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曾經憑吊多個蘇德戰爭戰場，它們包括斯大林格勒戰役、列寧格勒圍城、莫斯科保衛戰、塞瓦斯托波爾戰役遺址，以及這些城市的實物、檔案資料豐富的戰爭紀念館，每當看到那些充滿彈孔、炮痕的實物，以及蘇聯軍民的死傷統計資料，筆者總有一個感慨：我們既要為蘇聯人民的英雄無畏氣概致敬，也要為他們付出了太多不必要的犧牲感到惋惜。

從二戰主要盟國死亡統計數據上講，蘇聯的死亡率無疑是遠遠高于其他國家的。四年衛國戰爭期間，蘇聯共有866.8萬名軍人死亡前線，近300萬人死于戰俘營，軍人總死亡約1150萬；平民約死亡1340-1700萬，蘇聯總死亡人數在2500萬至2800萬之間，占總人口的約13-14%。

（二戰中盟國軍事人員死亡人數，不包括戰俘死亡的話，蘇軍死亡總數占盟國犧牲人數的65%，遠遠高于其他國家）

蘇聯總體死亡率是英美的10倍以上（注釋一），也高于工業水平遠低于蘇聯的中國（注釋二）。僅就戰場而言，英美軍隊每死亡1名士兵，可以消滅軸心國3名士兵，而蘇聯每損失1.8名士兵才能消滅1名德國士兵，如果除去戰爭最后兩個月，大量德軍因指揮系統崩潰，不得不為淪為蘇聯戰俘的情況，在蘇聯境內的戰斗，大致蘇軍每犧牲4個人，才能消滅1名德軍士兵。

那么蘇聯有如此高的死亡率呢？有人說是因為德國對蘇聯人太兇殘，但是顯然軸心國對待它的所有侵略對象，都不是仁慈的，日軍對南京城里的中國人，對待硫磺島、沖繩島上的美軍，對菲律賓、馬來亞的英美戰俘，同樣非常殘忍；納粹黨衛軍對歐洲所有蹂躪對象也都是冷血無情的。

也有人說蘇德戰爭是英美的陰謀，丘吉爾、羅斯福禍水東引，讓德軍主力去進攻蘇聯，導致蘇聯付出了巨大傷亡。這其實低估了蘇聯的戰略設計能力，也低估納粹的外交決策能力，不能說誰坑了誰，誰利用了誰。再說，即便陰謀算計一說成立，但是蘇聯死亡兩千多萬人也沒有任何必然性，完全可以最小的犧牲換來最大的勝利啊！

如果我們認真分析蘇德戰爭史，蘇聯如此高的死亡率主要原因還要歸結于其自身，在戰前的錯誤備戰、外交思路，戰爭期間低效的軍事指揮以及后方管理，這些因素導致了該國付出了太多不必要的犧牲，用了極高的成本換來了一場慘勝。

1. 肅反清洗掉絕大多數優秀指戰員，嚴重削弱指揮能力

在大清洗中大批紅軍高級軍官被處決，包括總共5名元帥中的3人，15名集團軍司令中的13人，85名軍長中的57人，195名師長中的110人。 1938年底，伏羅希洛夫在國防人民委員會會議上宣布: “我們清洗了4 萬多人” ，這里所說的應該是被處決的軍官數量。廣而言之，大清洗中被處決人數超過68萬，這些都是蘇聯政治、軍事、文化、科學界的精英，它造成了整個精英層的畏懼、懈怠，在國家命運千鈞一發之際不敢發表呼聲，是對民族自主應對能力的一個嚴重傷害。

2. 過于激進的民族政策導致邊疆少數民族人心背離

蘇聯西部邊境人口以少數民族為主，北方為波羅的海語民族，中部為白俄羅斯、烏克蘭族，南方為韃靼、卡爾梅克等亞洲系民族，然而斯大林在20-30年代的很多做法主觀或客觀上嚴重傷害了這些民族。比如集體化運動和大饑荒帶來烏克蘭、卡爾梅克、克里米亞韃靼等民族人口的大量減員，肅反和廢除宗教運動導致大量精英被迫害（僅“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分子”罪名死難者就有33萬人），導致德軍入侵的時候，這些民族消極抵抗，甚至視德軍為“解放者”，烏克蘭、韃靼都出現過大批民眾與德國合作的事件。

（與納粹合作的“烏克蘭解放軍）

3. 戰前錯誤的對德外交政策，助長了德軍實力，以及麻痹了本國軍民防備思想

蘇聯最高層本著對第三帝國戰略意圖的誤判，以及無視國際形勢的根本變化，仍把與英美的矛盾視為主要矛盾，與納粹政權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如果拋棄正義與否本身，單從策略來講，與德國締約是分割東歐、建立戰略緩沖帶的良好契機，但是斯大林及蘇聯高層入戲太深，真的一度相信“蘇德友誼”的神話。

在戰前近兩年時間里，蘇聯官方在宣傳上嚴禁任何反法西斯宣傳，大力歌頌“蘇德友誼”（注釋三），甚至在1940 年 9 月 27 日，德意日三國締結同盟條約、暗中磨刀霍霍向蘇聯的時候，《真理報》依然是一種祝福、樂觀的態度，認為這是反對英美帝國主義事業的一個里程碑事件，特別強調蘇德友誼不會受到影響。”

(《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簽訂現場）

并且，蘇聯還在經濟上則擴大對德出口，為德國提供最急需的糧食、能源和稀有金屬等戰略物資。據統計1940年蘇聯向德國出口額比戰前增加6倍，戰前十八個月，蘇聯給德國提供的東西包括：160萬噸糧食，30萬噸食用油，86萬噸汽油（約占德國消耗量的五分之一）、錳（14萬噸）、鎳（2.6萬噸）、鉻（3000噸）。這時候蘇聯成為德國稀有金屬進口主要來源，幫助德國突破了英美的禁運政策（注釋四），但是時隔不久，德軍利用蘇聯提供的關鍵性原料，生產出世界上最先進的武器，反過來肆虐蘇聯。

（1939年以后，蘇聯對德出口猛增）

1941年春夏之交，蘇聯在外的情報組織以及中國、英國情報機關，不斷對克里姆林宮發出戰爭預警，甚至具體到開戰日期和軍隊番號。但是斯大林想當然認為，德國已經吸取了一戰兩線作戰的教訓，在打敗英國之前不會進攻蘇聯的（注釋五），而他把打敗英國的時間點預測在1942年5月，因此，把蘇聯進入戰備狀態推遲到1942年。甚至到了6月14日，《真理報》仍然在辟謠認為德國會堅定地維護蘇德友誼，不要相信德國要進攻蘇聯的傳言（注釋六），蘇聯官方并把任何對戰爭的擔憂，都歸結為受了英美蠱惑挑撥的結果。

蘇聯決策層的這種誤判敵友、消極備戰的思想，加上大清洗帶來的恐懼氣氛，導致官兵防備懈怠，蘇聯在西部部署了400多萬軍隊，但是如法國的馬奇諾防線一樣——龐大而無用，開戰半年內就全軍覆沒，同時近一半人口及40%的工業生產落入德國之手。

4.戰爭應對方案嚴重失誤，先是過于輕敵，在潰敗后又進退無據，導致開戰半年主要精銳就全軍覆滅

在戰爭前夕，蘇聯的部隊和武器在數量上遠遠占優勢，蘇軍部署在西部的兵力達430萬，而德軍只有250萬；蘇聯火炮、坦克和飛機數量分別是59700門、15600輛和11000架，而德國只有43000門、3650輛和1800架，蘇聯遠遠占有優勢。

但是蘇聯決策層過于迷信自己的數量優勢，無視德軍在之前閃擊西歐中已經充分展示的驚人戰斗力（德軍以犧牲不足10萬人代價獲得整個西歐大陸），無視自己在蘇芬戰爭中巨大的傷亡（芬蘭以犧牲2.35萬人為代價，殲滅15.3萬蘇軍），想當然認為自己的單兵團作戰能力強于德軍（注釋七）。

因此，在統帥部制訂的幾份戰爭預案中，都是只去預測勝利，設想如何迎頭痛擊德軍，然后把戰場推進到波蘭和東普魯士境內，而沒有潰敗防守的預案（注釋八）。當然蘇軍中也不乏明白人，但是大清洗余悸仍在，誰否定進攻、主張防守，就可能被定性為嚴重政治錯誤，所以也就沒有不同聲音。

這種脫離實際的預案，導致蘇軍前線指揮官一開始輕敵、麻痹大意，繼而當戰爭沒有按自己設計的劇本走的時候，上下又進退失據、應對無措，不能組織有序的撤退，導致被德軍大規模圍獵，幾次戰役損失都異常驚人。

比如1941年6月底的明斯克戰役，蘇軍損失了42萬部隊及9427門大炮、4799輛坦克、1699架飛機；8月份的基輔會戰，戰死、被俘超過60萬人，是歷史上被俘軍人最多的戰役；9月份結束的斯摩棱斯克戰役，48.6萬人死亡或被俘。在蘇德開戰前半年，蘇軍不可逆損失達到400多萬，平均每天死傷超過2.5萬人，這也是創了人類軍事史記錄，遠遠高于1937年下半年中國軍人的傷亡，以蘇軍的戰斗力，如果有科學的軍事預案，不至于開局這么慘。

（基輔戰役，被圍殲的數十萬蘇軍，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5.在戰術上，蘇軍在指揮上仍然使用粗暴的人海戰術，唯上層意志和統帥尊嚴，絲毫不顧及士兵性命，造成蘇軍死亡率遠遠高于德軍

在蘇德戰場上，蘇軍大約有250個師被整建制消滅（即死亡和被俘比例達到70%以上），這也是戰爭史上極其罕見的，就連與日軍武器懸殊極大的中國政府軍，也很少出現整建制被消滅的情況，所以，這不能歸結為武器的問題，而是蘇軍戰術以及對士兵生命愛惜程度的問題。

比如，蘇軍一直認為撤退就是恥辱、投降，對任何撤退的軍官和士兵嚴懲都不貸，僅開戰第一年就有99.4萬人被軍事法庭審判，22.1萬人被槍決。在嚴酷的軍法高壓下，新征入伍的、缺乏經驗的士兵被迫在德軍猛烈炮火下，做無用的沖鋒（注釋九），有時候為了推進幾公里，要犧牲十幾萬的生命，當然戰場上寸土必爭，不過也不能不講成本收益比例使蠻勁。有人統計在蘇德戰爭期間，蘇聯士兵從應征到死亡時間不超過5個月，在一些猛烈的戰斗中則不超過一周。

（塔斯社在戰爭拍攝的士兵沖鋒照，作為“英雄士兵”的樣本）

根據筆者對蘇德戰爭英文資料的統計， 1941年度蘇軍和德軍的戰爭損失（死傷被俘人數）比例為10:1，1942年度為5:1，1943年度在蘇聯取得戰爭主動權的情況下，死傷率比仍可達3:1（注釋十）；即使到了戰爭末期，蘇軍完全具有人數和火力優勢情況下，傷亡仍然明顯高于德軍（注釋十一）。

這種粗暴的只強調進攻的戰術，也導致巨量的蘇軍因為不能撤退，轉化為下一階段的有生力量，而淪為德國戰俘營的萬人坑枯骨。到1941年底，蘇軍被俘人數到335萬，1942年仍然在140萬左右，整個衛國戰爭期間，蘇聯被俘人數為560萬-660萬之間，大大超過了其他盟國被俘人數。二戰期間美軍被俘約10.3萬人，英國及英聯邦殖民地被俘軍人總數為35.9萬，中國為17.6萬（國軍13萬、共軍4.6萬），到戰爭結束，估計蘇聯死于戰俘營的人數在190萬至300萬之間，這些也都是完全不必要的損失。

（條件極其惡劣的戰俘營）

6. 后勤醫療管理混亂，導致蘇軍傷病死亡率奇高

后期醫療方面，四年戰爭中，蘇軍共有379.8萬人因傷病入院治療，137.1萬人死于占地醫院，其中因受傷死亡110.4萬，因病死亡26.4萬，蘇聯傷員死亡率約為33%，這個數據也遠遠高于中國，中國抗戰期間因傷病死亡軍人數量為42.2萬（住院死亡率約18.3%），美軍傷病死亡人數約6萬（住院死亡率約10%）。蘇軍超高傷病死亡率，不僅僅歸結于缺醫少藥或氣候，其醫療條件應該好于中國，跟衛生系統的管理混亂有關。

7.計劃體制下，機構和個人都缺乏遷徙自由，大量平民來不及撤退，死于戰火及德國其他戰爭罪行；后方的食品配給制度僵化、低效，加劇了糧食短缺，餓死上百萬平民

戰爭爆發后，蘇聯統帥部立即組成了疏散委員會，整個戰爭期間共有1500多家工廠、1600余萬人被疏散到后方。但是計劃體制下的蘇聯，實行嚴厲的戶籍制度和遷徙控制，哪些人被疏散基本上是由疏散委員會決定，在交通運力很有限的情況下，只有工人、青壯年勞動力可以撤退到后方，個人并無太多選擇自由。

（戰時疏散卡）

另外，更關鍵的是蘇聯實行嚴格食品配給制，即便是你可以逃離占領區，在新的落腳地，因為拿不到糧食供應憑證，也很難立足（注釋十二）。這種僵化的、民眾被包辦一切的管理體系，導致大量平民不能及時撤退，只好坐以待斃。筆者在參觀列寧格勒圍城紀念館的時候，感受最深的是這座城市人口如果在戰爭期間充分疏散，斷然不會造成如此巨大的損失。

根據俄羅斯友人提供的俄語檔案資料，戰前列寧格勒人口約350萬，到9月德國包圍該城之前，僅僅組織撤離了48.8萬人，留在城內的近400萬平民及守軍供應立即成為嚴重問題，導致僅在1941年至1942年冬天就有近50萬人餓死的慘劇，整個戰爭期間列寧格勒平民死亡數量則高達80-100萬左右。

這種計劃體制的另一個弊端是：官僚體系主導的、取消了自由市場的食品配給制，導致后方食物流通效率低下、腐敗嚴重（注釋十三、十四），加劇了因為西部糧食主產區被德軍占領帶來的糧食供應的緊張，導致饑荒的發生。

（排隊領取面包的城市居民）

根據冷戰結束后俄羅斯政府的統計，由于食物短缺，在后方約有 250萬至 320 萬平民死于饑荒和疾病（其中死亡率最高的是古拉格系統的勞改犯人，約有93萬人遇難）；這種嚴格配給制下的饑荒，甚至延伸到戰后的1945年至1947年，這兩年又有100-150萬人遇難。

所以，蘇聯僵化的行政主導的戰時機制，扼殺了社會的自動避險和自救能力，嚴重放大了災難。我們可以中國抗戰時間動員做比較，在八年抗戰期間，共有1450余萬人撤退到四川、陜西等全國大后方，3500余萬人撤退到本地后方，共計5000余萬人，中國在交通運力嚴重不如蘇聯的情況下，完成如此大規模的疏散，靠的是社會的自發組織協調，避免了更大損失的發生。

并且因為中國后方戰時經濟是一個自由的市場體系，盡管大量人員的涌入給落后的西部，但是保障基本溫飽不是問題，除了河南前線因為大旱發生了1944年大饑荒，后方基本沒有發生什么餓死人的事件，像貧瘠的陜甘寧地區，戰時經濟甚至比以前有所發展，這都可以視為自由經濟的緩沖、自我修復作用。

8.結語：決策、管理體制決定著一個社會應對危機的代價和成本

根據以上的分析，如果蘇聯對德國有清晰的戰略判斷的話，戰爭第一年1000萬人以上的死亡，多數本來可以避免；如果蘇聯在軍事上對敵我有清晰判斷，采取一個戰略保守的防御方案的話，軍事戰斗死亡人數也應該至少減半；如果蘇聯采用現代戰爭指揮策略，并且充分愛惜士兵生命的話，筆者認為陣亡人數和傷病死亡人數，減少一半也不是問題；如果蘇聯尊重市場，而不是采用配給制的話，戰爭期間后方餓死的人也會減半。

以中國的國力，即便是以抗戰時間為八年計算，每日死于戰爭的人數也不過4000余人，以14年計算，則每日2400余人，而蘇聯在四年衛國戰爭中每日死亡近2萬人。筆者認為，以蘇聯的工業實力、軍事實力，以及參考西方國家對德作戰損失，如果它有充分的戰爭預警、科學的作戰方案、人性化的戰術及自由化的食品流通體制的話，即便是考慮300萬德軍主力投放在蘇聯戰場，并且蘇聯德國死傷比在2:1，以及戰爭造成一定數量平民死亡（一戰俄國死亡331萬人），其損失在500萬-800萬人之間屬于正常。

然而，僅軍人方面，在整個二戰中蘇聯共有3450萬人應征入伍，傷亡、被俘總數累計為2959.3萬，比例高達84%，其中死亡率超過30%，這既是德軍殘暴施虐的后果，也是管理不善導致的災難。

所以，蘇聯衛國戰爭既是一個英雄主義教科書，讓我們了解蘇聯人民可歌可泣的愛國故事；它也是一個現代政治學、管理學、經濟學教科書，它告訴我們如果沒有民主的決策，自由的市場和社會秩序，科學的管理方法，對于一個社會應對災難多么可怕，它會極大放大災難造成的損失。

【注釋及參考文獻】

注釋一：英國在西歐、北非和東南亞戰場與軸心國作戰，英軍死亡人數38.3萬，平民死亡6.7萬，死亡國民占總人口的0.94%；美軍在全球與軸心國作戰，共死亡40.7萬軍人、1.21萬平民，死亡率占國民總數0.32；法國死亡軍人21萬，平民39萬，死亡率約為1.44%。

二戰期間，英美法盟軍在歐洲西線戰場以死亡32萬人為代價，消滅了約70萬德軍；太平洋戰場，英美共死亡24.3萬，而日軍死亡96.5萬；北非戰場英美盟軍死亡3.8萬人，德意聯軍死亡4.1萬人。總體看，盟國與軸心國死亡比約3:1。

注釋二：根據歷史學家的研究，中國在長達14年的抗日戰爭中，軍人死亡約為211萬（國軍188萬、共軍23萬），平民死亡約為750萬至1000萬之間。中國軍隊共擊斃約55萬日軍，另外擊斃的朝鮮仆從軍、偽軍也應該至少50萬，所以大致中國每犧牲2名士兵，就可以消滅1個敵人，這個損失比也是低于蘇德戰場上的蘇軍的。

注釋三：從1939年下半年起，蘇聯宣傳部門驟然收緊對反法西斯作品的審查，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德共領導人臺爾曼、左翼記者愛倫堡批判納粹的作品都被從書店下架，任何具有諷刺德國、納粹主義的劇目、電影也被嚴禁上映，反而許多為納粹黨服務的德國藝術家被邀請來蘇聯演出。納粹德國駐莫斯科的大使舒倫堡給柏林匯報說：“蘇聯政府在盡力改變這里的居民對德國的態度……報刊像換了一個樣子，全部停止了攻擊德國的立場。”

1939年11月30 日的《真理報》發表斯大林的談話，認為:“不是德國進攻了英國和法國，而是法國和英國進攻了德國，他們應對這次戰爭負責” 。在蘇聯的壓力下，共產國際也不得不放棄了以往的反法西斯政策，不再號召人民反抗希特勒，改而要求各國同英法做斗爭。

注釋四：對于蘇德經貿關系的意義，納粹德國的海軍上將埃·雷德爾指出：“斯大林的經濟援助具有決定性意義，而進一步提供的援助慷慨到這種程度，讓西方對德國的經濟封鎖遭到失敗。”

注釋五：1941年6月15日，鐵木辛哥和朱可夫就邊境軍區部隊是否要進入戰斗動員而請示斯大林時，斯大林回復道： “我相信希特勒不會進攻蘇聯，冒險給自己建立第二條戰線” 。

注釋六：6月14日的《真理報》社論認為：“德國會像蘇聯一樣，堅定不移地履行互不侵犯條約的各項條款……德國破壞條約入侵蘇聯的傳聞是沒有事實依據的，而近期德軍從巴爾干戰役中撤出，向德國東部和東北部地區頻繁調動是有別的原因，和蘇德關系并不相干”。

注釋七：蘇軍上層彌漫著這種自大的情緒，比如1941年初，蘇軍總參謀長梅列茨科夫在軍方高級會議上毫不掩飾得稱：“我軍一個師的戰斗力要遠遠強于德國法西斯軍隊的一個師。雙方對攻時我們的師毫無疑問將擊敗對手，防守中我們的師也足以抗衡敵軍２—３個師的進攻。”

注釋八：朱可夫晚年對這種戰略誤判，反省道：“統帥部作出的決定不是依據對實際情況，進行分析和可靠的計算, 而是從一種不問軍隊能力，但求積極行動的直感和愿望出發的 ” 。

注釋九：德國外交官加里曼，對蘇軍這種人海沖鋒戰術回憶說 ：“俄國人進攻時，導致他們毀滅的最大原因就是進攻時的密集沖鋒，一波接著一波的，德國人就像砍瓜切菜一樣，這樣進攻的結果就是一波波蘇聯人被擊斃”，這是當時戰場真實的寫照。

注釋十：以具體戰役來看，刻赤半島戰役第二階段，德軍以死亡1738人為代價，擊斃俘虜16.3萬蘇軍；塞瓦斯托波爾戰役中，德軍死亡4264人，蘇聯死亡或被俘156880人；第二次哈爾科夫戰役，德軍死亡人數約9000人，而蘇軍死亡、被俘27萬人；斯大林格勒戰役，德軍死亡25萬人，蘇軍死亡47.8萬人；庫爾斯克戰役，德軍死傷38萬，蘇軍死傷86萬；第二次斯摩棱斯克戰役，德軍死傷7.05萬，蘇聯死傷45萬。

注釋十一：1944年的第聶伯河-喀爾巴阡山脈攻勢，德軍死亡9.3萬人，蘇軍死亡超過27萬人；巴格拉季昂行動，德軍死傷45萬，蘇軍死傷77萬；1944年底波羅的海攻勢，德軍傷亡3.08萬人，蘇軍傷亡27.9萬人；解放匈牙利的德布勒森戰役，德軍死傷1.5萬人，蘇軍死傷8.1萬人。

注釋十二：蘇聯著名文學家格羅斯曼的小說《生存與命運》，就反映了這種疏散機制和配給制度的僵化，老革命家的女兒葉妮亞在斯大林格勒戰役前逃到古比雪夫，這個城市明明有一條以她父親命名的街道，但是官僚們只認疏散委員會的疏散卡，葉妮亞費盡周折也無法落戶，這也意味著領不到政府的配給面包。

注釋十三：美國學者溫迪.戈德曼教授利用俄羅斯公開的檔案，進行的衛國戰爭期間供給制的研究，對此有大量鮮活的案例。比如遷徙到查帕耶夫斯克15號彈藥廠有2000多名工人，但是卻有450余名地方官員及家屬來領空餉，導致工人吃不飽肚子；東遷到車里雅賓斯克的62號彈藥工廠，到1943年普遍發生營養不良、浮腫，以工人伊萬·貝德諾夫為首的抗議者秘密給中央寫了一封信，匯報說：現在一天只能吃一頓飯，配給卡上的消費品，已經近一年沒有分發給工人了……我們有專門的死亡地堡，每天大約有五到七個病人在那里死亡”。

注釋十四：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張丹，也利用俄語資料和檔案，在論文中揭示了食物配給制中的腐敗和滋生的黑市問題。由于食物短缺，因此倒賣食品配給證成為最好牟利方式。克拉斯諾達爾票證局出納員蘇卡契偷竊 16783 張食物購買證后潛逃，新西伯利亞票證局出納員利婭施科侵吞了309878 張食物購買證和副券；梁贊市糧食貿易托拉斯發放票證的全權代表，虛報供應證數量，然后將多余證件分發給親屬、朋友，他們就可以獲得兩倍到三倍的供應。

而這些被貪污的食品，又被投放到黑市上售賣，進一步抬高了食品價格。在莫斯科黑市，1941年 1 月土豆的價格是 1.6盧布/公斤，一年后價格上漲到 12 盧布/公斤，到 1943 年 1 月價格為 40 盧布/公斤；雞蛋價格在戰前是1.6盧布/個， 1942 年 1 月 是 5.2盧 布/個，1943 年 1 月漲到19盧布/個。

陳余：蘇德戰爭前蘇聯政治宣傳中的“德國形象” ——以《真理報》為主要考察對象

陳余：《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簽訂后蘇聯對德國宣傳策略的轉變

吳偉：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的人員損失問題

徐振偉、田釗：二戰期間蘇聯的糧食供應及盟國對蘇的糧食援助

張丹：蘇聯衛國戰爭中的食物購買證政策

梁強：蘇德戰爭初期蘇軍失利原因新探—基于蘇軍總參謀部制訂的四份作戰計劃

Wendy Z. Goldman：The Hidden World of Soviet Wartime Food Provisioning: Hunger, Inequality, and Corruption

Wendy Z. Goldman ,Donald Filtzer：Hunger and War: Food Provisioning in the Soviet Union during World War 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