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在赫爾利任駐華大使期間，美國駐華使館大多數人員都不同意他對中國局勢的估計和做法，認為他的行動損害了中國和平統一的機會。但是在赫爾利把持之下，任何他所不同意的情況和意見都反映不上去。于是2月間，乘赫爾利回國述職之機，由當時駐華使館代辦艾切森領銜，全體政治官員附議，作最后一次努力，發回了一份著名的電報，提出全面對華政策。這份電報主要起草人是當時任二秘的謝偉思。

電報批評赫爾利的一系列做法使蔣介石感到美國把他作為唯一的援華渠道，加強了他不現實的樂觀，對中共采取更加不妥協的態度。中共也因此正在大力加強自己的力量和擴大地盤。這就使美國面臨難題：將來在華東登陸時是否同他們合作？如果美國繼續目前政策，定將引起混亂，中國內戰在所難免。建議由美國總統以明確的語言通知蔣介石，美國出于軍事需要，將與包括共產黨在內的一切抗日部隊合作；美國仍希望中國統一，愿意居間調停；成立最高作戰委員會或內閣，有中共代表參加，名義上把中共部隊納入中央政府部隊，由美國軍官統一指揮，在共同商定的區域內行動。

電報認為美國這樣一種態度傳出去，定會大大鼓舞中國自由派中間力量，雖然不為少數國民黨反動派歡迎，卻會受到中國廣大人民的歡迎，有助于提高美國威望。中國大多數人不無理由地認為，美國在中國的“不干涉”政策實際上是有利于目前保守的領導的一種干涉。另外，這一政策還可以把中國拉到“我們”這邊，而不是“推向俄國懷抱”。

電報的作者希望華盛頓決策當局能據此與赫爾利徹底談一談對華政策。但是，這樣一份以不同尋常方式提出的、至關重要的政策文件，竟沒有受到高層領導的重視。只由國務院遠東司的有關負責人與赫爾利談了幾次，赫爾利根本聽不進去。依然我行我素。他于4月2日在華盛頓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公開攻擊中共同時大肆吹捧蔣介石。

1、美國駐華使館的人員變動

赫爾利的講話引起中國共產黨方面強烈的反應。《新華日報》發表文章表示深切遺憾，指出他的講話將“加重混亂，推動內戰，延緩勝利”。

毛澤東于4月24日發表的《論聯合政府》中提出警告說：

“我們認為任何外國政府，如果援助中國反動分子而反對中國人民的民主事業，那就將要犯下絕大的錯誤。”

4月28日，美國國務院遠東司向國務卿提出一份備忘錄，直接批評了赫爾利的“政策”，說他所奉行的美國對華關系方針是“我們不贊成”的，并擔心這一方針會導致中國內部混亂和對外關系嚴重復雜化。該備忘錄指出赫爾利對其手下外交人員的懷疑和敵對態度打擊了他們的情緒，由于他只許使館寫回對蔣政府有利的報告，阻礙了國務院掌握全面客觀情況。

至此，美國政府內部兩派關于對華政策之爭已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美國最高當局作出決策已經勢在必行了。從以后事態的發展來看，美國最高決策當局雖然沒有公開表態，但在實際行動上是支持了赫爾利的。最明顯的是赫爾利于4月經蘇聯回重慶，繼續按照他的方針行事，而在赫爾利要求下，他手下熟悉中國情況，敢于提出不同意見的人員全部被調離中國。

接替艾切森任使館副館長的是饒伯森（華爾特·羅伯森）。此人與赫爾利立場相同，強烈反共，后來在艾森豪威爾時期在杜勒斯手下任負責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

在駐華使館人員變動中，還有一項有意思的安排：當時發言權較大的美駐蘇大使哈里曼認為，美國駐華人員對蔣政府批評過多，且反對美國支蔣反共，這是出于對“世界共產主義”認識不足之故，因此他力主凡世界關鍵地區，美國都應派駐富有對蘇工作經驗的人員。在這一思想指導下，一名原駐蘇使館的官員約翰·梅爾比被派到中國，以抵消原駐華使館的傾向。由于種種原因，梅爾比在日本投降之后才抵重慶。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梅爾比抵華不久就對蔣政權極為反感，比其先后同事們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后來力主美國從中國內戰中“脫身”，并且是1949年有名的《美中關系白皮書》的編輯之一。

人員的變動也波及“美軍延安觀察組”。后來接替包瑞德為使團長的是曾在蘇聯任職，反蘇反共立場明確的耶頓上校。他對使團長的任務的理解是：收集一伙“潛在敵對分子的情報向魏德邁報告”。觀察團的團員還受命，連象征性的禮物也不許送給共產黨人。

這樣，本來在美國與中共之間起溝通作用，以期配合對日作戰的使團性質完全變了。美國失去了一次與中共建立關系的寶貴機會。

2、美國何以扶蔣反共？

關于美國在這個時候對華政策的變化趨勢，還有一件事可以作為旁證。

1945年上半年，國民黨政府將尚未從美國運到中國的美援黃金以庫券形式在市場上預售，統治集團內部的“知情人”大做投機買賣，因而加劇通貨膨脹，引起金融混亂，成為當時重慶一大丑聞。美國駐華人員稱之為“瘋狂的金融政策”。

在這種情況下，蔣政府要求美國政府改變原來分批運輸的計劃，加速將在美國的黃金儲備運到中國以解救危機。

美國當時的財政部長亨利·摩根索及其屬下的一些人一向對蔣政府向美索取無度而美援又常為少數官僚中飽私囊非常反感，因此財政部不同意加快速度運黃金，并且要中國政府先撥出5億美元的儲備金作保證為條件，再繼續運黃金。

5月8日，摩根索會見宋子文，按此精神答復他，并給他一份備忘錄，提請其注意倒賣美元證券和黃金使少數私人得利之事。但是幾天之內，摩根索態度忽然變化，用他自己的話說，是“翻了一個筋斗”。他突然決定完全同意宋子文的要求，加速運黃金，而且5億美元儲備款之事只是作為“勸告”，而不再是條件。他的部下為之愕然，仍力爭其不可，但是摩根索表示己意已決，不再考慮。

5月16日，又交給宋子文一份經杜魯門批準的備忘錄，完全同意宋的要求。在這期間，宋子文與摩根索曾分別會見過杜魯門。摩根索還透露，海軍部長福萊斯特等人告訴他，“中國人”最近表現不錯，魏德邁工作很有成績，已爭取到他們積極作戰。他在征求國務院意見時，國務院人士稱，我們當然要維持“這個”政府，不能讓它垮臺。另外，宋子文向摩根索表示，莫斯科已一再邀請他訪蘇，美國如果答應他的要求，就可以加強他在蘇聯的談判地位。

這些蛛絲馬跡都說明摩根索態度的突然變化不是偶然的，而有一定的決策背景。這件事恰好也是在1945年5月間。

總之，大體上可以說，大約在1945年4、5月間，也就是歐戰結束之時，美國對華政策扶蔣反共的大致格局開始確定。此時美國根據本身利益仍希望中國內戰能夠避免，但是主要壓力不是放在蔣介石身上，而是企圖通過加強蔣政權的力量來迫使共產黨就范。

造成這一格局究竟是偶然還是必然？

有一種觀點是突出赫爾利個人的作用，認為導致后來事態的發展有一定的偶然性：

例如，羅斯福始則用人不當，繼而自己行將就木，精神不濟，在關鍵時刻失去判斷和控制；美國當時注意力集中在歐洲事務，無暇詳細考慮中國問題；蘇聯答應出兵遠東后中國抗戰的形勢對美國已不像以前那么緊迫；杜魯門上臺后頭緒紛紜，來不及研究中國事務，聽任赫爾利自主其事，等等。

似乎當時換了一個比赫爾利客觀而明白的人，情況就會大不相同。

誠然，赫爾利本人有他的特殊性：既無知又剛愎自用，行為乖張，出爾反爾，后來對蔣介石言聽計從，完全成了蔣在美的代言人，在關鍵時刻起了相當關鍵的作用。但是從當時整個背景來看，美國對華政策開始倒向一邊是對內對外總政策的一部分，絕不是偶然因素造成。赫爾利之所以能占上風，是因為他的態度適應了當時美國政策的需要。

正如有的美國學者指出：把美國敵視中共的政策主要歸咎于赫爾利的“魯莽行動”是不正確的，他代表了政策的主流，這是有道理的。不然就無法解釋，為什么國務院這么多了解情況、有經驗、忠于美國利益的外交官的意見都得不到傾聽，連遠東司正式上書都沒有用；更無以解釋以后美國一系列助蔣打內戰的行動。

當時整個形勢的背景是：歐戰已經勝利在望，日本投降也只是時間問題。在美國決策者的考慮中，打擊共同敵人德、日法西斯日益淡化，而戰后如何對付蘇聯則日益突出。

1945年4月23日（離德國投降半個月)，杜魯門就任總統后第一次討論外交政策的內閣會議上，對蘇強硬路線占了上風。這次會議著重談波蘭問題，雖然沒有討論遠東問題，但總的精神是一致的。恰恰是哈里曼這些人把中國共產黨看作是蘇聯在遠東“擴張的工具”。根據這一邏輯，扶蔣反共是必然的結論。

3、蘇聯人的態度

美國從戰爭結束到1945年底這段時期主要從三方面著手貫徹其意圖：

(1)借助蘇聯的力量，取得蘇聯支持蔣而不支持中共的承諾；(2)大力從軍事上加強蔣介石的地位；(3)通過以上兩項措施內外夾攻，使中共處于孤立無援境地，然后也對國民黨施加一些壓力，促其進行某種改革和讓步。希望這樣促成國共和談，建立一個在蔣介石統治下的“統一”的、親美的中國。

美國在遠東一方面要竭力抵制蘇聯的勢力，一方面又力圖避免在中國問題上和蘇聯對抗，這是美國政府內部各派觀點殊途同歸的一致之點。

戰爭結束前如此，戰爭結束后尤其如此。

1945年3月，范宣德在與魏德邁談話中強調：“我方采取積極措施…防止中國形勢的發展導致俄國人與我們不和，具有壓倒一切的重要性。”

助理國防部長麥克洛伊在日本投降之后曾說，如果在中國內戰中出現蘇聯支持共產黨，美國支持國民黨的局面，“我們就真正陷入一團糟了”。

關于蘇聯與中國共產黨的關系，盡管“美軍延安觀察組”的一派人強調中共的獨立性，但是到這個時候，把中共看成是蘇聯的附庸的意見已逐漸占上風。

如美國駐蘇聯大使哈里曼、福萊斯特等人認為中國革命是蘇聯領導下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進攻”的一部分，中共是“克里姆林宮的工具”。

同時，美國政府中多數人對中共的力量估計過低，認為只要蘇聯不支持中共，后者就無能為力，就會屈服。所以，他們認為解決中國問題要通過莫斯科，唯一可行的辦法是，美蘇就中國問題達成直接諒解。

這是羅斯福政府開始，杜魯門上臺初期也沿襲下來的想法。基于這種考慮，1944年間，羅斯福派往中國的兩個人——華萊士和赫爾利，來華前都奉命取道蘇聯，一再取得蘇聯不支持中共而只承認和支持蔣介石政府的保證。斯大林還向哈里曼表示，對中國，美國應起帶頭作用施加影響，蘇聯、英國都無能為力。這等于暗示蘇聯承認中國是美國的勢力范圍。

《雅爾塔協定》中有關遠東的秘密條款，明文確定了勢力范圍的劃分，除承認蘇聯在中國東北的權益，和承認外蒙古獨立的現狀外，整個中國絕大部分實際上在美國勢力范圍內，蘇聯并承諾據此與蔣簽訂雙邊條約。1945年5月，杜魯門剛就任總統不久，又派羅斯福生前親信霍普金斯到莫斯科與斯大林、莫洛托夫會談。會談涉及美蘇之間廣泛的、爭執不下的問題，但是中國問題卻是最順利的。

斯大林明確表示，他將盡一切努力促進在蔣介石領導下的統一，這種領導在戰后還應當繼續保持下去，因為沒有別人像蔣那樣強有力。他特別提到，沒有哪個中國共產黨領袖擁有足夠的力量統一中國。

對于蘇聯不支持中共的表態，美國內部也有不同看法。有人（如赫爾利)完全相信；有人（如哈里曼、凱南）則認為這是權宜之計，在國共爭執中它大概會坐山觀虎斗，而在有機可乘時，仍會通過中共擴大其在華勢力。但二者結論是一致的：美國應施加影響，盡快在蘇聯參加太平洋戰爭之前達成一個建立在蔣介石統治下的“統一”的中國的協定。

1944年11月，羅斯福要赫爾利轉告蔣，他和俄國人都認為與“華北力量”（即中共)達成可行的安排，將大大有助于把日本人趕出中國，并要赫向蔣特別強調“俄國人”也這樣認為。

《雅爾塔協定》有關中國的秘密條款根據蘇聯的意見，于1945年6月15日才由美國指使赫爾利通知蔣介石。隨即，美國授意蔣派代表團到莫斯科開始關于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談判。美國在這一談判過程中的態度是很能說明問題的。

一開始，杜魯門指示赫爾利在將《雅爾塔協定》內容告知蔣的同時，對他說：當初羅斯福已經答應蘇聯的條件，現在杜本人也是同意的。這是明顯地壓蔣全盤接受下來。以后在中蘇談判過程中，蔣對蘇聯的某些要求感到礙難接受，對《雅爾塔協定》某些條款的解釋也有爭議，幾次求助于美，希望美國向蘇聯說項，要它不要強人所難。

美國均表示不介入，也不負責對條款進行解釋。但是在蘇聯提出要把大連納入蘇聯軍事區時，美國開始予以關注，深恐蔣介石對此讓步。到此，美國認為中方已經讓足了步，再讓就要有損美國利益。

于是杜魯門于7月23日給蔣介石一封帶有命令口吻的電報，原文稱：

我要你執行《雅爾塔協定》，但我并未要你作超出協定的讓步。如你與斯大林對該協定的解釋有不同意見，希望你安排宋(子文)回莫斯科繼續努力達成完全諒解。

與此同時，美國向蘇聯交涉，堅持大連應作為國際商港，不能同意劃歸蘇聯軍事區，并要斯大林重申尊重“門戶開放”原則。斯大林口頭表示同意，但認為沒有必要作書面聲明。

另外，華盛頓指示哈里曼，要他爭取蘇聯以明確的語言表示支持中國“中央政府”，不支持“持不同政見分子”，并指出，這是“中國政府被要求作出讓步所得到的唯一補償”。

8月14日，《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字。在雙方換文中明文規定：蘇聯給中國的援助“完全供給中國中央政府及國民政府”。這一文件是哈里曼替中方起草后由中方提出的。

條約簽字后，美國國務院又告訴當時在美國的宋子文：盡管蘇聯保證只支持蔣政府，但是不等于政府就不需要再對中共采取克制態度，這并不減少中國政府對和平解決和內部改革的責任。

4、借蘇聯壓中共的意圖

蔣介石則一貫對共產黨必欲消滅之而后甘心。為此，除了主要依靠美國外，只要有可能，其他一切力量都可借助。早在1944年6月華萊士訪華時，奉羅斯福之命勸蔣：一是與中共和解，二是與蘇聯搞好關系。蔣對第一點頑固不接受，而對第二點表現很積極，并要美國作“中間人”為他拉線，甚至作“仲裁人”。

華萊士走后，宋美齡致羅斯福的感謝電中特別提到“委員長”對總統希望中蘇更密切合作“特別感動”。并保證一定竭盡全力促其實現。臺灣梁敬錞后來為稱：“欲遏內戰之亂源，必先中蘇之友好。1944年蔣委員長接晤美副總統華萊士時，即已首揭斯旨。”

這句話道出了蔣借蘇聯壓中共的意圖。蔣介石在隔了4個月才得知三大國背著中國達成的有關中國主權和切身利益的協定時，當然十分不愉快，對于其中的條件也感到國內難以通過。

但是同時，美國將斯大林對霍普金斯表示不支持中共的談話內容通知了蔣，蔣方表示高興。

7月，宋子文到莫斯科談判，斯大林又當面向他表示無意支持中共，對華援助也只給“中央政府”，并說：中國只應有一個政府，由國民黨領導；只應有一支軍隊，共產黨軍隊編人國軍是當然之事。

另外，蘇軍已經在東北，蔣介石的軍隊一時來不及運到東北，而中共在東北處于有利地位。蔣介石企圖從蘇聯手中接收整個東北。這樣，蔣介石終于咽下了苦丸，指示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實際上是追認《雅爾塔協定》。

美國最初同意蘇聯的條件主要是換取蘇聯出兵東北；而《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字之時，日本已宣布投降，所以蔣介石要換取的就是蘇聯不支持中共的承諾。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字的第二天，蔣介石即向赫爾利表示感謝他幫助制定中蘇接近的基礎，以及赫之兩次訪問莫斯科，并說明他理解中蘇條約表明蘇聯有意促成“中國軍隊統一”和支持“國民政府”。

在以后一段時期內，蔣介石對保持與蘇聯良好關系十分小心。例如，10月間，國民黨接收東北的大員之一齊世英在長春發表反蘇言論，引起蘇方抗議，蔣介石立即下令將齊調回重慶，并急電蔣經國、熊式輝：“在長人員不準有反蘇言行，否則一律勒令送回重慶。”

所以，在借蘇聯壓中共這點上，美蔣是一致的。所不同者，美國希望壓出一個和局來：而蔣則認為依此可以對中共采取更強硬手段，更加放手地訴諸武力。當時對蔣政策尚持保留態度的立法院長孫科曾把蔣的這一意圖明告美國人。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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