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村昌平的《復仇在我》不是一部簡單的犯罪片，它撕開人性的偽裝，露出血淋淋的真實。緒形拳飾演的榎津嚴，一個冷靜的殺人狂，卻讓我們在戰栗中思考：惡的根源究竟是什么？1979年的銀幕經典，至今仍讓人窒息。

惡的偽裝：當S人成為“日常”，榎津嚴不是野獸，他比野獸更復雜。野獸依本能行事，而榎津嚴殺人時，卻帶著一種近乎荒誕的“理性”。他騙別人，更騙自己——錢是動機嗎？或許是，但當他用硬幣在桌上劃出刻痕時，連他自己也動搖了。今村昌平的高明，在于不給出答案，只呈現深淵。

影片中，榎津嚴的每一次行兇都看似有因：缺錢、憤怒、甚至偶然。但細看會發現，這些理由脆弱如紙。他數錢時的“心安理得”，更像是對自我的催眠。最后一次殺人時，硬幣的劃痕成了隱喻：錢是工具，卻不是目的。他的惡，源于一種更深層的虛無——對生命毫無敬畏，包括自己的。

扭曲的共生榎津嚴的性行為與殺人形成詭異對照。他對妻子粗暴，卻在娼妓面前顯露出罕見的溫順；情人阿春被侵犯時，他沉默如旁觀者。今村昌平刻意模糊性與暴力的邊界：榎津嚴的暴力不為控制，性也不為占有。這種“無目的”的殘忍，反而更令人毛骨悚然。

值得注意的是，影片中的女性角色比男性更具生命力。倍賞美津子飾演的妻子性感而強勢，小川真由美飾演的阿春則帶著破罐破摔的絕望。她們的死亡并非簡單的受害者敘事，而是對榎津嚴虛無世界的最后一擊——他殺死的不僅是人，更是自己與世界最后的聯結。

歷史夾縫中的“小人物之惡”影片背景設定在戰后日本，父權陰影、宗教偽善、戰爭創傷如三座大山。但今村昌平拒絕將榎津嚴的惡簡單歸因于此。通緝令與新聞影像穿插全片，提醒我們：個體的暴行在大歷史中不過一粒塵埃。榎津嚴在電影院觀看自己的通緝影像時，荒誕感達到頂峰——他既是兇手，也是觀眾。

這種處理讓影片超越了一般犯罪片的范疇。它不是在探討“為什么殺人”，而是在質問：當社會規范崩塌時，人性究竟能墮落到何種地步？榎津嚴的惡不是特例，而是時代裂縫中的必然產物。

時空的死亡隱喻，火車反復出現，載著兇手與受害者駛向未知終點；老人如枯枝般腐朽，卻散發猙獰的生命力。今村昌平用這些意象打通時空：殺戮是必然，還是偶然？答案或許藏在阿春之死的俯拍鏡頭里——生命被擠壓至無聲，而世界照常運轉。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影片中有三位受害者的死亡與交通工具有關。加藤嘉飾演的律師固執地搭上那輛出租車，最終喪命。這種安排絕非巧合，而是暗示：在現代社會中，任何人都可能成為“移動的獵物”，死亡隨時可能降臨。

“微笑惡魔”緒形拳的表演堪稱教科書級。他含笑殺人，眼神卻空洞如黑洞。這種矛盾塑造了影史最復雜的殺手之一：他不夠聰明，甚至有些笨拙，但正是這種“普通”，讓他的惡更具普世性——我們與惡魔的距離，或許只差一個崩壞的瞬間。

值得一提的是，片中榎津嚴父親的角色由三國連太郎飾演，他在一場戲中即興向緒形拳吐口水。這種突如其來的真實感，進一步強化了影片的殘酷基調。

今村昌平的作者印記，作為日本新浪潮的代表人物，今村昌平的作品始終關注社會邊緣人。

《復仇在我》延續了他對人性陰暗面的探索，但手法更加冷峻。影片沒有煽情，沒有說教，甚至沒有明確的道德立場。它只是冷靜地展示：惡如何像病毒一樣，在人群中悄無聲息地蔓延。

《復仇在我》的偉大，在于它不解釋惡，而是讓惡自己開口說話。當榎津嚴的骨灰飄散空中時，我們終于明白：復仇從未在他心中，而在我們每個人的凝視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