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歐洲人首次向美洲殖民——1607年在詹姆斯敦，1620年在普利茅斯——以來，美國就成了一塊磁石，吸引著人們，有來冒險的，有從暴政下逃出來的，或者干脆就是為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孩子謀求較好的生活的。

開始時是涓涓細流，但在美國獨立戰爭和美利堅合眾國成立以后，細流慢慢變粗，到十九世紀就成了一股洪流。千百萬人不堪忍受苦難和暴政，被自由和富裕的生活所吸引，橫渡大西洋和太平洋來到了美國。

他們踏上美國國土時，并沒有發現黃金鋪的路；生活也不象從前想象的那么好過，但他們確實獲得了自由，獲得了充分發揮他們才能的機會。靠著苦干、精明、節儉和老天爺的保佑，大多數人實現了自己的希望和夢想，誘使他們的親戚朋友也來參加他們的奮斗行列。

米爾頓·弗里德曼

美國的歷史是一部經濟奇跡和政治奇跡同時發生的歷史。之所以能夠發生奇跡，是因為美國人把兩套思想付諸了實踐——說來也巧，這兩套思想都是在1776 年公諸于世的。

一套思想體現在《國富論》里，這部偉大的杰作使蘇格蘭人亞當·斯密成了現代經濟學之父。該書分析了市場制度為什么能把追求各自目標的個人自由同經濟領域里生產我們的衣、食、住所必需的廣泛合作結合起來。亞當·斯密最重要的見解是：參加一項交易的雙方都能得到好處，而且，只要合作是嚴格自愿的，交易雙方得不到好處，就不會有任何交易。在大家都能得到好處的情況下，不需要任何外力、強制和對自由的侵犯來促使人們合作。正如亞當·斯密所指出的，這就是為什么一個“只盤算他自己的得益”的個人“受一只看不見的手指引，去達到一個同他的盤算不相干的目的。對于社會來說，同他的盤算不相干并不總是壞事。他在追求他自己的利益時促進社會的利益，常常比他實在想促進時還更有效果。我沒聽說過，那些裝作是為公眾的利益做交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

第二套思想體現在獨立宣言中，該宣言由托馬斯·杰斐遜起草，表達了他的同胞的普遍情緒。它宣告了一個新國家的成立，這是歷史上按照人人有權追求自己的價值的原則建立的第一個國家：“我們認為以下真理是不言自明的，即所有的人天生平等，上帝賦予了他們一些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有生活、自由和對幸福的追求。”

將近一個世紀之后，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用更為偏激和絕對的話說：“人類有理由為之個別地或集體地干涉任何一部分人的行動自由的唯一目的是自我保護。……對文明社會的某一成員正當地強制行使權力的唯一目的是防止他對別人進行傷害。人類自己的長處，無論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都不是足夠的理由。……任何人的行為對社會負責的部分只是關系到別人的部分。就其僅僅關系他自己的那部分來說，他的獨立按道義說是絕對的。對他自己，對他自己的身心，個人就是主宰。”

美國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為實現獨立宣言中的各項原則而奮斗的歷史——開頭是反對奴隸制的斗爭（最后通過一場流血的內戰而解決），后來是促進機會均等的斗爭，最近則是力圖達到結果均等的斗爭。

亞當·斯密

經濟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必要前提。如果人們在沒有高壓統治和中央指揮的情況下能夠相互合作，那么這可以縮小運用政治權力的范圍。此外，自由市場通過分散權力，可以防止政治權力的任何集中。把經濟和政治權力集中在同一個人手里，肯定會給人民帶來暴政。

十九世紀，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的結合，給英國和美國帶來了黃金時代。美國甚至比英國更繁榮。它以清白的歷史開始：階級和等級的余毒較少；政府的限制較少；而土地則較為肥沃，人們可以去努力開發，去充分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還有一片尚未開發的大陸，等待著人們去征服。

自由的繁殖力在農業上表現得最為顯著。在通過獨立宣言的時候，只有不到三百萬歐洲人和非洲血統的黑人（即不包括印第安土著）占據著沿東海岸的一塊狹長地帶。當時農業是主要的經濟活動。要用95％的勞力來養活全國的人口和提供糧食剩余，以換取外國貨物。今天，只用不到５％的勞力就能養活二億二千萬居民并提供大量的糧食剩余，美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糧食出口國。

這一奇跡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呢？顯然不是政府的中央指導，因為俄國及其衛星國、大陸中國、南斯拉夫和印度等國目前雖然依靠中央指導把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勞力用于農業，但仍然時常要依賴美國的農業來避免大規模的饑荒。在美國農業獲得迅速發展的大部分時期，政府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人們可以得到土地——但卻是些以前什么也不出產的地。十九世紀中期以后，美國建立了一些由政府贈與土地的農學院，它們依靠政府的資助傳播情報和技術。

但是毫無疑問，美國農業革命的主要動力是在自由市場上發揮作用的個人積極性。這個自由市場是向所有人敞開的；當然，可恥的奴隸制下的奴隸是無法進入自由市場的。而最迅速的增長是在廢除了奴隸制以后。千百萬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自由地為自己而勞動，其中有些是獨立的農民或工商業者，有些則按照相互協議的條件為別人工作。他們可以自由地試驗新技術——試驗失敗的風險由自己承擔，試驗成功的好處歸自己所有。他們得到政府的幫助極少。更重要的是，他們遭到政府的干涉極少。

政府開始在農業中起主要作用是在本世紀三十年代的大蕭條時期及其以后的時期。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限制產量，以保持人為的高價。

農業生產率的增長是靠了在自由的刺激下同時發生的工業革命。工業革命帶來了使農業發生革命的新機器。反過來，工業革命又依賴農業革命解放出來的勞動力。工業和農業手攜手地共同向前邁進。

簽署《獨立宣言》

斯密和杰斐遜都把政府權力的集中看作是對老百姓的巨大威脅；他們認為，不論什么時候都應該保護公民免受政府的專制統治。這就是弗吉尼亞權利宣言（1776年）、美國權利法案（1791年）以及美國憲法中規定的三權分立的目的；也是英國十三世紀頒布大憲章和十九世紀末改革法律機構的推動力。在斯密和杰斐遜看來，政府應該是仲裁者，而不應是當事人。杰斐遜的理想，正象他在1801年的首次就職演說中所說的那樣，是建立“（一個）開明而節儉的政府，它將制止人們互相傷害，但僅此而已，在其他一切方面將放手讓人們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目標和從事自己的事業。”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成功，減少了它對后來的思想家們的吸引力。十九世紀后期的政府受到嚴格限制，集權甚少，不危及老百姓。但另一方面，它的權力也很少，使好人做不了好事。在一個并非盡善盡美的世界上，還有許多罪惡。的確，正是社會的進步使殘余的罪惡顯得更加可惡可憎。象往常一樣，人們認為事情必然會向好的方向發展。他們忘記了一個強大的政府對自由的威脅，心里想的只是更為強大的政府所能做的好事，認為只要權力掌握在“好人”手里，政府就會做好事。

這些思想在二十世紀初開始影響英國政府的政策。而且被越來越多的美國知識分子所接受。但直到三十年代初期的大蕭條時，才開始對美國政府的政策有所影響。正如我們在第三章中指出的，大蕭條是政府在金融領域中的失敗造成的。在金融領域，政府自建國初期以來就一直在行使權力。但是，政府對于大蕭條的責任，當時和現在都沒被認識。相反，人們卻普遍認為大蕭條是自由資本主義的失敗造成的。這個神話使公眾也加入了知識分子的行列，改變了過去對于個人和政府的看法。原來人們強調個人對自己的命運負責，現在卻強調個人應象象棋中的小卒那樣由外界力量來擺布。原來認為政府的作用是充當仲裁者，防止人們互相強迫，現在卻認為政府應充當家長，有責任迫使一些人幫助另一些人。

托馬斯·杰斐遜

這種看法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支配了美國國內形勢的發展。各級政府的規模越來越大，地方政府的權力和本來由地方政府掌管的事業，被越來越多地移交給了中央政府。政府以安全和平等為名，越來越經常地把從某些人那里得到的東西給與另一些人。政府制定出了一項又一項的政策來“管理”我們“對目標和事業的追求”，把杰斐遜的名言完全顛倒了過來（見第七章）。

人們本來是出于好意，是為了增進自身的利益。但現在即便是最起勁地鼓吹福利國家的人也不得不承認，結果是令人失望的。在政府活動的領域，正如在市場中一樣，也有一只看不見的手，但它的作用正好同斯密的那只手相反：一個人如果一心想通過增加政府的干預來為公眾利益服務，那他將“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引，去增進同他的盤算不相干的”私人利益。這一結論將在本書一些章節考察政府行使權力的那些領域時得到一次又一次的證明。無論是建立安全（第四章）或平等（第五章），或是促進教育（第六章），保護消費者（第七章）或工人（第八章），還是防止通貨膨脹和促進就業（第九章），總之，在政府行使權力的一切領域，都證明了這一點。

用亞當·斯密的話來說，迄今為止，“每個人改善自身境況的一致的、經常的、不斷的努力是社會財富、國民財富以及私人財富所賴以產生的重大因素。這不斷的努力常常強大得足以戰勝政府的浪費，足以挽救行政上的大錯誤，使事情趨于改良。譬如，人間雖有疾病，有庸醫，但人身上總似有一種莫明其妙的力量，可以突破一切難關，恢復原來的健康。”也就是說，迄今為止，亞當·斯密的這只看不見的手強大得足以克服活動在政治領域里的那只手造成的麻痹作用。

近來的經歷——經濟增長緩慢，生產率下降——向人們提出了這樣的疑問：如果我們繼續把越來越多的權力交給政府，繼續把權力授給公務人員這樣一個“新的階級”，讓他們代表我們花費越來越多的收入，那么，個人的獨創性是否還能克服政府控制的麻痹作用。一個日益強大的政府遲早將摧毀自由市場給我們帶來的繁榮，摧毀獨立宣言莊嚴宣布的人類自由。這一天的到來，也許比我們許多人預料的要早。

我們還沒有陷入無法挽回的境地。我們作為一個民族仍有自由選擇的機會，是繼續沿著“通向奴役的道路”（這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為他的一本意義深刻而頗有影響的書起的名字）疾馳下去，還是加緊對政府的限制，在更大的程度上依靠人們自覺自愿的合作來達到我們的目標。我們是聽任黃金時代結束，而淪入大多數民族過去一直遭受而且目前仍在遭受的專制統治和苦難呢？還是運用我們的智慧、先見之明和勇氣來改弦更張，記取經驗教訓，而從“自由的復興”中得到好處？

如果我們要作出明智的抉擇，我們就必須了解我國制度的運行所依賴的基本原則，既要了解亞當·斯密提出的經濟原則（見第一章），又要了解杰斐遜提出的政治原則（見第五章）。斯密的經濟原則告訴我們一個復雜的、有組織的、順利運行的制度為什么能在沒有中央指導的情況下獲得發展并繁榮興旺，同時告訴我們通過什么樣的方法可以不采用強制性手段而使人們相互協作。我們必須懂得為什么試圖以中央指導代替合作會造成那么多損害（第二章）。我們也必須懂得政治自由和經濟自由之間的密切關系。

幸好，潮流在轉變。在美國、英國、西歐各國以及世界上許多其他國家里，人們對政府作用的增大帶來的威脅越來越有所認識，對所遵循的政策越來越不滿。這一轉變不僅反映在輿論上，也反映在政治領域里。對于我們的議員們來說，唱不同的調子乃至采取不同的行動，正在變成政治上有利的事。我們正經歷著公眾輿論的另一次重大改變。我們應抓住這一有利時機，使人們更加相信個人的積極性和自愿的合作，而不是轉向完全集體主義的另一極端。

在本書最后一章里，我們探討為什么在一個按說是民主的政治體制里，特殊利益會壓倒一般利益，探討我們能做些什么來糾正造成這種結果的制度上的缺點，探討怎樣才能既限制政府又使它能夠履行自己的主要職能。政府的主要職能是防御外來敵人的侵略，確保我們的每一個同胞不受其他人的強迫，調解我們內部的糾紛，以及使我們能一致同意我們應遵循的準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