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發起恐怖行動引發以哈沖突以來，西方許多左翼人士為哈馬斯喝彩，稱贊其“英雄主義”行動。

在歐美國家，很多穿著時髦的民眾和大學生站出來，高呼口號支持哈馬斯的行動，不少同性戀、變性戀群體也走上街頭，聲援哈馬斯。

不過，他們只敢在自己的國家這樣出風頭，他們不會不知道，就憑他們的裝束或者性取向，來到哈馬斯統治的地帶，恐怕活不了幾天。

他們這是愛巴勒斯坦人嗎？不，他們這是坑巴勒斯坦人。他們愿意巴勒斯坦人生活在恐怖地帶，而他們自己卻絕不會涉足此地，只能在安全的地方喊支持的口號。

前蘇聯時期，也有不少生活在西方的知識分子，高聲贊美蘇聯的磚制高壓制度，卻不愿意投身蘇聯，與蘇聯人一同吃苦。

法國作家羅曼.羅蘭稱蘇聯是一個偉大的新世界，是人類的希望和理想所在。然而，在其寫的《莫斯科日記》里，羅曼.羅蘭對這個烏托邦國家多有批評。為了自身的安全，他還在日記中聲明，“未經我特別允許，在自1935年10月1日起的50年期限滿期之前，不能發表”。

與羅曼.羅蘭相似，英國文豪蕭伯納也頻頻演說并發表文章，贊揚蘇聯取得的偉大成就，聲稱蘇聯是人類社會的最佳模式。

美國作家亨利·米勒以反主流文化著稱，他在自己的作品《北回歸線》中諷刺西方資本主義，卻對蘇聯的官僚制度贊賞有加。

這些生活于西方卻大聲贊美蘇聯的公眾人物，儼然以蘇聯的“同路人”自居。然而，流亡西方的蘇聯早期領導人托洛茨基提到他們時，不無挖苦地說：“如果伴隨他們的是同樣的恐怖，他們一定會尖叫不止。”

直至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蘇聯垮臺前，美國依然有不少學者吹捧其體制的優越性。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瑟羅撰文稱，蘇聯的指令經濟能顯著促進經濟增長，1920年俄羅斯只是個弱國，而如今它可以和美國媲美，“蘇聯的非凡成就足以證明計劃經濟的優越”。

可惜的是，瑟羅的文章發表不久，這個建立不到70年的烏托邦帝國便轟然垮臺。

伏爾泰是十八世紀法國資產階級啟蒙運動的泰斗，有“法蘭西思想之王”、“歐洲的良心”之稱，可就是這么一個有影響力的公知，卻對清王朝的帝王制度贊譽有加，稱贊大清王朝是法治國家，皇帝也遵循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伏爾泰聲稱，中國人的順從不是從皇帝的權威而來，更是來自一種孝敬長輩的自愿心理。兒女孝敬父親是國家的基礎，一省一縣的文官被稱為父母官，而帝王則是一國的君父。這種思想在人們心中根深蒂固，把這個幅員廣大的國家組成一個溫馨的大家庭。

他說：“人類肯定想象不出一個比這更好的政府---一切都由一級從屬一級的衙門來裁決。在中國，這些衙門就是治理一切的機構……如果說曾經有過一個國家，在那里人民的生命、名譽和財產受到法律保護，那就是中華帝國。”

雖然伏爾泰對清王朝有如此高的評價，卻一次也沒有來過中國。他所謂的愛中國只是停留在口頭上。

如果按照他的言論，中國的辛亥革命就是不該發生的，中國男人該永遠留辮子，中國女人該永遠裹小腳，中國百姓在父母官面前，永遠該跪著講話。

與伏爾泰不同的是，有一些法國人對中國并沒有多少溢美之辭，而把對中國人的愛付諸行動。他們背井離鄉來到中國，創辦醫院和學校，心甘樂意服侍中國人，甚至死于中國葬于中國。

清朝末年，32歲的法國宣教士阿納托爾.蓋斯丹告別母親和姐妹，經過一萬多公里的艱難行程，來到中國。他吃中國飯，穿中國衣，而且起了一個中國名字。他在母親的信中說：“從此我的名字叫丁鳴盛。”

這個叫丁鳴盛的法國人在河北鄉村創辦多所學校，災荒來臨時，便寫信向家鄉募集資金，賑濟災民。直到89歲離開這個世界，再也沒有回過自己的家鄉。

上世紀五十年代，當大陸的外國人都相繼離開時，但丁鳴盛說什么也不走，他說：“我來到中國那一天，就沒有想過回去。”

三年大災荒的時候，年近九旬的丁鳴盛雙目近乎失明。他坐在床沿上，聽到有人走過來，就說：“我要吃那......黑東西。”

他說的黑東西，是指紅薯藤磨碎做成的窩窩頭。然而，就連這種東西也吃不到了，他在饑餓中離開人世。

直到今天，當地百姓依然記著這個法國人的中國名字，記著每年給這個法國人掃墓。

只有愿意來到你的生活，愿意陪伴你一路同行，愿意為了愛你而舍己的人，才是真正的愛你。

對那些只在口頭上說多愛你的人，你一定要提高警惕，多有戒備之心。當心他悄悄給你挖坑，讓你掉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