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規劃遺產是城市遺產保護研究的一個新興方向，目前為數不多的學術成果主要聚焦于個體案例研究，由于缺少一定規模的樣本考察和數據分析，各類城市遺產項目蘊含的規劃遺產價值很難被客觀而全面地呈現出來。為此，以世界遺產為研究對象，采用文本分析與數據統計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從世界遺產名錄中提取具有規劃遺產價值內涵的城市遺產項目進行解讀分析，研究發現：在世界遺產名錄中，規劃遺產是城市遺產極具普遍意義的價值要素；規劃遺產的價值入選標準呈現相對集中、分布廣泛、多元組合三大顯著特點；規劃遺產是傳遞城市建成環境“完整性”空間文化涵義的重要載體。論證規劃遺產的普遍性和多樣性特征，對加深理解城市遺產的完整性內涵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字數：9835字

閱讀時間：30分鐘

作者

王祝根，南京工業大學建筑學院副教授，中國城鎮化促進會理事，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城市規劃歷史與理論分會委員

李浩，南京工業大學建筑學院碩士研究生

李百浩，東南大學建筑學院教授，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城市規劃歷史與理論分會副主任委員， 通信作者

關鍵詞

規劃遺產；世界遺產；城市遺產；規劃遺產價值；規劃遺產分類

近年來，規劃遺產概念日漸興起，已經成為國內外城市遺產研究的一個新生領域。當前，由于基礎研究仍在起步階段，與歷史建筑、歷史遺跡、歷史城區等廣為熟知的城市遺產概念相比較，規劃遺產研究尚未受到充分關注。為了助推規劃遺產成長為一種可拓展的城市遺產主題及類型，以前期研究為基礎，有必要進一步從世界遺產名錄中提取一批城市遺產項目進行樣本考察與數據分析，使其蘊含的規劃遺產價值能夠得以顯現，為規劃遺產概念爭取更多學術關照。

從國內保護實踐看，在2023年審議通過的亞太地區《世界遺產公約》第三輪定期報告中，我國37項世界文化遺產共計識別出233類價值特征，其中，整體格局、空間布局、城市肌理等價值特征不僅是城市遺產的主要價值內容，也是規劃遺產的核心價值體現，這種跡象表明，城市遺產與規劃遺產必然存在某種緊密關聯性。由此思考，論證分析二者之間的邏輯關系，是促使規劃遺產研究從理論概念走向實踐應用的前提條件。

鑒于上述理論實踐現狀，結合研究梳理與問題分析，本文聚焦規劃遺產價值主題，依托世界遺產名錄中的城市遺產項目進行實證研究，其主要目的：一是將規劃遺產概念納入世界遺產的研究范疇，為各類城市遺產項目隱含的規劃遺產價值內涵正本溯源；二是希望通過基礎研究進一步加強學術積累，為后續理論實踐探索提供一份更具全面性的參考資料。

01

規劃遺產研究梳理

自1975年英國學者泰勒首次使用規劃遺產（planning heritage） 這一特定名詞以后，澳、美、俄、中等諸國學者面向規劃遺產議題開展了持續不斷的研究探索。尤其是近年來，隨著學術傳播度和業界關注度持續上升，國內外學者針對規劃遺產概念認知、評價標準、保護實踐等重點方向產出了一系列學術成果，規劃遺產研究開始日漸走向全球語境。

以該領域代表性學者為例，自2000年起，國際規劃史學家弗里斯通長期聚焦規劃遺產專題研究，不僅為規劃遺產概念搭建了較為體系化的學理基礎，而且積極推動阿德萊德公園用地與城市規劃項目（Adelaide Park Lands and City Layout） 成功登錄澳大利亞國家遺產名錄，為引領規劃遺產理論研究與保護實踐起到了尤為突出的示范效應。然而，通過梳理研究成果發現，由于主要致力于澳大利亞本土規劃遺產保護事業，弗里斯通等并未將研究視野投向更多世界遺產項目。與此同時，整理文獻資料時還發現，其他學者在該領域的研究探索，也主要圍繞各國代表性案例展開。

總體而言，盡管規劃遺產研究的重要性已日益凸顯，但目前為數不多的學術成果大多將典型個體案例作為考察對象，由于缺少一定規模的樣本分析，規劃遺產概念仍然很難取得廣泛共識。事實證明，任何一種新生的文化遺產概念從產生到成熟都離不開基礎研究的大力支持，同樣，為了促進規劃遺產研究持續向前發展，也有必要以更具普遍意義的實證性研究成果為依托，從中獲取更進一步的認識基礎和更深一層的思想啟發。

02

概念闡釋與研究對象

以城市規劃價值為文化內核，規劃遺產是立足于審視城市規劃學科自身特有的空間文化創造力而形成的一種城市遺產新概念。作為人類杰出空間文化創造力的實踐結果，通過人的規劃主體行為創造形成的建成環境體系，在創造過程中產生的理論思想與技術方法，二者共同積累的物質見證和文化印記，最終塑造出一種具有特定規劃價值內涵的城市遺產形態，這是理解規劃遺產概念的基本邏輯線索。結合上述認識，本文之所以將世界遺產作為考察對象，并從城市遺產項目切入規劃遺產專題研究，主要基于以下兩方面因素。

首先，世界遺產是國際遺產保護的最高等級，極具代表性和說服力。世界遺產名錄中不乏將規劃遺產價值作為核心內涵的城市遺產項目，例如巴西首都巴西利亞、厄立特里亞首都阿斯馬拉、瑞士制表城鎮拉紹德封與勒洛克爾等等。除此以外，從價值兼容性視角出發，一項世界遺產往往兼具多重遺產價值，對于更多項目而言，規劃遺產價值亦是其不可或缺的構成要素之一，例如阿爾及利亞歷史城市杰米拉、西班牙港口城市塔拉科等項目。上述兩類案例能夠為客觀呈現世界遺產項目中普遍蘊含的規劃遺產價值提供研究支持。

其次，如同其他文化遺產一樣，規劃遺產也必定有其相應的物質載體。洞察規劃遺產的價值內核不難發現，作為城市規劃實踐的主要行動對象，城市是人類空間文化創造力最具代表性的集中體現，由此推演，城市遺產自然也是規劃遺產的重要實踐結果，應當成為規劃遺產研究的重點關注對象。就目前而言，規劃遺產尚未從學術層面的理論概念發展成為一種明確的文化遺產類型概念，在這樣的現實情況下，一種行之有效的研究思路，就是借助各類城市遺產項目，為規劃遺產概念爭取更廣泛的共識性理解。

03

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3.1 數據來源

本文采集的數據資料源自世界遺產中心公布的官方世界遺產名錄（https://whc.unesco.org/）。數據采集截止日期為2023年12月，數據采集范圍包括了168個締約國共計1199項文本信息，實現世界遺產全覆蓋。數據采集內容包括了每份提名文件中涉及的5項重要信息，分別為遺產基本概況、遺產入選標準、遺產真實性內涵、遺產完整性內涵、遺產構成內容。除了以上資料，根據研究需要，還對各項遺產的入選時間、所在國家地區，以及遺產地的經緯度坐標等內容做了數據統計，以便于開展相關分析工作。

3.2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的關鍵所在是如何從世界遺產名錄中客觀、全面甄別出蘊含有規劃價值內涵的城市遺產項目。在世界遺產極具復雜性特點的價值構成要素中，為了有效提取出某種特定的遺產價值主題，本文構建了由名錄檢索、文本精讀、價值遴選、項目提取等4個步驟組成的研究路徑。

第一步，對采集的每項提名文件進行文本加工處理，形成一個信息內容完整的基礎資料數據庫；第二步，結合城市遺產的基本涵義，按照遺產所在地進行初步遴選，從數據庫中提取了792項城市遺產項目，逐一閱讀文本資料，整體掌握每個項目的基本概況，從中尋找能夠體現規劃遺產價值的線索證據；第三步，對照世界文化遺產6條評價標準，參考弗里斯通制定的規劃術語表，將采集的5項文本內容作為檢索范圍，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納入各項提名文件中與規劃遺產相關性較強的其他專業術語，確定將能夠充分反映規劃遺產價值特征的關鍵詞作為文本檢索對象，通過機器閱讀獲得檢索結果；第四步，根據檢索結果，逐一對每個入選項目進行文本精讀和復查校對，去除與本文研究主題相關性較弱的個別項目，形成規劃遺產專項數據庫。

采用上述研究方法，共計從世界遺產名錄中提取出420項具有規劃遺產價值內涵的各類城市遺產項目。這些項目具備規劃遺產的共同特征，能夠為開展實證研究提供充足的樣本數據。需要加以說明的兩點：一是由于文本信息量極大，數據采集與資料分析耗時近兩年，在此期間可能會出現遺漏個別項目的特殊情況，這種情況不會對整體研究結果造成顯著影響。二是世界遺產名錄中還有一部分位于城市地區以外，但也具有某些特定規劃價值的遺產項目，因本文主要聚焦于城市遺產視角，此類項目未列入數據庫統計范圍。

04

研究結果

作為一個理論研究起步相對較晚的城市遺產新概念，規劃遺產研究尚在發軔之始，一部分學理問題仍有待加以討論。結合每個項目的地理坐標、入選時間、入選標準等信息資料，分別針對入選項目的時空分布特征、價值入選標準、城市遺產關系以及規劃遺產分類幾個關鍵問題展開分析研究，從中探究數據信息背后隱藏的問題與原因，并進一步提出個人觀點以供探討。

4.1 結構分布特征與發展趨勢分析

4.1.1 地區與國家分布情況

從地區分布情況看：數據庫中歐洲地區入選項目數量共計192項，項目占比高達46%；亞洲地區入選項目數量共計123項，項目占比29%。與以上兩個地區相比較，非洲、南北美洲以及大洋洲的入選項目數量相對較少，其中：非洲地區37項，項目占比9%；北美洲與南美洲分別為34 項和32 項， 總占比約16%；大洋洲僅有個2項目入選，項目占比不到1%。見圖1。

從國家分布情況看，在進入數據庫的112個締約國中，入選項目最多的10個締約國如圖2所示，其中，排名第一的意大利入選項目高達28項，排名第二的墨西哥有20項，排名并列第三的西班牙和巴西各有19項。此外，安道爾、亞美尼亞等56個締約國沒有項目進入本文統計范圍（其中包含了27個截至目前還沒有任何項目登錄世界遺產名錄的締約國）。

就總體情況而言，數據庫中的入選項目具有量大面廣的分布特點，這充分證明了規劃遺產價值不僅是世界遺產的重要價值內容，也是城市遺產極具普遍意義的價值構成要素。與此同時，各締約國入選項目數量、比例極不均衡，背后折射出各地對于規劃遺產價值的認識情況和保護力度存在較大差異。特別指出的是，中國共有18項世界遺產列入本次統計范圍，在112個締約國中與伊朗并列第5位。但從入選項目數量與本國世界遺產總量的對比值看，我國32%的項目入選比例則相對較低。見圖3。

以上統計結果給予的重要提示意義在于，站在世界遺產話語體系下審視，在我國，城市遺產蘊含的規劃遺產價值仍有較大的挖掘潛力和拓展空間。以世界文化遺產平遙古城為例，通過分析當年的文本資料發現，1997年的提名文件著重闡釋了平遙古城各類歷史建筑的代表性價值，相較之下，平遙古城承載的“一城五堡二寨”區域性空間結構，以及融合農耕社會生產、生活、防御功能為一體的城鎮空間體系等等，這些與中國古代城市規劃智慧密不可分，能夠充分反映中國獨特城市規劃內涵的價值內容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

之所以將平遙古城視作一種建筑集合體進行價值評估，究其原因，這種思維表明過去我們對規劃遺產價值的理解深度和重視程度還十分不足。歸根結底，平遙古城反映的根本問題是一種價值認識問題，直到今天，這種情況在世界文化遺產、歷史文化名城等各類城市遺產保護實踐中仍然存在。透過現象看本質，只有加強規劃遺產研究，從中獲得更具專業性的認識基礎，才能帶來價值觀的發展與改變，進而促使規劃遺產概念受到足夠的關注和重視，這也充分體現了基礎研究的現實意義所在。

4.1.2 發展現狀與未來趨勢

梳理項目入選時間，早在1978年全球首批12項世界遺產誕生之時，其中僅有的兩座歷史城市就蘊含了明確的規劃遺產價值（當時的兩項城市遺產分別是厄瓜多爾的基多古城和波蘭的克拉科夫歷史中心）。1987年，巴西利亞申遺成功，世界遺產名錄中開始出現將城市規劃價值作為核心申報主題的城市遺產項目。自此以后，具有豐富規劃遺產內涵的各類城市遺產項目相繼登錄世界遺產名錄，形成了持續向前發展的總體態勢。結合圖4分析，在穩定發展的同時，自2000年以來，數據庫中的項目數量較之以前略有下降，呈現出一定程度的階段性波動特點，這與世界遺產委員會在2000年通過的《凱恩斯決議》有一定關系。該決議規定，已有世界遺產的締約國每年只能提名1個項目。雖然2004年修訂后的新決議容許一國每年可以提名2個項目，但其中一項必須是自然遺產項目，申報制度的變化應該是造成項目數量整體上有所減少的客觀原因。

從國際視野看，近年來《維也納保護具有歷史意義的城市景觀備忘錄》、《關于城市歷史景觀的建議書》等一系列文件相繼提出，從整體視角考慮城市遺產保護問題，應當將各類建成環境要素以及更廣泛的社會、經濟、文化要素塑造為一個有機融合的城市遺產系統。應當說，這些新的保護觀念與規劃遺產概念具有很高的價值契合度。有保護專家認為，當前我國城市遺產保護仍多以“風貌保護”作為技術指導，以歷史風貌保護為核心的保護制度更多關注的是外部環境，城市結構和空間形態通常被簡單地視為歷史紀念物或文物建筑的背景。隨著保護視野從建筑單體全面拓展到城市整體，城市遺產保護不應僅停留于文物古跡或重要地標性建筑遺產，在新的理論實踐背景下，如何理解城市結構及其空間形態的文化遺產價值？如何闡釋城市建成環境的完整性內涵？這些學術問題不僅可以也有必要從規劃遺產研究中尋找答案。

從國內視角看，學界近年來在中國古代、近現代城市規劃理論思想、文化傳統、技術方法等諸多方面產出了一大批標志性成果，這不僅為規劃遺產研究奠定了越來越豐厚的學術基礎，也對世界遺產保護實踐產生了潛移默化的深刻影響。譬如，從1997年麗江古城項目對城鎮建設創造精神的認識，到2012年元上都遺址項目對中國城市規劃民族文化內涵的理解，再到2024年北京中軸線項目對中國傳統都城規劃范式的深入闡釋，以及近來青島提出以“20世紀新城規劃思想下的亞洲宜居典范”作為歷史城區申遺主題，這些項目無一不體現出規劃史和規劃遺產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梳理脈絡線索能夠明顯看出，在我國的世界遺產保護進程中，規劃遺產的價值內容及其文化內涵呈現出越來越清晰、越來越深入和越來越全面的發展趨勢。從這樣一種發展狀態中也應該看到，以重視歷史、學習歷史、借鑒歷史的指導思想加強規劃史和規劃遺產研究，對于世界遺產保護實踐能夠起到十分重要的支持作用。

4.2 價值入選標準分析及其參考意義

對照世界文化遺產6 條評價標準（圖5） 整理分析，統計結果如表1、表2所示。在本文數據庫中，符合單項標準的項目數量為48項，項目占比約11%；符合兩條標準的項目數量為194項，項目占比高達46%；同時滿足3條及以上標準的項目數量為178項，項目占比達到了43%。與此同時，分別匯總計算6條評價標準的入選頻次，結果顯示，入選頻率最高的2條標準分別為標準Ⅳ和標準Ⅱ，項目數量依次為317項和263項，項目占比分別高達75%和62%。

以上統計結果表明，在世界文化遺產評價體系中，規劃遺產的價值入選標準具有相對集中、分布廣泛、多元組合等三大顯著特點。之所以形成這樣的顯著特征，可以從以下3個方面分別予以說明。

首先，就相對集中這一特點而言，逐一解讀6條評價標準發現，標準Ⅱ中明確含有專門針對城市規劃價值的直接性文字表述內容，標準Ⅳ中“建筑物、建筑技術組合或景觀的杰出范例”也承載了城市規劃的空間創造價值。與之高度吻合的研究結果是，在本文數據庫中，標準Ⅱ和標準Ⅳ的出現頻率、組合頻率均遠高于其他4條標準，這是項目入選標準比較集中的主要原因。

其次，研究6 條標準的分布特點，進一步發現了以前沒有充分認識的價值邊界問題，即通過橫向比較意識到，與標準Ⅱ和標準Ⅳ設定了相對明確的價值界定范疇有著很大的不同，世界文化遺產其他4條標準的價值覆蓋面十分寬泛。例如，標準Ⅴ中“代表一種文化（多種文化） 或人類與環境的相互作用”，其中就涵蓋了極其豐富的價值內涵。顯然，作為城市規劃與環境互動的歷史見證，在這一特定理解視角下，規劃遺產價值也可以通過標準Ⅴ獲得內涵詮釋。由此可見，在相對集中的同時，能夠與世界遺產設定的各條評價準則相對應，數據庫中的項目入選標準也呈現出多元分布的鮮明特點。

最后，在組合關系方面，大量入選項目呈現兩條及兩條以上價值標準疊加互補的組合關系，形成了形式豐富的價值組合模式。通過計算組合關系與組合頻率，能夠全面展現6條標準的組合規律，一方面的意義是充分驗證了規劃遺產創造的綜合性價值內涵，另一方面參考價值是對于今后的世界遺產申報工作而言，能夠為思考規劃遺產價值的對應性入選標準提供經驗參照。見圖6。

總結數據分析帶來的啟迪信息，與上述三大特征相呼應，分別體現了規劃遺產的主導性、延展性、復合性價值特點。這樣的研究結果顯示，在今后的保護實踐中，仍有待將規劃遺產價值作為著眼點，對照世界遺產6條評價標準進行分析研究，既要聚焦重點，同時也要放大視域，更要彌補過去偏重于物質實體的價值評判思維，將相互區分、割裂的價值要素轉化為多元融合的價值整體，將規劃遺產的歷史、藝術、科學價值，以及更廣泛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內涵納入研究視野，形成與世界遺產各項評價標準全方位對應、兼具認識深度和理解廣度的價值闡釋框架，為規劃遺產搭建起更具針對性和全面性的價值詮釋路徑。

4.3 城市遺產關系辨析與規劃遺產分類

4.3.1 城市遺產關系辨析

作為一個寬泛的理論概念，城市遺產包含兩層基本涵義：一是通用性概念，泛指位于城市地區的各類歷史文化遺產；二是整體性概念，即將城市遺產理解為一種具有完整文化意義的建成環境體系，是一種包含了整體性保護內涵與系統性保護目標的建成遺產新概念。為了探究規劃遺產的價值指向性，本文按照兩種基本涵義對項目信息進行分類處理，獲得了以下研究結果。

據統計，在世界遺產名錄中，城市遺產的第一種概念廣泛涉及歷史建筑與歷史建筑群、歷史遺跡、歷史園林等各類建成遺產項目。此類項目總量為381項，從提名文件的價值表述內容看，雖然這類項目主要以建筑遺產為價值核心，但其中也有105項、占比約28%的項目對某種規劃價值給予了明確闡釋，從不同角度體現了每個項目蘊含的規劃遺產內涵。見圖7。

與第一種概念相比較，在本文數據庫中，歷史中心、歷史城區、歷史城市等保護尺度相對宏觀的城市遺產項目數量為363項，其中具有規劃遺產價值特征的項目數量達到315 項， 占比高達87%（圖8）。進一步研讀提名文件發現，在關于遺產真實性和完整性內涵的文字表述內容中，普遍含有物質空間及其城市規劃內涵的共同價值，充分體現了此類項目具有十分突出的規劃遺產屬性。不僅如此，其中有許多項目還與人類社會不同歷史時期的城市規劃思想和城市規劃文化，或者與某種特定的城市規劃事件，以及重要的規劃歷史人物緊密相關，由此形成了極其鮮明和極具特色的規劃遺產價值主題。

價值認識是所有文化遺產研究的核心議題。如果以過去相對寬泛的概念對城市遺產進行研究，其所帶來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極易造成城市遺產的價值輪廓模糊不清。事實上，城市遺產保護早已廣泛涉及諸多與規劃遺產緊密相關的價值內容，然而，由于沒有被視為一種相對獨立的文化遺產概念，加之長期被極具外在形象辨識度的建筑遺產所掩蓋，規劃遺產的自我屬性一直未能建立起來，這是問題的根源所在。將規劃遺產概念納入世界遺產研究視野以后，價值討論就不能僅限于宏觀而模糊的表述方式，而是需要明晰其到底具有哪些具體價值特征，這就要求深入挖掘城市遺產承載的特定規劃價值主題。

近年來，歷史文化價值整體性認知已經成為專業領域共識，學界和業界越來越強調要對城市遺產進行整體保護，但對于究竟如何理解完整性內涵以及如何整體保護卻莫衷一是。作為人類創造城市遺產最為重要的技術手段，規劃遺產的價值核心恰恰在于其建構“完整性”城市空間的文化意義。結合統計結果也能夠看到，規劃遺產的主要價值指向就是為城市遺產賦予一種有別于其他文化遺產的整體性價值內核。誠然，由于綜合性特征十分明顯，城市遺產通常涵蓋了多種遺產類型，兼容了多元價值內容，而這其中，一座城市從形成、發展直到被賦予文化遺產屬性，城市規劃活動肯定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反向思考，作為一個內涵和外延十分寬泛的文化遺產概念，城市遺產研究的一項顯著特點就是不同學科專業可以對其中蘊含的某種價值主題進行挖掘和詮釋，并由此對城市遺產做出不同視角的再定義和再解釋。受益于此，一個多世紀以來，城市遺產的概念內涵才得以持續不斷地擴充發展。通過上述雙重分析獲得的關鍵啟發是，如果將城市理解為人類規劃行為的實踐結果，那么城市遺產也可以被理解為規劃遺產的一種外在呈現形式。

之所以闡述以上觀點，希望表達的主旨意圖是，規劃遺產不僅是一個新的遺產觀念問題，也是一個關乎城市遺產內涵拓展的價值認識問題。應當說，規劃遺產的學理依據需要依托城市遺產加以論證，同樣，對城市遺產整體性空間秩序及其文化涵義進行分析闡釋，也離不開規劃遺產研究的加持和助力，二者之間應該是一種交叉嵌套、相互印證的邏輯關系。對于本文而言，研究成果的主要貢獻之一就是借助對世界遺產名錄中的大量城市遺產案例進行提名文件研讀，為審視規劃遺產的價值指向提供了相對充分的實證依據。筆者認為，從尤為緊密的交互關系考慮，規劃遺產是城市遺產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有必要將其納入城市遺產保護體系，使之成為城市遺產的一種構成類型，為保護和繼承發展中國特色城市規劃文化作出積極貢獻。

4.3.2 規劃遺產分類

經過一段時期的積累，規劃遺產研究已經具備了一定的學術基礎，但仍缺少針對分類問題的討論，成為影響理論實踐進一步發展的制約因素。總體而言，世界范圍內對文化遺產的認識，基本上分為物質文化遺產（有形遺產） 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無形遺產） 兩大類型。然而，從價值認知思維看，注重實體空間與規劃內涵的邏輯關聯性，重視規劃行動及其實踐結果的雙向作用力，規劃遺產是一種融合了有形遺產和無形遺產的綜合性概念，其構成要素中包含了兩大傳統文化遺產類型難以彼此兼顧的價值內容，并且，由于理論研究仍然十分不足，規劃遺產極有可能還隱含了目前尚未挖掘出來的一部分價值領域。因此，探討分類問題的主要目的是為規劃遺產概念爭取更多價值拓展空間。

與其他文化遺產概念相似，規劃遺產分類同樣具有主體認知特點，實質上也是人與遺產之間一種認識關系的具體表現。從理論上講，只要是經由人的規劃行為創造的建成環境，都可以納入規劃遺產的概念范疇，其構成體系必然十分龐大復雜。為了歸納建立起一種有限的分類結構，綜合分析世界文化遺產6條評價標準設定的價值理解范疇，同時參考其他文化遺產分類思路，認為可以從以下3個基本維度對規劃遺產進行分類：一是按照國內外建成遺產的慣常性分類方法，將時間序列作為分類基礎，規劃遺產總體上可分為古代規劃遺產、近現代規劃遺產、歷史積層規劃遺產等三種主要類型；二是從世界遺產較為關注的文化存續狀態看，規劃遺產包含了規劃遺跡和活態規劃遺產兩種主要類型；三是結合數據庫中的項目特色思考，規劃遺產涵蓋了城市總體規劃、區域規劃以及住宅區規劃、工業區規劃等頗為豐富的主題類型。

對規劃遺產做出必要的歸類推演是推動規劃遺產從理論概念成長為城市遺產的一種構成類型，使之能夠在保護實踐中得到具體應用的必要條件。由于思考角度不同，不同學者在分類思維方面必然存在一定差異，隨著基礎研究的不斷深入，規劃遺產應該形成一種開放的、可擴展的分類機制。本文初步提出三種分類思路以供討論，期冀更多學者通過后續研究加以補充拓展使之日臻完善，借此向外界傳遞規劃遺產的多樣性特征，并進一步充實城市遺產的豐富性內涵，為理論研究和保護實踐發揮參考應用價值。

05

結論與展望

研究表明：①在世界遺產名錄中，具有規劃遺產價值內涵的城市遺產項目不僅數量可觀而且占比較大，與此同時，各締約國在項目總量和入選比例兩個方面也表現出明顯的非均衡性特點；②隨著認識的不斷深入，在我國的世界遺產保護實踐中，規劃遺產價值愈加受到重視，日漸成為認知城市遺產文化內涵的重要價值切入點和落腳點；③在具有整體性保護特點的城市遺產項目中，規劃遺產價值表現尤為突出，鑒于規劃遺產與城市遺產的密切關系，探討將規劃遺產作為城市遺產構成類型的可能性，并進一步審視規劃遺產分類問題，對促進規劃遺產和城市遺產研究共同發展具有現實意義。

研究認為，以既有學術成果為基礎，推動規劃遺產研究繼續前行的兩項基本條件，其一是有賴于規劃史研究的基礎支撐，其二是離不開城鄉規劃學與文化遺產學的融會貫通。每一種文化遺產類型的產生過程都是新的文化遺產概念轉變為一套完整價值體系的認識過程。為了進一步彰顯規劃遺產研究的重要意義，只有根植于自身的專業知識體系，建立起與城市規劃學科知識范疇相對應的價值輪廓，進而以專業化的方式方法將規劃遺產價值辨識、論證、呈現出來，才能為規劃遺產概念賦予充足的價值解釋權和價值話語權。

近年來，聚焦文化傳承與歷史保護的研究議題愈加受到關注。當前，規劃遺產雖未上升為明確的類型概念，但事實上，大量城市遺產項目普遍蘊含了十分豐富的規劃遺產內容，其中有許多項目可謂有規劃遺產之實卻無規劃遺產之名。所謂欲行其事先正其名，要建立規劃遺產概念并取得社會各界的共識與認可，未來仍需對國內外具有鮮明規劃價值特征的各類代表性項目進行專題研究。這是因為，只有經過長期不懈的努力，在大量實證案例的加持下，才能對規劃遺產概念有更科學、更深入和更全面的認識。最終的理想目標是以規劃遺產價值為認識核心，能夠探索形成一套包含保護標準、保護內容、保護方法的系統性理論框架體系，助推規劃遺產概念在城市保護實踐中得到推廣應用。這樣的研究工作對于促進城市規劃學科與文化遺產學科在價值觀、方法論兩個層面實現跨學科交叉融合、推動兩個學科深度接軌將大有裨益。

綜上，規劃遺產研究的核心要義，在于其能夠從整體性和系統性視角反映城市空間的創造、生成與發展邏輯，從而為挖掘、認識和保護城市遺產蘊含的普遍性與特殊性規劃價值提供學理支持。與此同時，尤其不應忽視的長遠意義是，規劃遺產概念無疑是向外界表達城市規劃學科文化遺產創造力最為專業的一條科學路徑。認識到這一點就不難看到，唯有面向規劃遺產議題，將身份定位從“遺產保護工具”轉向“遺產創造主體”，才能助推城市規劃學科在文化遺產領域獲得更高的價值顯示度，產生更廣泛的文化影響力。

本文來源：城市規劃學刊up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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