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通過《中國經營報》的微博看到，九歲圍棋少年朱宏鑫墜樓而亡。點開新聞內文看到孩子的照片，我作為兩個孩子的父親，實在不忍凝視照片中那張稚嫩的小臉。

按照媒體的說法，孩子因長期遭父親家暴毆打，身心遭到重創，最終選擇輕生。

我在相關報道中注意到一個細節，“據知情人士透露，朱宏鑫每次參賽其父親都會一路跟隨，倘若輸棋，朱宏鑫就會遭到父親的當場毆打，朱宏鑫父母早已離婚，他一直以來都是與父親共同生活。”

到目前為止，警方沒有做出詳細的調查通報，因此，我也不敢對孩子死因做出猜測。不過，從媒體報道的情況來看，這起案件與我曾經采訪過的一個案件極其相似。另外，這幾年我也陪著兒子參加各種體育比賽，雖然我和他媽媽還有他妹妹，就當沾兒子的光，可以到處以比賽為名去旅游，但也親眼看到過不少類似暴力的家長。

比如說，在佛山的一次比賽中，與我兒子同組的一個小男孩兒沒有取得好名次。就在賽場出口，家長一通訓斥，然后轉身就走，留下那名小男孩兒茫然不知所措的站在原地。

這應該引起所有父母關注、反思、止惡，尤其是在雞娃內卷白熱化的今天。因此，我想說說我對這些事情的觀察和觀點。

假如朱宏鑫案件與那起案件同質，那么，這類悲劇就有同樣的根源。很多人可能認為，根源是父親失控的暴力。其實，一場由傳統觀念、社會縱容與心理畸變共同編織的死亡陷阱才是真正的根源。

這類案件中，父母的暴力行為，首先符合代際傳遞理論與權力控制模型的典型特征。

根據家庭暴力研究（這類研究在深圳書城有很多相關書籍），施暴者往往在他自己的成長過程中，學習到了暴力溝通方式，并將家庭視為私域權力的實踐場。他的父母很可能就是這樣的，而他自身從未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做過認真思考。

毫無疑問，這類父母若缺乏情緒管理能力，容易將生活中的失敗的壓力轉嫁至子女，通過極端控制重建權威感。

我們就以媒體所說的朱某因兒子朱宏鑫輸棋而施暴為例，朱某的毆打其實根因不在輸棋結果，而是一種對失控生活的補償性宣泄。因為，他將孩子的圍棋成就視為自我價值的唯一載體，通過暴力維系“完美父親”的虛幻人設。

我曾經采訪過廣東省一位知名的犯罪心理學者，她跟我講過一種社會交換理論。我覺得，這個理論能夠揭示了暴力的功能性邏輯：

在一些父母的認知中，暴力是“最低成本”的教育工具，既能快速糾正孩子的“錯誤”，又能強化自身權威。

10歲左右的兒童前額葉皮層尚未發育成熟，長期暴力會導致海馬體萎縮，損害認知與情緒調節能力。很多孩子的恐懼與絕望，正是這種生理與心理雙重摧殘的必然結果。

而這些家長對暴力的依賴，實際上是其教育能力的匱乏。比如朱某就極其容易將競技圍棋的殘酷競爭異化為“非贏即死”的零和游戲，那么，他就會用孩子的血肉之軀填補自身的能力焦慮。

這里面還暗含著一個更深層的動因，就是社會文化對暴力的隱性認同。

這種案例非常多，估計一部分正在看我這篇文章的網友，會心中一緊，因為，他自己可能就是這種情況：

將家庭暴力視為“私事”，甚至默認“棍棒教育”的必要性。

按照媒體的說法，朱某的施暴行為多次發生在公共場合，目擊者包括其他家長與賽事工作人員，但勸阻往往止于口頭，未觸發有效干預。

這說明啥？

這種集體沉默，本質上是對《反家庭暴力法》執行缺位的折射。

法律雖規定教師、鄰居等有強制報案義務，但實踐中仍存在“家務事”思維慣性，導致施暴成本趨近于零。

朱宏鑫手臂的瘀傷、比賽現場的毆打視頻，均未能成為挽救其生命的證據鏈，反而成為暴力持續升級的催化劑。

換一個角度來衡量，我們目前的教育評價系統本身就有很操蛋之處，就存在為結構性暴力合理化的土壤。比如很多比賽領域、甚至升學體系的高淘汰率與人為夸張化的功利評價體系，就一定催生了家長的“孤注一擲”心態。

朱某的朋友圈充斥著兒子的比賽動態，這種將親子關系異化為“項目投資”的行為，符合社會學家戈夫曼所述的“前臺表演”：

通過展示孩子的成就，掩蓋自身的教育無能。

而培訓機構對家暴線索的漠視、警方對案件的敷衍處理，共同構成縱容暴力的制度性溫床。當朱宏鑫帶著滿身傷痕仍被推向賽場時，整個系統都在默許“結果優于人性”的殘酷邏輯。

這種悲劇啊，本質上是一場代際創傷與社會失能的合謀。父親的心理畸變，是傳統父權文化、教育焦慮與個人無能的混合產物，而社會的縱容，則讓暴力在陽光下肆意生長。若不能從法律執行、心理干預與教育倫理層面系統性糾偏，類似的悲劇只會成為統計學中的冰冷注腳。

正如阿倫特所言，“平庸之惡”的可怕，不在于個體的極端，而在于集體的沉默與慣性。

當每個旁觀者都選擇轉身，暴力便成了房間里被默許的大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