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mes Shapiro, Shakespeare in a Divided America, London: Faber & Faber, March 2020, 320pp

一個幽靈，英國文學的幽靈，在美國游蕩。當“五月花號”的朝圣者抵達科德角時，他在斯特拉福德已去世四年。莎士比亞肯定沒有料想到，他的戲劇將會和《欽定本圣經》一道在新大陸被無數人誦讀，他塑造的角色將會在更遼闊的國土上經歷意想不到的變形和復活。他也不會預見在未來四百年間，美國人民都借助他、利用他、通過他來表達自己的主張或焦慮，而無數的紛爭和沖突，也將借他的戲劇被揭示和激化。當美國經歷一輪又一輪撕裂之時，莎士比亞就像哈姆雷特的父親一樣陰魂不散，不斷歸來。

專攻莎士比亞的著名學者詹姆斯·夏皮羅（James Shapiro）在2020年出版了《莎士比亞在分裂的美國》（Shakespeare in a Divided America）一書。他選取美國歷史上八個重要時刻，討論特定年代上演的某部莎劇、或者與莎劇表演相關的事件所引發的全國爭議。八個案例中，四例發生在十九世紀，三例在二十世紀，最新、也是最勁爆的事件就發生在2017年的紐約。這本書可視為莎劇在美國歷史重要節點的接受史和影響史，也是透過莎劇的棱鏡所觀察到的美國史。

民要攻打民

僅看莎劇所涉及主題之多、之廣，的確稱得上“俗世圣經”（secular scripture）。因其包羅萬象，隨時可與任何時代發生摩擦和碰撞。我們暫且拋開比如篡位、弒君、廢立這些永遠循環的宮廷主題不論，莎劇在令現代人異常焦慮的那些主題里，都預先布下了很多珍瓏棋局，留待后人破解。一個膚色黝黑的摩爾人和一位白人少女成婚，之后又將妻子殺死，這樣的劇情如何讓歷史上的種族主義者消化？一位丈夫不讓新婚妻子吃飯、喝水，像“熬鷹”一樣馴服了兇悍的“潑婦”，女權主義者又會如何評論如此野蠻的父權壓制？當公爵差遣女扮男裝的維奧拉向自己心愛的姑娘求婚，而被求婚的姑娘反而愛上著男裝的女主，這種巧妙的身份錯亂和性別顛倒，算不算預先碰觸到現代人對易裝和性別邊界模糊的興趣？當外來者占據荒島，憑借西洋魔法征服了本島土著，倡導殖民和反對移民的人士會不會得到新的靈感？而最終被遺棄的卡利班（Caliban），會不會成為塔利班？

書中所討論的紛爭，有些源于莎劇的主題以及意識形態解讀，有些則是因莎劇的上演而引發的社會動蕩。比如第一章敘述約翰·昆西·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對《奧賽羅》一劇所發表的政治極其不正確的評論。亞當斯曾擔任美國第六任總統，是一位博學而審慎的政治家。1833年，英國年輕的女演員范妮·肯布爾（Fanny Kemble）在美巡演，來到波士頓，在一次飯局中與已卸任總統的亞當斯相遇。二人談到《奧賽羅》，亞當斯忽出驚人之語，令肯布爾小姐錯愕不已，不知如何應對。后來，肯布爾將巡演期間所寫的日記發表，其中就包括這場尷尬的對話，但她隱去了亞當斯的名字。不過，此事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坊間流傳已久。亞當斯情急之下，連續刊發兩篇文章，申說自己的主張。其核心觀點為，苔絲德蒙娜違背父親意愿，與摩爾人私下成婚，這樣的婚姻“有違自然之理”（a violation of the law of nature），而她悲慘的結局也是自我造成的。夏皮羅教授施展他深厚的文獻考索功夫，窮原竟委，將亞當斯對異族通婚的深刻恐懼一直追溯到他的大學時代以及他母親所作的相似評論。《奧賽羅》是最撕裂美國的莎劇之一，曾反復引爆過有關種族和種族主義的爭論。夏皮羅教授在2024年曾透露，未來將專門為奧賽羅這個虛構人物立傳，屆時我們將會搭乘“奧賽羅號”街車再次穿行于美國歷史。

約翰·昆西·亞當斯

因莎劇上演而造成的紛爭、甚至流血沖突，最血腥的例子見第三章。沖突的起源本是演員之間的私人恩怨。美國演員曾給英國某名角喝倒彩，二人因此結仇。1849年，英國演員在紐約演出，他的美國對手故意在相鄰的劇院大唱對臺戲，甚至故意上演相同的戲碼。后來，美國演員的支持者雇了五百打手，去英國演員的戲院砸場子，高喊打倒英國人、反對廢奴主義的口號。就這樣，英美莎劇演員之間的私怨，被摻入當時各種熱議的政治議題，升格為窮人與富人的階級矛盾、揚基佬與約翰牛之間的國家沖突。1849年5月，演藝界的摩擦演變為騷亂，上萬人在街頭聚集，紐約警察最終開槍鎮壓，導致二十余人被射殺。這可能是歷史上死亡率最高的莎劇演出。

刺向唐納德·愷撒的劍

在主題和表演這兩個層面能同時制造全國范圍的撕裂，是八年前的一場莎劇演出。

夏皮羅教授在前言中坦言，特朗普在2016年當選美國總統，加深了他對莎劇在美國接受史這個主題的興趣。也就在特朗普第一次入主白宮不久，一場由莎劇而引發的輿論海嘯席卷美國。2017年6月，導演奧斯卡·尤斯蒂斯（Oskar Eustis）執導的《尤里烏斯·愷撒》在紐約中央公園上演。尤斯蒂斯在特朗普當選一個月之后，便立即決定排演這出以刺殺獨裁者、保衛共和制而聞名的傳統大戲，其用意是顯而易見的。劇中的愷撒，完全按照特朗普的形象塑造：金發，穿西服，戴紅色或藍色長領帶。愷撒做著特朗普的習慣手勢，說著特朗普被媒體曝光的那些不堪入耳的語句，就連愷撒妻子說話也帶有讓人浮想聯翩的東歐口音。一切設計都在助推“愷撒=特朗普”的聯想。當這個被強烈“特朗普化”的羅馬領袖倒在舞臺的血泊中，當政治暗殺被栩栩如生地呈現在美國觀眾眼前，1599年的莎士比亞就已暗中返回2017年的美國。

《尤里烏斯·愷撒》劇照

在中央公園版的《尤里烏斯·愷撒》正式上演之前，一位共和黨籍的多媒體公司銷售經理觀看了此劇的預演，對刺殺一場感到強烈不適。消息傳出，一片嘩然。有人偷錄了彩排的視頻，只截取刺殺一場的十幾秒，在網上四處散播。右翼媒體聞風而動，大肆報道，甚至寫出極其聳人聽聞的標題，比如《中央公園上演〈尤里烏斯·愷撒〉：“特朗普”遇刺身亡》。特朗普的擁躉當然無暇去注意標題中的引號，只會看到“遇刺”。一時輿情洶洶，右翼人士旋即發動大規模網絡進攻和罵戰，劇院的贊助商如達美航空公司、美國銀行被迫撤銷資助，劇院、導演和演員都收到威脅的郵件，甚至尤斯蒂斯的妻子和女兒也收到死亡威脅。

2017年6月16日首演當晚，紐約警方出動警力，維持現場秩序。演到刺殺一場，當劇中的刺殺者喊出“暴政已死”這句臺詞時，一位年輕女子突然沖到臺口，高呼口號，以示抗議，隨后被警察帶離現場。后續演出基本正常，但這出愷撒劇所造成的全美意見的撕裂，已充分說明在特殊時刻上演《尤里烏斯·愷撒》會傳達何等危險的信息。當一個從服飾到言談都酷似特朗普的愷撒，被當代布魯圖斯和卡西烏斯刺死在紐約的舞臺上，經過這樣處理的莎劇，是否已變成誅殺暴君的政治鼓動？這出劇是否應更名為《唐納德·愷撒》或者《尤里烏斯·特朗普》？這一版的《尤里烏斯·愷撒》已不再是“政治影射”，因為影射是若即若離、若隱若現、隱微而曲折的表現，但如今，羅馬的愷撒已經明晃晃、赤裸裸地對應著美國當年的民選總統。

我們不要忘了，刺殺林肯的約翰·威爾克斯·布斯（John Wilkes Booth，1838-1865）在事先準備的書面聲明中，已然以布魯圖斯自況，堅信自己的刺殺就是在復刻古代的義舉。夏皮羅教授在書中還引用布斯1865年在被追擊途中所記的日記：“我像狗一樣被圍獵，穿過沼澤和樹林，所有人與我為敵，我陷入絕望。為什么？因為我做了布魯圖斯為人所敬重之事。”林肯遇刺之后，當時就有人討論，在美國社會最撕裂的時刻，當一半國人在攻打另一半國人時，以刺殺獨裁者為主題的這出愷撒劇，是否給了兇手精神上的指引和行動的驅動力。

夏皮羅作為顧問，深度參與了這出愷撒劇的制作和排演，所以完全支持導演尤斯蒂斯。他指出，導演事先安排了演員潛伏在觀眾席。在刺殺發生后，當密謀者將手和劍都浸在愷撒的鮮血中時，這些演員會突然站起來，對眼前發生的血腥行為表達不滿。導演的意圖，在于引導觀眾注意對政治刺殺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是仔細分析，扮作普通觀眾的演員對政治暴力發出“自發”、零星的譴責，與導演精心設計的多角度、多層面的對特朗普的指涉，是否能構成相反意見之間等量、等價、對等的交鋒和抗衡？這是我覺得這一事件還需要更深入分析的問題。

莎士比亞降臨美國

《莎士比亞在分裂的美國》一書在講述美國歷史上八次紛爭時，還穿插了幾個意味深長的軼事，都可以顯示美國人民對莎士比亞的態度。在南北戰爭期間，有位記者制作了一則真的“假新聞”，稱一位愛德華·赫爾頓先生（Edward Heldon）從英國移民美國，定居在弗吉尼亞州，在莎士比亞去世兩年后的1618年離世。據稱，赫爾頓的墓碑上記載，他是莎士比亞的老友，甚至在莎士比亞的葬禮上為詩人抬棺。有好事者遂發起“尋找神秘的抬棺人”活動。夏皮羅教授認為，這個傳說的形成和流傳，是要在詩人和美國之間強行建立一種實在的關聯，而不僅僅是文學的傳承（219頁）。若展開說，假如莎士比亞的精神遺產僅僅通過文字載體進入美國，這在很多人看來，依然是一種“弱連接”。但如果莎翁的生前好友、曾為他抬棺的“鐵哥們兒”竟然在詩人去世不久就親身來到美國，則莎士比亞的靈魂就仿佛借助朋友的軀殼“親臨”了美國，那么莎士比亞與美國的紐帶就不是純粹精神上的交流，而變得實實在在、甚至有血有肉。

另一則故事，講述美國參議員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 1850-1924）將莎士比亞“國有化”的努力。洛奇在1895年發表《莎士比亞的美國英語》（“Shakespeare’s Americanisms”）一文，夏皮羅教授為《美國文庫》（The Library of America）選編的資料集《莎士比亞在美國》（Shakespeare in America， 2015）已收錄。英國人對“美式英語”一直非常蔑視，斥之為下里巴人的英語，絕非正宗。洛奇則設法為美國英語找到更早、更深的合法性。他的觀點是，當英國人在十七世紀早期于弗吉尼亞和新英格蘭建立最早的殖民地之時，定居者乃是莎士比亞的同代人，他們所說的英語正是莎劇的英語。莎士比亞使用的大量詞語和表達，隨著朝圣者橫穿大西洋，被移植到新大陸。定居者在陌生土地上建立家園，勢必珍視從母國帶出的文化寶藏，精心看護。時光推移，英國本土的英語經歷了不斷的變化，不知不覺中已敗壞了莎士比亞那種強健、元氣淋漓的語言。相反，美國人民世世代代都在精心看護第一批定居者所帶來的伊麗莎白時代的英文，因此反倒保存了更純正、更接近莎士比亞的英語。按洛奇的理解，英國作為文化宗主國，已然背離了莎士比亞的英文。而美國作為文化的附庸和支脈，反而憑借對莎劇語言的忠貞和監護，晉升為英文的正統。正如成語所說：“那在后的將要在前，在前的將要在后了。”洛奇此文以莎士比亞為武器，以巧妙的方式用“美式英語”壓倒“英式英語”，正顯示了美國人民想把莎士比亞作為文化資產充分占有、將莎士比亞最大程度“美國化”的努力。

夏皮羅教授在全書最后一章分析了1998年上映的電影《莎翁情史》（Shakespeare in Love），其中部分內容又與莎士比亞降臨美國有關。這部電影大獲成功，甚至摘取了第七十一屆奧斯卡電影大賽的多項金牌，但最終上映的版本與1988年最初創作的劇本已相差很遠，歷經多重的編輯和修改，為了遷就1990年代的美國主流價值。女主角原來的設定更加激烈、放縱、不拘禮法，而且她女扮男裝之后與莎士比亞擦出的同性情感火花也更加“擦邊兒”。原劇本后來交與著名劇作家湯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來修改。影片結尾，與莎士比亞相戀的維奧拉，最終依舊與女王的寵臣成婚，隨丈夫乘船前往美國的種植園。莎士比亞目送女友遠去，便開始以維奧拉為主人公，創作《第十二夜》。莎劇中的維奧拉遇海難，被拋到陌生的國度伊利里亞。而電影中“真實”的維奧拉同樣遭遇海難，被沖到紐約的海灘。

《莎翁情史》海報

在未被拍攝的一版結尾中，奧維拉在海灘遇到兩位北美原住民，一人是印第安人，另一人看上去像是黑人。這樣的情節當然不會被采納，因為會喚起觀眾有關美國起源的尷尬聯想。此后，鏡頭追隨奧維拉走向內陸，也就是走進美國歷史。她走向的地方逐漸幻化為曼哈頓的摩天大樓，甚至包括1998年尚屹立的世貿中心雙子塔。這一版最終被舍棄的尾聲，經夏皮羅的鉤沉，讓我們看到將莎士比亞“美國化”的持續努力，一直貫穿到二十世紀末。根據斯托帕德的設計，莎劇人物在莎士比亞生前便抵達美國，如此一來，莎士比亞與美國的紐帶甚至早于北美殖民地的建立。維奧拉既是莎士比亞的情人（靈與肉的伴侶），又是莎士比亞創造的角色（文學意義上的后裔），她與莎士比亞的親密程度當然要遠勝過虛構的抬棺人了。這就是一位出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英國作家以藝術和想象的方式，替美國人民和美國電影公司向莎士比亞宣示主權。

夏皮羅教授書中閃現的這些軼事，都顯示美國人民一直以各種方式將莎士比亞據為己有。對美國來說，莎士比亞的影響必須以可感可觸、“物質”的方式進入美國，他必須像電影《降臨》中的外星人一樣實實在在地降臨在美國。

“我來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這句話不出自莎劇，但可借來形容莎士比亞給美國帶來的分裂。夏皮羅教授的這本書，為我們展現了不同時代的美國人圍繞他們最關切的議題而展開一輪又一輪的爭論、爭吵、爭斗、甚至爭戰，簡直就是一部圍繞莎劇而發生的美國分裂史。借助這部精彩的著作，我們不僅可以穿越美國史上的紛爭來讀懂莎劇，同時又可以透過莎劇來讀懂美國。我們可以感到，對很多美國人來說，最深的恐懼、最撕心裂肺的痛苦、最隱秘的創傷和焦慮、最無法調和的分歧和撕裂，往往都借助莎劇得以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