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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清末年，天津的一座軍火庫里，李鴻章站在一排嶄新的克虜伯火炮前，輕輕撫摸著冰冷的炮身。

這些大炮，是他親手從德國人那里買來的，每一門都價值不菲，但他毫不猶豫地簽下了訂單。

德國人對他也格外上心，克虜伯家族的掌門人甚至親自給他寫信，言辭懇切，仿佛他們之間不僅是生意伙伴，更是親密盟友。

清政府的銀子，源源不斷地流向歐洲，而這些鋼鐵巨獸，則被送往中國的沿海炮臺、軍營，成為晚清最后的倚仗。

可到了民國，情況卻完全變了樣。

那些曾經圍著清政府轉的國際軍火商，突然對中國失去了耐心。

他們不再賣大炮、軍艦，而是改賣步槍、子彈，甚至連交易方式都變得小心翼翼。

曾經的豪爽大客戶，如今成了一群四處籌錢的散戶，軍閥們各自為戰，誰也沒法像李鴻章那樣，幾十年如一日地穩定采購。

軍火商們不再愿意押注，他們只想做短期生意，拿錢走人。

為什么會這樣呢？

清末的國際局勢，給了滿清一個意外的機會。

那個時候，英國和沙俄在遠東較勁，英國人需要一個能牽制沙俄的“盟友”，而滿清正好符合這個條件。

于是，英國人不僅放寬了對中國的軍火出口管制，還派出了赫德這個代理人，直接用中國的關稅收入購買英國產的武器。

赫德的蘇格蘭同鄉金登干，更是左右逢源，一邊拿英國人的回扣，一邊收德國克虜伯的好處，最終德國人更大方，清政府的大炮訂單自然也更多。

李鴻章的存在，則讓軍火交易更為穩定。

他執掌北洋大權三十多年，對外采購從未間斷，克虜伯家族甚至把他當成“VIP客戶”，連炮彈的生產線都為他定制。

清政府的錢雖然流向了德國、英國，但換來的卻是足夠撐起一支現代化軍隊的裝備。

可惜，晚清的軍隊并沒有形成真正的戰斗力，甲午戰爭一敗涂地，清政府的軍火采購再多，也只是堆砌了一堆昂貴的鋼鐵。

到了民國，局勢急轉直下。

首先是國內政局極度不穩定，軍閥混戰，誰也沒法像李鴻章那樣穩坐幾十年。

張作霖算是個例外，但也僅僅維持了十幾年。

軍火商們最怕的就是這樣的買家——今天簽了合同，明天可能就被對手干掉了，哪還有長期合作的可能？

其次，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武器出口，開始變得謹慎。1919年到1929年，英法等國對中國實施武器禁運，就連意大利、西班牙這些小國也不敢明目張膽地賣大炮。

德國的克虜伯雖然曾經是清政府的鐵桿供應商，但到了民國時期，他們也只能通過捷克等中間商，偷偷賣點小批量的武器，遠不如當年那樣大張旗鼓。

不過，民國軍火市場上還是有兩個“另類玩家”——日本和蘇聯。

日本在一戰期間瘋狂向中國傾銷武器，直奉戰爭時期，中國軍閥購買的進口武器，九成以上來自日本。

但日本人的算盤誰都清楚，他們不會賣真正的大殺器，而是以控制和滲透為目的，把中國市場變成自己的“二手軍火銷售點”。

蘇聯則完全是另一種邏輯。

他們賣軍火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了改變中國的政治格局。

在北伐戰爭時期，蘇聯向國民革命軍白送了大批武器，幫助國民黨打贏了軍閥混戰。

抗戰初期，蘇聯的援助更是雪中送炭，僅炮彈數量就超過了中國國內兵工廠八年產量的總和。

相比之下，德國和美國的態度就冷淡得多，克虜伯在抗戰前后幾乎不再賣大炮給中國，而美國直到珍珠港事件后，才正式向中國提供援助。

軍火交易，從來都不是簡單的買賣，而是國際政治的一部分。

滿清時期，英國需要一個能牽制沙俄的盟友，所以他們愿意賣大炮；民國時期，西方列強對中國持觀望態度，于是軍火商們只愿意做小本生意，槍支彈藥倒是賣得不少，但真正能改變戰局的重型武器，卻很難拿到。

有人說，滿清雖然腐敗，但至少在軍火采購上還有一套完整的體系，李鴻章這樣的“長期客戶”，讓國際軍火商愿意投入。

而民國軍閥各自為政，缺乏穩定的采購渠道，導致中國軍隊在火力上長期受制。

結果就是，滿清時期大炮不少，但不會用；民國時期想用大炮，卻買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