學社的核心主張和學術精神，同時也將人文科學納入了研究內容。

“‘天地生人學術講座’誕生在科學的春天里，是改革開放為它的誕生創造了條件，是民族復興的歷史性大潮促使其茁壯成長。‘天地生人’暗合中國傳統文化的 ‘天地人’三才說，也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中國傳統哲學在現代科學中的應用體現。”孫教授強調指出：“講座的主要組織人和學術骨干大多來自北大、中科院、社科院、各部屬科研機構及大專院校，大多有著深厚的專業學術背景。講座致力于推動宇宙-地球-生物-人類社會的交叉綜合研究，努力把中華傳統文化與當代科技相結合，發揮中國古代自然國學系統中的整體論思維優勢。‘天地生人’關注人與自然關系的協調，致力于復雜性科學問題的探索；主張中西文化的匯通和結合， 主張‘官科’與‘民科’的優勢互補，鼓勵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學術氛圍。”

從1990年至今，“天地生人”走過了35年的曲折歷程，經歷了世界科學從簡單走向復雜，從分析走向綜合，從還原論走向整體論的過程。“‘天地生人’幾十年的發展歷程應和了歷史前進的方向，我們要沿著這一方向毫不動搖地走下去。”孫教授堅定地說。

在紀念天地生人學術講座三十周年紀念大會上：右二宋正海教授，左一孫惠軍教授

據了解，迄今為止，在天地生人學術講座的基礎上，經注冊正式誕生了兩個學會：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自然國學專委會、北京中醫生態文化研究會。為了振興中醫、守正創新，天地生人學術講座前后共組織舉辦了四次全國民間中醫學術研討會（2013年、2014年）及六次全國生命醫學大會暨紀念老中醫潘德孚學術研討會（2017——2025年）。此外還舉辦了五次全國自然國學學術研討會（2013、2015、2017、2019、2021）。除編輯每次會議論文集外，還編輯出版自然國學叢書5輯37本；生態文明叢書6本；海洋文明叢書5本；舉辦學術講座累計達到1400講；天地生人學術座談會72次；大、中型學術會議31次；學術講座快訊2657期。35年的學術公益活動為社會創造了豐富的學術成果，在中國學術思想和科技發展史上寫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接著孫教授語重心長地總結道：“在宋正海、劉長林、孫關龍等學者打下的基礎上，我們堅持把學術講座辦成開放的、多學科交叉的民間學術交流的平臺，這個平臺性質我們始終不變。講座既是學術交流的平臺，又是科學普及的園地。由于堅持不懈地鼓勵各學科創新，也可以說平臺成為了學術創新的孵化器。講座始終保持著良好的學術氛圍和樸素學風，長期堅持民主、開放、包容的原則，由此逐步聚集起一批學術骨干隊伍。‘天地生人’講座的報告人不收費，聽講人也不交費，會后大家可以自由提問研討。我們提倡互相尊重不同的學術觀點，提倡客觀理性的交流，反對扣帽子，反對打棍子，鼓勵實事求是。我認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天地生人’從誕生到茁壯成長的根本原因。”

叁

“‘古老的中醫是站在更高維度來認識世界和生命”

“‘開放復雜巨系統’是錢學森系統思想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如果我們的頭腦中沒有這樣的概念，就會傾向于把這個世界簡單化，從而得出一系列表面的片面的結論；反之，如果我們掌握了這樣的概念，就能一眼看穿很多理論乃至某些學科荒謬的本質。”孫教授繼續說道。

“今天的人類，看似科技已經非常發達，知識也極大豐富，但是，在那些核心的問題上，我們還沒有真正突破。我們向內對自己的身體和意識還有很多未知的奧秘，向外也不知道如何正確處理人類與自然的關系，讓人類與自然、與社會的關系更加和諧。如果這些最根本的問題解決不了，那么科技發達是有利有弊，一方面帶來人類生產生活的便利，另一方面也會帶來空氣、能源 、資源、生態環境的危機，從而危及個體乃至全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現在國家提出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就是把國家建設作為一個有機整體來看待，符合‘開放復雜巨系統’概念。”

輕飲了一口水，孫老繼續解釋道：“說到我們人類自己，人體也是一個開放復雜的巨系統，而對于人體的認識，目前占據統治地位的西醫理論，還立足在以解剖學和細胞基因為主的還原論基礎上，但是這種越分越細的方法論，導致我們只記得分析，不記得綜合；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只見物質，不見意識，更不懂‘精、氣、神’和‘身、心、靈’多層次相互交融的健康觀念。而早在2000多年前的《黃帝內經》就以‘天人合一’、‘正氣存內，邪不可干’等經典理論，清晰明確地闡述了人與自然、與健康的相互關系，指出了正確的養生之道。可以這樣說，古老的中醫是站在更高維度來認識世界和生命的，是揭示人體奧秘的生命醫學和人體科學。”

六十年代初，孫惠軍父親孫福熙先生罹患高血壓和中風，當時遍請了京城諸多名醫進行診治。由此孫惠軍也開始接觸到中醫。因其淵博扎實的國學基礎，再加上頗具悟性的根基，頗得一些名中醫的賞識，囑其高中畢業后隨其學中醫。那時年輕的孫惠軍全身心地熱愛著大自然，釣魚、游泳、聽鳥鳴、研究山上的各類石頭，成了他日常的酷愛。學業優秀的他后來順利考取了北京大學地質地理系。但青年時期與中醫的接觸以及由此給自己帶來的影響，還是深深扎進他的心田，等待著時機萌芽成長。

肆

“中醫藥學恰恰符合‘開放復雜巨系統’概念”

“年輕時的我是崇拜數理化的還原論者，但是經歷了豐富的人生后，我發現用還原論解釋不了我們遇到的許多問題，于是回歸傳統文化，重新開始思考整體論。而恰在此時，在天地生人的講座中我認識了民間中醫的旗手、號稱‘溫州奇人’的老中醫潘德孚先生。他尖銳批評當代主流醫學為市場經濟所綁架，已經走入了歧途。他從傳統中醫概念出發，創造性地構建了人體生命醫學的理論體系，引起我的極大關注。潘老運用現代系統論、信息論的理念，對生命進行了全新的定義，指出生命是人體信息自組織運行的過程。他系統地闡述了生命的生成有序、整體動態、多層次、多系統等特性，深入探索生命的意識、本能、經絡、軀體、自愈力及其相互關系，為生命醫學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這一理論體系的提出，不僅是對傳統中醫理論的創新發展，更是為現代醫學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孫教授興致勃勃地講起他與潘德孚先生的淵源。

一生為中醫復興奔走呼號的老中醫潘德孚先生

為了更好地了解潘德孚先生的生命醫學理論，孫教授不僅仔細閱讀潘老的每一本著作，而且先后花了近十年的時間與他溝通探討并隨同其開會、講座、出診，一直到他去世。長期的接觸與探討，更讓孫教授堅信潘德孚先生一生的成就和學術觀點，會對后世醫學產生深遠的影響。

“第六屆生命醫學學術研討會暨潘德孚老中醫誕辰90周年紀念大會”現場

“從今年舉辦的‘第六屆生命醫學學術研討會暨潘德孚老中醫誕辰90周年紀念大會’情況來看，越來越多的中醫同仁和專家學者認同生命醫學理念。很多人也從過去單一、固化、重結構、重物質的生命觀，逐漸轉化為生成、動態、多層次、多系統、重精氣神的生命觀。而這種系統整體的生命觀，正體現了了我們古人的智慧，中醫的‘道法術器’、‘理法方藥’、“君臣佐使”就是這種認知方法在具體實踐中的應用。”

“錢學森院士提出的‘開放復雜巨系統’概念，站在了當代科學的最前沿，而傳統中醫藥學的思維方法恰恰符合當代的系統整體論。積累了中華民族數千年經驗技巧的中醫藥學不僅是科學、是優秀文化，更是打開中華智慧寶庫的鑰匙。中醫包羅萬象、博大精深，充滿了哲學要義。具體說來，中醫理療中不僅有經絡、氣血、臟腑、營衛學說，還有診療學、心理學、情志學，甚至還有靈性科學，天人合一，無所不包。中醫思維中強調四診八綱、辨證施治、上工治未病，相信人的自愈力等等理念對維護當代人的生命健康意義重大。我相信人類醫學經歷了巫醫、對抗醫學、疾病醫學、健康醫學等發展階段，最終會走上生命醫學的軌道。到那時已在科學的山頂上等候多時的中醫，會熱烈地擁抱西醫、歡迎他們的到來。”孫教授自豪地強調著。

為了推動中醫藥事業的發展，宣傳中醫藥文化，孫惠軍教授多次參與中俄雙方的中醫藥技術與文化交流；他組織中青年學者舉辦多場關于中醫藥發展的學術研討會；他時刻關注著民間中醫的生存狀況，多次利用各種渠道為民間中醫的生存發展大聲疾呼；他深入學校、企業、政府部門，義務講解中國近代社會與文化的演變歷程，啟發人們學習思考，鼓勵年輕人樹立愛國之心、報國之志；他不斷挖掘深藏在各行各業的杰出專家學者，邀請他們走上天地生人學術講壇，將自己的所思、所想、所得、所感，告訴世人、惠及眾生……

退休已有二十多年的孫惠軍教授，卻從未真正閑適下來。組織天地生人學術講座，為振興中醫鼓與呼，弘揚傳統文化中的自然國學，成為他日常忙碌的大事，而總結編輯這么多年的講座與文稿，也是孫教授接下來的主要工作。

訪談的最后，孫惠軍教授深情的說到：“我發現現在社會上流行著一種‘躺平’、‘無所作為’的人生哲學。我認為，這種平庸無所作為的人生觀不利于國家進步、社會發展和個人成長。人這一生時光寶貴，總要活得有意義。《周易》告訴我們說‘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積極有為，勇于創新的人，才能擁有無窮的生命力和創造力，這也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應有的精神和風貌。歲月更迭、白駒過隙，青春不再、耄耋已至，但我仍愿做一盞燈、一座橋，在歷史文化的璀璨星河中，播撒自己的點滴體會和收獲……”。

文章來源：公眾號“國經國醫國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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