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京報記者從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獲悉一起判決懲罰性賠償案件。因認為某集成公司等六被告大量制造銷售假冒“華為”品牌的交換機，構成侵害商標權行為，原告某技術公司將六被告訴至法院，要求六被告停止侵權，并請求適用懲罰性賠償，判令六被告連帶賠償原告經濟損失2000萬元及合理開支35萬元。海淀法院經審理，認定六被告制造銷售假冒“華為”品牌交換機的行為構成侵害商標權，并適用懲罰性賠償，判決六被告連帶賠償原告經濟損失2000萬元及合理開支10萬元。

制造銷售假冒“華為”交換機，刑事處罰后又被追究民事責任

原告訴稱，其在第9類程控電話交換設備等商品注冊享有“HUAWEI”等多枚商標的商標權。根據已生效刑事判決書，自2016年3月起，某集成公司等四被告未經原告許可，大量銷售假冒原告注冊商標的交換機等產品，情節特別嚴重，其行為均已構成假冒注冊商標罪。另外兩名被告分別負責侵權產品的銷售和渠道運營，以及為轉移資金提供賬戶支持，與上述四被告共同侵害了原告的商標權。原告主張以六被告侵權獲利為基礎，適用懲罰性賠償計算賠償數額。故請求判令六被告停止侵害涉案商標權的行為，并連帶賠償原告經濟損失2000萬元及合理開支35萬元。

六被告均不同意原告的訴訟請求，辯稱各被告已停止侵權行為，部分被告已受刑事處罰，本案不應適用懲罰性賠償。

海淀法院經審理認為，六被告未經原告許可，以銷售盈利為目的，通過分工合作，從網上等渠道購進華為品牌二手交換機及部件等產品后，自行或組織安排他人對上述產品實施拆裝清理、更換部件、更改序列號等加工翻新工作，后噴漆包裝，貼上與涉案商標基本相同及近似的標簽，當做新設備進行銷售，共同侵害了原告享有的商標權。部分涉案商標在程控交換機設備上曾被認定為馳名商標，各被告間有計劃、有組織的進行分工合作，形成完整的侵權鏈條，侵權手段隱蔽、惡劣，且侵權行為規模大、侵害獲利高，僅查扣未售侵權產品價值就達540余萬元，共計銷售了五六千臺侵權產品，故涉案行為屬于惡意侵權且情節嚴重的行為，應當適用懲罰性賠償。

關于懲罰性賠償基數，法院以侵權獲利作為計算依據，按照侵權產品銷售數量乘以單價乘以利潤率的計算方式，結合各被告自認及在案證據反映出來的上述各參數的具體數字，計算出六被告侵權獲利數額應不低于1430余萬元，進一步考慮涉案侵害商標權行為與六被告獲利的因果關系并按照50%進行折算，確定六被告因涉案侵害商標權行為獲利的數額亦不應低于715萬余元。關于懲罰性賠償倍數，考慮到部分被告已執行刑事判決判處的罰金等因素，認定原告主張的3倍作為懲罰性賠償倍數。將上述懲罰性賠償基數加上基數乘以倍數，計算出的賠償總額已遠超過原告訴訟請求的經濟損失賠償數額，故判決六被告連帶賠償原告經濟損失2000萬元及合理開支10萬元，駁回原告的其他訴訟請求。

本案一審宣判后，部分被告提出上訴，后撤回上訴，一審判決已生效。

刑民責任協同治理，助力高科技產業創新驅動發展

法官解析，本案是侵害商標權糾紛中涉及“刑民交叉”問題的典型案件，在同一侵權行為被認定構成犯罪后，依法判定該行為構成民事侵權，并適用懲罰性賠償作出高額判賠，不僅對高新技術企業的核心競爭力產品提供了有力保護，亦對于潛在的造假售假分子起到了經濟上的震懾與警示作用，實現了“懲治犯罪、賠償損失、預防再犯、引導合規”的刑民責任協同治理效果，為高科技產業創新驅動發展提供了司法助力。

本案具體典型意義體現在：一是依法依規運用“異步”審理方式，規范、高效完成庭審程序。針對案件被告眾多、部分在監獄服刑且未委托訴訟代理人的情況，前往監獄對服刑被告現場開庭，并對其余當事人在線開庭，實現當事人訴訟權利保障及庭審程序高效完成。二是準確適用民事賠償規則及證據認定標準，計算懲罰性賠償基數。以侵權獲利為計算依據，結合被告自認的銷售數量及利潤率區間、被告已銷售同類侵權產品的交易單價等因素，確定侵權獲利最低數額，特別是將未實際銷售的扣押產品價值予以排除，確保基數計算的客觀性、合理性。三是落實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與刑事罰金并行適用規則，考慮刑事罰金執行情況確定懲罰性賠償倍數。

在本案符合懲罰性賠償適用要件的前提下，根據《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七條及最高院《關于審理侵害知識產權民事案件適用懲罰性賠償的解釋》第六條的規定，在部分被告已被判處刑事罰金的情況下，仍然適用懲罰性賠償確定了賠償責任。但是，為了避免當事人利益的嚴重失衡，在確定懲罰性賠償倍數時，綜合考慮部分被告刑事罰金已執行完畢的既有效果，以及侵權行為主觀惡意及客觀情節嚴重程度，合理確定了3倍的懲罰性賠償倍數。

新京報記者 張靜姝 通訊員 王棲鸞 秦夢圓

編輯 劉倩 校對 李立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