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懂天學且有史料證據的帝王，據我所知僅兩人而已，一是清代康熙帝愛新覺羅·玄燁（1654-1722年），二是梁朝開國之君梁武帝蕭衍（464-549年）。兩人之學又有不同，康熙從歐洲耶穌會士那里學的基本上是今天被稱為“天文學”的知識，而梁武帝所懂的才是“正宗”的中國傳統天學——天文星占之學。奇特的《梁書·武帝紀》

在歷代官史的帝王傳記中，《梁書·武帝紀》幾乎是絕無僅有的一篇——星占學色彩極為濃厚。其中結合史事，記載天象凡14種57次。官史其他帝紀中，不但南朝諸帝，即使上至兩漢，下迄隋唐，皆未有記載如此之多天象者。這些天象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老人星見”，竟出現了34次。

老人星即船底座α，為南天0等亮星。公元530年時其坐標為：赤經87.90°，赤緯-52.43°；黃經84.70°，黃緯-76.02°——這不是一顆北半球常年可見的恒星。史臣在《武帝紀》中反復記載“老人星見”，寓意只能從中國傳統星占理論中索解。《開元占經》卷六十八“石氏外官·老人星占二十九”述老人星之星占意義極為詳備，最典型的如：“王政和平，則老人星臨其國，萬民壽。”在中國傳統星占學體系中，“老人星見”是少有的幾種祥和的吉慶天象之一。《梁書·武帝紀》中的天象記錄，從梁武帝即位第四年開始，至他困死臺城而止。在他統治比較穩定且能維持表面上的歌舞升平之時，“老人星見”的記錄不斷出現。而他接納侯景的太清元年——公元547年，是為梁朝戰亂破亡之始，出現的天象記錄卻是“白虹貫日”；此后更是只有“太白晝見”和“熒惑守心”，皆大兇之象。可見這是一篇嚴格按照中國古代星占學理論精心結撰的傳記。

史臣為何要為梁武帝作如此一篇奇特的傳記呢？對印度佛教天學的極度癡迷

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絕大部分時間可算“海晏河清”，梁朝雖偏安江左，但仍能在相當程度上以華夏文化正統的繼承者自居。大約在普通六年（公元525年）前后，梁武帝忽發奇想，在長春殿召集群臣開學術研討會，主題居然是討論宇宙模型！這在歷代帝王中也可算絕無僅有之事。

這個御前學術研討會，并無各抒己見自由研討的氛圍，《隋書·天文志》說梁武帝是“蓋立新意，以排渾天之論而已”，實際上是梁武帝個人學術觀點的發布會。他一上來就用一大段夸張的鋪陳將別的宇宙學說全然否定：“自古以來談天者多矣，皆是不識天象，各隨意造。家執所說，人著異見，非直毫厘之差，蓋實千里之謬。”這番發言的記錄保存在唐代《開元占經》卷一中。此時“渾天說”早已在中國被絕大多數天學家接受，梁武帝并無任何證據就斷然將它否定，若非挾帝王之尊，實在難以服人。而梁武帝自己所主張的宇宙模型，則是中土傳統天學難以想象的：

四大海之外，有金剛山，一名鐵圍山。金剛山北又有黑山，日月循山而轉，周回四面，一晝一夜，圍繞環匝。于南則現，在北則隱；冬則陽降而下，夏則陽升而高；高則日長，下則日短。寒暑昏明，皆由此作。

梁武帝此說，實有所本——正是古代印度宇宙模式之見于佛經中者。現代學者相信，這種宇宙學說還可以追溯到古代印度教的圣典《往世書》，而《往世書》中的宇宙學說又可以追溯到約公元前1000年的吠陀時代。

召開一個御前學術觀點發布會，梁武帝認為還遠遠不夠，他的第二個重要舉措是為這個印度宇宙在塵世建造一個模型——同泰寺。同泰寺現已不存，但遙想在杜牧詩句“南朝四百八十寺”中，必是極為引人注目的。關于同泰寺的詳細記載見《建康實錄》卷十七“高祖武皇帝”，其中說“東南有璇璣殿，殿外積石種樹為山，有蓋天儀，激水隨滴而轉”。以前學者大多關注梁武帝在此寺舍身一事，但日本學者山田慶兒曾指出，同泰寺之建構，實為摹擬佛教宇宙。

“蓋天儀”之名，在中國傳統天學儀器中從未見過。但“蓋天”是《周髀算經》中蓋天學說的專有名詞，《隋書·天文志》說梁武帝長春殿講義“全同《周髀》之文”，前人頗感疑惑。我多年前曾著文考證，證明《周髀算經》中的宇宙模型很可能正是來自印度。故“蓋天儀”當是印度佛教宇宙之演示儀器。事實上，整個同泰寺就是一個充滿象征意義的“蓋天儀”，是梁武帝供奉在佛前的一個巨型禮物。

梁武帝在同泰寺“舍身”（將自己獻給該寺，等于在該寺出家）不止一次，當時帝王舍身佛寺，并非梁武帝所獨有，稍后陳武帝、陳后主等皆曾舍身佛寺。這看來更像是某種象征性的儀式，非“敝屣萬乘”之謂。也有人說是梁武帝變相給同泰寺送錢，因為每次“舍身”后都由群臣“贖回”。

梁武帝又極力推行漏刻制度的改革，將中國傳統的每晝夜分為百刻改為96刻。初看這只是技術問題，且96刻也有合理之處，但實際原因卻是梁武帝極度傾慕佛教中所說佛國君王的作息時間，自己身體力行，還要全國臣民從之。梁朝之后，各朝又恢復了百刻制。直到明末清初，西洋民用計時制度傳入中國，一晝夜為24小時，與中國的十二時辰制度也相匹配，于是梁武帝的96刻制又被啟用。到今天，一小時4刻，一晝夜恰為96刻，亦可謂梁武舊制了。成也天學，敗也天學

古代中國傳統政治觀念中，天學與王權密不可分——天學是與上天溝通、秉承天命、窺知天意最重要的手段；而能與上天溝通者才具有為王的資格。

蕭衍本人通曉天學，《梁書·武帝紀》說他“陰陽緯候，卜筮占決，并悉稱善”。《梁書·張弘策傳》記蕭衍早年酒后向張弘策透露自己奪取齊朝政權的野心，就是先講了一通星占，結果張弘策當場向他表示效忠，后來果然成為梁朝開國元勛。蕭衍在進行起兵動員時，自比周武王，也以星占說事：“今太白出西方，仗義而動，天時人謀，有何不利？”在中國古代星占理論中，金星（太白）總是與用兵有密切關系，如《漢書·天文志》有“太白經天，天下革，民更王”之說。故蕭衍之言，從星占學角度來說是相當“專業”的。

東昏侯被廢，蕭衍位極人臣，接下來就要接受“禪讓”了。搞這一出也要用天文星占說事，但這時要讓別人來說了，“齊百官、豫章王元琳等八百一十九人，及梁臺侍中臣云等一百一十七人，并上表勸進”，蕭衍還假意謙讓。最后“太史令蔣道秀陳天文符讖六十四條，事并明著”，蕭衍才接受了，即位為梁武帝。不過他在《凈業賦·序》中卻說：“獨夫既除，蒼生蘇息。便欲歸志園林，任情草澤。下逼民心，上畏天命，事不獲已，遂膺大寶。”仍然極力撇清自己。

梁朝承平四十余年，最后出了“侯景之亂”，華夏衣冠，江左風流，在戰亂中化為灰燼。此事梁武帝難辭其咎。侯景原是東魏大將，領有黃河以南之地，不見容于魏主高澄，遂向梁投降。梁武帝因自己夢見“中原牧守皆以其地來降”，他相信自己“若夢必實”，群臣也阿諛說這是“宇宙混一之兆”，就接納了侯景。解夢在古代也是星占之學的一部分，即所謂“占夢”，故梁武帝的決策仍有星占學依據。

不料侯景趁機向梁朝進軍，顛覆了蕭梁政權。梁武帝當年改朝換代，雄姿英發，那時他更多的只是利用天學；但在決策接納侯景時，他似乎真的相信那些神秘主義學說了，這讓他一世英名毀于一旦，最終竟餓死在臺城。

來源：《科學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