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15日下午，主題為“作為媒介的‘紅學’——《紅樓夢》與中國現代”的學術講座在華東師范大學閔行校區第二教學樓110教室舉行。本次講座由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文化產業管理系主任單世聯主講，甘蒞豪老師主持，三十余名師生線下參與。此次講座吸引了諸多關心文學、傳播的師生參與，現場氣氛熱烈、互動積極。

單世聯教授以加拿大媒介理論家麥克盧漢“媒介即訊息”這一理論切入，提出一個具有啟發性的核心命題：我們不僅可以將《紅樓夢》視為媒介，其所引發的“紅學”亦是一種媒介。通過“紅學”這一研究實踐，中國現代不同時期對《紅樓夢》的闡釋，折射出中國傳統文化、歷史、社會、思想等諸多方面，也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緊密相連。講座圍繞“紅樓夢的多重媒介性”展開，分為五個邏輯遞進的部分：表達民族主義、示范科學方法、宣傳斗爭哲學、認識中華文化、走向多元研究。每一部分既是對紅學史的系統回顧，也是對中國現代性議程的深刻映射。

單教授首先分析了清末民初的“索隱派紅學”。紅學索隱有早期的特定家世與后期的明清政治兩種，以蔡元培為代表“新索隱”是晚清民族主義思潮與排滿反清的革命運動的投射，他們認為《紅樓夢》民族興亡的隱喻之作，因此紅學也就成為表達民族情感和訴求的載體。索隱紅學固然的猜謎之譏，但也有傳統積習、文本特性、時代氣氛、言者身份等方面的支持，所以20世紀中期以后，仍然不絕如縷。。

隨后，單教授評論了“科學”取向“新紅學”。胡適的《經樓夢考證》雖是一篇論文，但因為把“科學方法”引入紅學，以其對作者身世、作品版本的材料考證，推動紅學從缺少根據的索隱轉向了科學化、系統化的新紅學，體現了新文化運動以后科學方法在中國的興起。單教授強調，胡適的紅學研究并不局限于《紅樓夢》本身，而是想借此傳播一種科學精神、科學態度和科學方法。胡適所說的科學方法，就是“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就是“拿證據來”，因此中國傳統的考據就是科學方法。

“紅學與斗爭哲學”部分則帶出20世紀中葉紅學研究的政治化歷程。自1954年毛澤東發動“《紅樓夢》研究批判運動”以來，以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研究《紅樓夢》，分析《紅樓夢》的社會歷史內涵，成為當代紅學的主流。1974年的“工農兵評紅運動”，在當時的特殊背景下，把《紅樓夢》納入階級斗爭的理論框架。其主要觀點是：《紅樓夢》是一部政治歷史小說，是一部寫階級斗爭的書；《紅樓夢》第四回是全書的“總綱”；《紅樓夢》反映的官場黑暗、階級剝削虛偽道德、奴隸的反抗等；紅學是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的重要“戰場”。

在“紅學與中華文化”一節，單教授則著重介紹周汝昌等學者的文化論立場。他們主張跳出材料考證和階級斗爭的窠臼，認為《紅樓夢》包含了中華文化的“態”與“理”、“形”與“思”，她的偉大產生于偉大的中華文化，也回歸、反饋于偉大的中華文化。《紅樓夢》是一部以重人、愛人、惟人為中心思想的書，曹雪芹是中華文化的代表。

最終，講座以“紅學作為媒介”的元命題作總結。單世聯教授指出，紅學不僅是研究《紅樓夢》的學術體系，更是一種理解中國現代性、思考民族、知識、政治與文化張力的方式。紅學之所以得以成立，不在于《紅樓夢》文本本身，而在于不同歷史時期人們如何將其轉化為回應現實議題的思想工具。無論是索隱的政治情緒、考據的知識路徑，還是斗爭的意識形態與文化的反思倫理，皆為紅學媒介功能的體現。

值得注意的是，講座也強調紅學媒介性的有限性——索隱忽略了小說的虛構性，考據無法窮盡文學的復雜性，斗爭哲學受限于時代話語，文化論則可能陷入抽象的本質主義。因此，未來的紅學研究應在承認其媒介特性基礎上，走向更開放的多元范式，融匯文學批評、文化研究、媒介理論等跨領域視角，回應當代社會對中國傳統與現代之間關系的持續追問。

互動提問環節，同學們圍繞紅學的當代價值、跨文化闡釋路徑等話題積極提問，單教授指出，《紅樓夢》作為中國文化的代表之一，具有跨文化傳播的潛力和價值。本次講座不僅是一次關于《紅樓夢》的文本回望，更是一次關于“如何閱讀中國現代”的方法啟發。

文字｜查舒婷

圖片｜查舒婷

編輯 | 丁琦

審核 | 杜彬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