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組織機構臃腫、辦事效率低、行政制約教學科研這些常常被詬病的問題，高校減機構、減干部、減管理人員，掀起了一場“刀刃向內”的效率改革。

近日，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召開機構改革工作動員部署會，以部分職能部門的“大部制”改革推進治理。根據公眾號“南航微見”發布的《學校新一輪機構改革怎么看？》一文，南航初步按照10%比例核減管理崗編制數，將管理崗規模控制在20%以內，編制向教學科研一線、承擔辦學關鍵指標任務的重點單位和領域傾斜。

與此同時，學校不再統一設置科級機構，減少管理層級，校內常設二級機構數由72個調整為66個，賦予二級單位更多人員管理、津貼分配、經費使用等方面的自主權。

觀察南航改革的脈絡會發現，早從2016年起，學校就一直在進行校內綜合改革的探索。南航的先行嘗試絕非孤例，“機構改革”早已成為眾多高校面臨的共同課題。

日益“膨脹”的行政機構

自1949年以來，我國大學行政機構基本呈現“U”字形的變化態勢，原本行政主導下的行政機構經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精簡，數量明顯減少。但2000年后，大學的行政機構又逐漸增多，以致達到了“豐滿臃腫”、非經“手術”減重不可的程度。

中國科學院大學劉繼安教授等人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高校內部管理機構設置變遷及制度邏輯》中，研究124所樣本高校在四個改革節點的數據后發現，改革開放以來，高校的內部管理機構總數增長了四倍多，其中行政機構和附屬機構所占比例持續上升，呈現“行政主義”傾向。

行政機構的擴張帶來行政人員的激增。據教育部2014-2023年教育統計數據，普通本科學校中的行政人員數量由234654人增長到305709人，增長幅度30.3%，行政人員占教職工總數的比例保持在15%左右。

臃腫龐大的管理機構、職能部門職責交叉、資源分散、協同不足等痛點，如無形的繩索，捆住學校向前的步伐。

一位青年教師曾表示：“有時候申請一個實驗室改造項目，要跑五六個部門，每個部門都說要等領導簽字。”這種“公章旅行”現象，是行政化頑疾的一個縮影，高校機構改革迫在眉睫。

主動“瘦身”，輕裝簡行

任何領域的改革都是對既有格局的重塑，高校機構改革也不例外。破解行政化弊端，該從哪里入手？

2000年，中共中央組織部、人事部、教育部印發了《關于深化高等學校人事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的通知，提出了高等學校機構編制改革的“總量控制、微觀放權、規范合理、精減高效”原則。

2017年，教育部印發的《教育部等五部門關于深化高等教育領域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的若干意見》中再次提到高校要根據辦學實際和精簡、效能的原則，自主確定內設機構的設置和人員配備……多份政策的出臺，指明了大方向。

落實到具體行動上，武漢大學教授劉經南院士認為，大學行政機構改革可以參照“大部制”的精簡高效原則，大幅精簡管理部門數量。以本科生管理為例，從招生、學籍管理、教學管理、思想政治教育、學位工作到就業指導，都納入一個綜合部門下統籌考慮。

華東師范大學的改革舉措，正契合這一思路。今年1月學校宣布，撤銷教務處建制，成立本科生院，打破了行政管理藩籬和專業院系的束縛，便于教育教學一體化。

不止教務處和本科生院，更多高校在全校范圍內，將職能部門和科研機構從“分散管理”向“系統化協同”整合轉型，一類事項由一個部門統籌、一件事情由一個部門負責，進一步為改革提檔升級。

教育部剛剛公示擬更名為河南醫藥大學的新鄉醫學院，從2022年起進行“大部制”改革，將40個黨政管理機構精簡整合成16個大部、6個學部和教輔機構，校部機關總人數降低17.9%。同時推進學術治理機制改革，強化教授治學，將13個學術研究單位由行政轉制為學術機構，維護學術權力作用。

2023年10月，西北工業大學召開機構改革工作動員部署會，明確實施“三減”即減機構、減干部、減管理人員，“三減”中主要是減機關、強學院，同時強化機關與學院之間的雙向交流，破圈層增活力。清華大學則在2024年撤銷8個機構，優化黨政職能部門和支撐服務機構設置。壓減19個議事協調機構、成員減少37%。

當然，也不能將高校的機構改革簡單理解為撤銷機構和精簡人員，改革涉及的相關干部和人員如何安排，考核機制如何分類改革等也需要納入統籌考慮的范圍。

對此，南京航空航天大學表示堅持“事業為上、人崗相適、人事相宜”的原則，結合改革后新的機構和職位需求、干部個人素質能力等情況，統籌安排新的崗位和職務。對于機構改革所涉及的其他管理崗人員，按照“人隨事走”原則予以調整，后續根據編制核定情況進行分流。西北工業大學提出“有溫度”的減法，比如減崗不降級、調崗不降薪等，也具有借鑒意義。

即使還有不少“頑疾”未解，但高校破釜的決心與嘗試，正慢慢讓學校的管理真正回歸服務學術、回歸到以師生為本位。

編輯、審核：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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