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州窯是我國古代北方的著名窯場。現存的耀州窯遺址是國家級歷史文化遺產，主要分布在陜西省銅川市王益區黃堡鎮和印臺區陳爐鎮。黃堡鎮耀州窯遺址、陳爐窯址同時也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近日，有群眾向人民網舉報稱，在陳爐窯址的保護范圍內，存在一個大型建筑石料用灰巖礦開采項目，目前正在進行大規模開采作業，對周邊環境及文物、遺址造成了破壞。

“已經開采了好幾年，我之前向陜西省文物局和銅川市文化和旅游局都舉報過，給我的反饋是‘已經讓企業停工了’，但實際上好像并未得到落實。”該群眾說。

國家級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區內，銅川潤鑫新材料有限公司的采礦作業仍在熱火朝天地進行，重型卡車穿行、機器轟鳴，與文物部門多次下達的"停工停產"要求形成鮮明對比。這一事件不僅暴露出文物保護與地方經濟發展的深層矛盾，更折射出當前文物保護執法中的制度性困境。

耀州窯作為我國古代北方著名窯場，其遺址的保護范圍和建設控制地帶早有明確規定。《耀州窯遺址保護總體規劃（2021-2035年）》中明確禁止在保護區內進行開山采石等活動。然而，涉事企業卻能在遺址核心區域長期運營，其背后是礦產資源開發的巨大利益驅動。據了解，建筑石料用灰巖的市場需求旺盛，每噸價格可達數十元，一個中型礦場年利潤可達數百萬元。在如此暴利面前，文物保護的紅線往往被輕易突破。

更值得警惕的是，這種現象并非個案，近年來，從山西平遙古城到河南殷墟遺址，類似事件屢見報端。2023年中央環保督察就曾通報多起在文物保護區內違規開發的案例，但整改往往流于形式。銅川這起事件再次證明，在缺乏有效監管的情況下，經濟利益很容易凌駕于文物保護之上。

面對違法開采行為，當地文物部門并非無所作為，據報道，銅川市文化和旅游局曾多次下達整改通知，要求企業“另行選址”“停工停產”。然而，這些行政命令卻如泥牛入海，企業依然我行我素。這暴露出當前文物保護執法中的一個結構性矛盾：文物部門雖有監管職責，卻缺乏強制執法權。

根據現行《文物保護法》，文物行政部門對違法行為只能責令改正或罰款，既不能直接查封場所，也不能扣押設備。在銅川案例中，當企業拒不執行整改要求時，文物部門只能將案件移送其他有權機關，這個過程中往往出現推諉扯皮、效率低下等問題。正如一位文物工作者所言：“我們就像沒有牙齒的老虎，看著違法卻咬不下去。”

違法礦場長期存在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監管體系存在漏洞，文物保護涉及文物、國土、環保、公安等多個部門，但在實際工作中常常出現“九龍治水”的局面。在銅川案例中，至少存在三個監管盲區：首先，礦場立項審批時，相關部門是否嚴格審查了項目選址與文物保護的關系？其次，在日常監管中，國土部門的礦產開采許可與文物部門的保護要求如何銜接？再次，當違法行為發生時，各部門的執法協作機制是否暢通？

這些問題不解決，就會給違法者留下可乘之機。一些企業甚至利用各部門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在取得采礦許可后對文物保護要求置之不理。這種監管真空必須通過建立跨部門協同機制來填補。

耀州窯遺址內的違法礦場之所以難以關停，反映了某些地方政府在發展理念上的偏差。在“保民生、促發展”的壓力下，一些地方將文物保護視為經濟發展的絆腳石。當礦產開發能帶來可觀稅收和就業時，文物保護往往被選擇性忽視。

這種短視的發展觀亟待扭轉。事實上，文物保護與經濟發展并非零和博弈。以耀州窯為例，其文化價值和旅游開發潛力遠非一個礦場可比。國內如景德鎮等成功案例證明，合理利用文物資源同樣能創造經濟價值。地方政府需要認識到，保護文物不是負擔，而是可持續發展的寶貴資產。

要根治違法礦場關不掉的頑疾，必須多管齊下：一方面要賦予文物部門更強有力的執法手段，另一方面要建立跨部門的聯合監管機制。更重要的是，要將文物保護納入地方政府考核體系，從根本上改變重發展、輕保護的工作導向。

中央環保督察組已表示將對此事展開調查。我們期待這次督察不僅能關停一個違法礦場，更能推動形成文物保護的長效機制。畢竟，守護文化遺產不僅關乎過去，更關乎未來。當經濟發展與文物保護發生沖突時，我們必須記住：文物一旦破壞，將永遠無法復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