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從1981年開始，陳云以見證者的身份（曾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抵達新疆接應西路軍殘部），四次談及西路軍問題，為整個西路軍歷史研究提供了一個正確的方向。

1983年2月25日，原紅三十軍政委、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委員李先念在和陳云多次溝通的情況下，整理了《關于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并附有中央領導同志當年給西路軍的52封電文。

陳云看了這篇文章后，建議李先念遞交給鄧小平看，同年3月22日，鄧小平看了后親筆批示：

“贊成這個說明，同意全件存檔。”

至此，西路軍的歷史真相開始澄清，即西路軍所執行的任務是中央決定的，并自始至終都是在中央軍委的領導之下。

陳云對李先念說過一句話：

“西路軍的失敗主要是對當地民族情緒，對馬家軍估計不足。”

西北二馬

近代史上的“馬家軍”指的就是西北二馬，即馬步芳、馬鴻逵所屬的青馬、寧馬。

西北“馬家軍”歷史形成源于清末同治年間回民起事，并逐漸割據一方，至1949年隨著人民解放軍大舉進軍而逐漸敗退，這當中差不多隔了有七八十年。

其中西路軍的主要對手是馬步芳的青馬，而青馬比寧馬兵力多，戰斗力更強，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

不過就從客觀角度來看，就以軍事實力來論，馬家軍戰斗力雖然強，但是相比于紅軍其實還差一籌，西路軍被隔斷在黃河以西后，與青馬有過多次交手，勝仗打的著實不少。

這還是在西路軍主力與河東紅軍隔斷，后勤全無的情況下打的。

真正當面鑼對面鼓，馬家軍不一定是西路軍的對手。

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后，蔣介石調集幾十萬大軍云集西北，企圖將紅軍主力壓迫在西蘭通道以北的黃河圈內殲滅，并要求在西北的張學良、楊虎城配合進軍。

當時，紅軍面臨的情況比較嚴峻，除了敵軍大軍壓境外，還面臨陜北地區土地貧瘠，物資供應不足的困窘，為了改變這一局面，中央根據張學良的建議，制定了寧夏戰役計劃，即紅二、紅四方面軍迅速北上，配合紅一方面軍奪取寧夏，并順勢取甘西。

由于當時胡宗南部已經追過來，中央采納了彭老總的建議，決定紅四方面軍一部分先西渡黃河，配合發起海打戰役，計劃先打退胡宗南，然后再執行寧夏戰役計劃。

不過，由于張國燾的影響，紅四方面軍在一部分西渡黃河后，紅四軍、紅31軍并未按照計劃渡河，而原先計劃的先向南阻擊胡宗南部的海打戰役也未能實現，致使已經渡河的紅軍與河東紅軍聯系被切斷。

這么一來，也導致寧夏戰役計劃不能實現。

已經渡河的紅軍后來改稱西路軍。

1936年11月初，已經渡河的河西部隊占據了一條山大部村寨和五佛寺、大拉牌一線。也因為深入西北，引起了盤踞西北多年的馬家軍忌憚。

從11月初，青海馬步芳部、甘肅馬步青部總計約5個旅的兵力，向西路軍盤踞的五佛寺、大拉牌一線發動猛攻，雙方打的很激烈。

考慮到當地人煙稀少，糧缺水咸，大部隊不便久停，西路軍為了爭取更大的生存空間，電請中央如果主力部隊不能迅速渡河的情況下，河西部隊應向向大靖、古浪、平番、涼州行進。

11月3日，中央復電河西部隊，所部主力西進占領永登、古浪之線，但一條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

應該指出的是，即便如此，馬步芳、馬步青也并沒有攻破西路軍的陣地，自身反而出現重大的傷亡。

紅四方面軍長征北上，期間并沒有進行過較長時間的休整，全軍武器彈藥短缺，且各軍都嚴重缺編，李先念的紅三十軍人數最多，也不過僅有7000余人，槍3200條，可這樣的配置在當時的河西部隊中是妥妥的主力。

1936年11月8日，鑒于寧夏戰役計劃已經不能實現，中央立刻改變戰略部署，當時紅軍三個方面軍組成北路軍、南路軍、西路軍，其中北路軍為紅四方面軍未渡河的兩個軍組成，留靈武、鹽池待機；紅一、紅二方面軍組成南路軍，向南發展，目的為擴大蘇區，解決給養。而已經渡河的河西部隊稱西路軍（西路軍的稱呼就是這么來的）。

當時中央已經在考慮更大的戰略迂回，即北路、南路軍在站穩腳跟后，積極向東發展，擴大政治影響，而給西路軍的任務是，在河西開辟一根據地，并執行打通遠方（繼續向西到新疆）的重任。

西路軍就此踏上茫茫向西的征途。

激戰河西走廊

很明顯的是，這樣的任務對西路軍來說，確實困難了很多。

也正如后來總結經驗時所談的那樣，忽略了地方民情，忽略了馬家軍的戰斗力，從而導致了西路軍的敗績。

西路軍一路出發向西，雖然先后占領了永昌、山丹、古浪等地區，但自身亦遭到重大損失，尤為值得一提的是紅九軍在古浪三戰馬家軍，傷亡2400余人。

徐向前后來回憶起古浪之戰時，也深表痛心：

“這一仗叫人十分痛心，我主力部隊九軍元氣大傷，再也沒有恢復過來。”

紅九軍是西路軍中僅次于紅30軍的主力，結果一戰就被打殘，從此西路軍作戰，主要靠紅30軍。

不過，西路軍雖然傷亡重大，但可以明確的是，馬家軍同樣損失不小，只是未有官方明確資料記載，盡管西路軍裝備上更差，但作戰意志卻要比敵人更高。

根據徐向前元帥的回憶，他曾提出另外一種方案，即西路軍沿著河西走廊一直向西，當時河西走廊敵軍數量不多，如果一直向西走，就能實現中央最初的戰略，即接受共產國際從新疆援助的武器裝備等物資（陳云后來抵達新疆后，曾見過這批裝備）。

可河西紅軍最終卻滯留在永昌、平涼一線。

原因在于，當時張學良曾建議中央，堅持一二月或許形勢會有變化，中央考慮到這一建議，因而也就未命令河東紅軍按照計劃轉移，而是繼續向西，做出一副想與西路軍靠攏的架勢。

后來才知道，張學良當時已經有施行兵諫的想法（張電文中說的形勢變化），但這一想法在事先并未與中共溝通，而出于信任的關系，中央雖然不理解，卻也采納了張的意見。

也因為要接應河東紅軍，因此西路軍也就不能西進過遠。

可西路軍當時所盤踞的地方，恰恰是馬家軍核心的戰略要地，自然容易引起大規模的沖突。

根據資料記載，在隨后幾個月里，西路軍與馬家軍在永昌、平涼一線與馬家軍展開了血戰，其中紅30軍作為西路軍主力與兄弟部隊配合，共殲滅馬家軍6000余人。

西路軍當時并不清楚中央的意圖，還以為河東紅軍真的會過河，加上對形勢的誤判，造成了在永、涼一線作戰重大損失。

短短一個月，西路軍損失重大， 從出發前的的2.2萬人，銳減至1.8萬人。

至西安事變前后數月之間，中央命令來回變動，時而向西、時而向東，西路軍本身就是疲憊之師，加之永、涼一帶又非已經鞏固好的根據地，根本無力承擔繁重的作戰任務。

相反的是，馬家軍集中兩萬余兵力，向西路軍蜂擁而來。

1937年1月20日的高臺之戰中，紅五軍3000余人全軍覆沒，軍長董振堂犧牲。

從1937年1月底至2月初，西路軍主力退守倪家營子，遭到馬家軍重兵合圍，在艱難的防守作戰中，西路軍總計殲敵上萬人，而自身傷亡亦巨大，全軍已經不足萬人。

在汪家屯駐守的紅三十軍一個連130余人，在與敵戰斗兩天一夜后，全連僅剩九人。

當時，李先念十分焦慮，曾對徐向前說過這樣一番話：

“這樣打下去問題很大，怎么個打法？兵員沒辦法補充，吃糧喝水困難，子彈越來越少，傷員越來越多，長此下去，不是個辦法。”

徐向前也很為難：

“難吶！部隊是我們帶大的，整天和敵人拼消耗，既不能東進，又不能西進，疲兵屢戰，彈盡糧絕，進退失據，前途堪慮。”

應該指出的是，當時中央對西路軍的情況也不甚了解，而全國形勢的變化又很快，只能不斷來回調整，可這一切又無法通過電文與西路軍說明，只是一味告訴他們要發揚精神，奮斗到底。

1937年2月下旬，西路軍撤出倪家營子后，繼續與追擊的馬家軍血戰，至3月11日轉進至祁連山，紅九軍也基本上全軍覆沒，西路軍全軍僅剩3000余人。

石窩會議后，徐向前、陳昌浩離開了部隊，計劃到延安報告情況，剩余部隊分為三個支隊分散打游擊，大部分損失，少部分回到了延安，少部分則是突圍至新疆。

根據資料統計，西路軍雖然是在絕境下作戰，但自身亦殺敵許多，綜合各方面統計，至少消滅了兩萬到兩萬五千馬家軍，馬家軍遭到重創是毋庸置疑的

徐向前元帥分析

事實上也不難看出，西路軍即便是在絕境之下，依然給予馬家軍重大殺傷。

從側面也不難看出，馬家軍其實本身并沒有想象的那么強，西路軍的失敗，其實客觀因素占了絕大部分，特別是從36年年底到37年初，形勢快速變化，而西路軍又無法得知這一情況造成的。

徐向前晚年總結西路軍失敗時，也認為敵人的悍勇并不是關鍵因素，而是有以下四點因素：

一、中央給西路軍的命令來回變動；

有關這點原因我們之前就提過，當時中央迫于形勢，不斷地調整戰略，卻忽略了西路軍所處的環境，加之對西路軍各方面情況也不了解，造成了西路軍被動的局面。

二、失去了對戰場的控制權；

西路軍所處的地域，環境惡劣不說，敵情民情都很復雜，客觀的來看，想要短時間之內建立一個穩固的根據地不太可能，所以西路軍后來作戰，基本上都是處在一個無后方的環境之下，很難獲得足夠的資源。

根據部分資料顯示，馬家軍同西路軍作戰，為了避免彈藥被紅軍繳獲，每次作戰前都只配發五發子彈，打光了退回來再補充，

同時因為西路軍戰略上的搖擺，因此在與馬家軍作戰過程中，總是處于被動，馬家軍戰斗力雖然不強，但勝在騎兵迅捷，很輕松就能追上在向西還是向東上搖擺不定的西路軍，西路軍就只能在人困馬乏的境地下，同兵精糧足的敵軍交手。

三、指揮官在指揮時不夠果斷，缺少獨立決策的能力；

徐向前元帥多年后回憶西路軍，也十分誠懇的坦言自己的過失。

應該指出的是，徐向前在軍事上一直有著獨特的間接，后來他提出如果西路軍一直向西走，就能夠避免西路軍的厄運，但當時西路軍的整體指揮，陳昌浩作為政工干部，有最后的決定權。

可問題是，陳昌浩當時也有很大顧慮，特別是在張國燾一事上，他背負了很大的政治包袱（當時中央不同意西路軍出青海大通的建議，還專程來電批評），因此在執行中央指示下，往往不假思索，機械照搬。

至石窩會議時，陳昌浩提出要去延安匯報西路軍的情況，在這種時候，徐向前也不能勸阻，最后兩人雙雙離隊。

徐向前晚年回憶提及老戰友陳昌浩，也說他“那時年輕幼稚，屬于好人犯錯誤，他為此很痛心，經常作自我批評”。

四、對蔣介石過分信任。

西路軍當時并不知道中央所面臨的形勢變化，徐向前也是后來到了延安以后，才知道西安事變以及蔣介石秘密派人同我黨談判的情況。

徐向前認為，黨中央當時顧慮蔣介石找借口破壞和談，因此在派兵增援西路軍一事上有所遷延。

徐帥總結上述四點原因，也許能讓人一觀當年西路軍慘敗河西走廊，后來專家學者分析西路軍失敗的原因，與徐帥分析的四點原因基本上相似。

盡管后來許多年里，徐帥從來不提這件事，但他內心深處，始終是有這根刺在的。

李先念后來在陳云的幫助下，寫下《關于西路軍問題的幾點意見》，也是對當年犧牲將士們最高的告慰。

值得一提的是，在徐向前，李先念先后病逝后，家人們根據他們的遺囑，將他們的部分骨灰撒在河西走廊，去陪伴當年曾同他們淤血奮戰的戰友，算是表達了他們與當年戰友同生共死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