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關品方

筆者最近介紹李叔同，引起回響。在弘一法師之前，還有另一位法師值得介紹。他就是祖籍珠海香洲的蘇曼殊，筆者曾去過他的故居參訪。

蘇曼殊是清末民初詩人、作家、畫家和翻譯家（1884至1918）。他是中日混血兒，日本橫濱出生，本名宗之助（shuunosuke），字子榖，小字三郎，法號曼殊，后更名玄瑛。柳亞子研究蘇曼殊，著有《曼殊新傳》，修訂了文公直的《蘇曼殊年譜》。

大灣區的中山市原是香山縣，后改名為中山縣，再升格為中山市。珠海經濟特區原是中山市的一部分。

蘇曼殊法師是漢傳佛教出家人，被稱為“民國三大詩僧”之一（另外二人是弘一法師李叔同和敬安法師黃讀山）。

曼殊生父是蘇杰生，旅日華僑，住橫濱山下町33番，英資茶商買辦，娶妻黃氏。曼殊生母是若子（wagako，日本人），不詳其姓。曼殊由庶母河合仙（Kawai sen，日本人）撫養。

1889年，曼殊（5歲）隨嫡母黃氏回珠海香洲檸溪，拜見祖父母及長兄蘇焯。由于他有日本血統，在家族之內受到排斥。傳說曼殊13歲就逃到新會慧龍寺出家做和尚，后被家人尋回。這說法因考證不足，未有定論。曼殊出家是在1904年（20歲），以“三壇具足”受戒。廣州府雷峰區海云寺的博經法師同情曼殊、與他相交為友，雖備受佛界人士質疑和誹謗卻從不與人爭。后來曼殊欲往他剎參方，博經法師擔心他掛褡不便，將自己的戒牒相贈。曼殊不愿總是冒名化緣，于是自取法號“曼殊”，逐漸知名于世。

曼殊室利，又譯文殊師利或舍利，是梵文譯音，意思是妙德吉祥。文殊是佛教四大菩薩之一，與普賢隨侍釋迦牟尼左右，代表智慧。

曼殊15歲（1899年）時家道中落，隨表兄再赴日本，在橫濱入讀由華僑開設的大同學校。該校分甲乙兩級，甲級教授中英文，乙級只教授中文。當時馮自由在甲級，曼殊在乙級（與馮自由的弟弟同班），二人由此相識。

馮自由是廣東南海人（1882至1958，享年76歲），出生于日本華僑家庭，1900年（18歲）入讀東京早稻田大學，同年加入興中會，追隨孫中山致力國民革命。馮自由和曼殊是好朋友。

1901年，曼殊（17歲）經親屬贊助入讀東京早稻田大學預科，一度因贊助終止而被迫停學，幸得清朝駐日公使王大燮準許各省自費優秀學生改為公費生，曼殊經橫濱僑胞推舉，留在東京轉到振武學校攻讀（從成城學校改制而來），亦曾在上野美術專科學校攻讀。70多年后，筆者在東京入讀國立一橋大學，才逐漸對當年的旅日華僑史有所認識。

李叔同比較蘇曼殊年長4歲，兩人同在東京期間有所交集，可以參考柳亞子的相關考據。當時曼殊雖已開始醉心佛理，但同時結識了陳獨秀、章士釗、廖仲愷、李大釗和何香凝等留日學生，并先后加入在日本成立的革命團體青年會和興中會。

1903年，沙俄帝國入侵東三省，曼殊所在的青年會組織“拒俄義勇隊”。其后曼殊一度移居香港。當時他父親已在家鄉珠海為曼殊訂親，趕到香港勸其完婚。曼殊反抗父權、避而不見。在陳少白的勸說之下，曼殊勉強返鄉，卻選擇逃婚到廣州海云寺剃度出家，數月后回到香港。其后曼殊化緣到江浙滬一帶，先后在蘇州吳中公學任教師、在杭州《國民日報》任翻譯，與章炳麟、秋瑾、柳亞子等人交往。

曼殊一生數度出家，還俗住家后又再出家。他情緒反復多變，未能看破紅塵。他時而身披袈裟誦經念佛；時又與女性發生戀情。在上海時，曼殊更一度出入青樓妓院，甚而暴飲暴食；為了參悟人生，不受凡塵羈絆，看破俗世悲離，堪稱現實版的“碧海狂僧”。他或許更像濟公活佛，是一位普度眾生、有真性情的入世僧人。

1918年5月，曼殊因胃病，溘然長逝于上海廣慈醫院，年僅34歲。他死前留下一偈：“一切有情，都無掛礙”。孫中山捐贈千金，把他安葬于杭州西湖孤山北麓，南社的諸宗元為他撰《塔銘》。

諸宗元（1875至1932）是中國近代著名詩人、文學家和藏書家，南社重要成員。他與柳亞子、陳三立、郁達夫、鄭孝胥等同為南社的活躍分子，以其獨特的詩歌風格和豐富的文學貢獻著稱。柳亞子對他有高度評價。

筆者記得諸宗元的《減字木蘭花》：“相忘形跡，落珮倒冠誰主客？不問鶯花，各挾奇書過酒家。”他的文字清麗脫俗。筆者還記得柳亞子的《吊鑒湖秋女士》（即女俠秋瑾）:“飲刃匆匆別鑒湖，秋風秋雨血模糊。填平滄海憐精衛，啼斷空山泣鷓鴣。馬革裹尸原不負，峨眉短命竟何如？憑君莫把沉冤說，十日揚州抵得無？”他的境界正氣凜然。

1926年，毛澤東（33歲）和柳亞子（43歲）在廣州某茶樓初次見面，就國共合作以及國民黨新右派的分裂問題交換意見，雙方對彼此留下深刻印象。柳亞子說是“驚初見”，毛澤東表示“未能忘”。1945年，闊別19年之后，兩人在重慶重逢，柳亞子已62歲。當年8月28日，毛主席到重慶與國民政府共商和平建國事宜。他在重慶期間遍訪民主人士，和柳亞子多次往還，相談甚歡；從此兩人開始詩詞唱和，成為文壇佳話。

最后，不可以不談曼殊的詩。筆者認為是幽怨岑寂、空靈飄逸，以獨特的風格卓立于近代詩壇。例如《春雨》就是曼殊的精品。“春雨樓頭尺八簫，何時歸看浙江潮？芒鞋破缽無人識，踏過櫻花第幾橋？”又如“契闊死生君莫問，行云流水一孤僧。無端狂笑無端哭，眾有歡腸已似冰。”，“蹈海魯連不帝秦，茫茫煙水著浮身。國民孤憤英雄淚，灑上鮫綃贈故人。”，“烏舍凌波肌似雪，親持紅葉索題詩。還卿一缽無情淚，恨不相逢未剃時。”，“相憐病骨軽如蝶，夢入羅浮萬里云。贈爾多情詩一卷，他年重拾石榴裙。”

柳亞子評價曼殊法師為“一代的天才”，真是恰如其分。因為曼殊不單是一位僧人，還是詩人、小說家、散文家和畫家。他更是翻譯家，將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以及拜倫和雪萊等西方詩作介紹到中國來，是上世紀20年代新文化和白話文運動以至新詩創作的啟蒙者。

曼殊由于出身卑微，一生坎坷，飄零無依，命途多舛；既生逢亂世，雖天縱英才，卻懷才不遇。他放浪率真的個性，類近魏晉時期竹林七賢的反叛風骨。但他又有悲天憫人的家國情懷，參與國民革命，可惜未能貫徹。他生于中華民族存亡絕續的時代，可惜沒有高瞻遠矚的視野，未能洞察民族必有光明的前途。他和好友柳亞子完全不同。

魯迅和陳獨秀也是曼殊的朋友。魯迅認為曼殊是一個古怪的人，一有錢就喝酒用光，沒有錢就到寺廟里老老實實干活。他三度出家，有他個人原因（中日混血），又有時代印記（戰亂頻仍）；因緣契闊，砥直窮通，十分復雜。陳獨秀認為曼殊貪吃，其實是他的自殺政策。他眼見舉世污濁，卻又無可奈何，只好亂吃亂喝起來，以求速死。筆者行文至此，黯然兮神傷，無涙也無言。如果他能夠更多地親近周樹人、孫中山、柳亞子和陳獨秀，或許際遇命運有所不同。斯人已矣，除了噓噓，唯有嘆息。

上世紀50年代，西湖孤山的曼殊墓崩坍。1964年，民政部門將其遷葬于西湖雞籠山。筆者在杭州勾留期間曾去過憑吊一番。蘇曼殊的故居在珠海香洲，筆者也曾到此一游，躑躅留連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