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中華書局1912”，原載《〈史記〉導論》第十章第四節，原標題為《〈史記〉標題》。旨在知識分享，如有侵權，敬請聯系小編刪除。

《史記》各篇標題，情況非常復雜。人物紀傳，據以標目者即有姓、名、字、號、官位、封爵、謚號等等，有時用“子”、“生”指代人物，有時名字并用，有時國名而兼人名，有時一篇之中命名方式也并不統一。這一現象，前人已加注意，現略作分析如下。

一、《史記》標題之不同

今本《史記》，書前附有目錄（各篇正文前題目與此同），《太史公自序》也載有一百三十篇總目，而兩者不盡相同。評論《史記》題目，首先要對這兩個不同的標題系統作適當的甄別。

盧文弨曰：《史記》、《漢書》書前之有目錄，自有版本以來即有之，為便于檢閱耳。然于二史之本旨，所失多矣！夫《太史公自序》即《史記》之目錄也。班固之《敘傳》即《漢書》之目錄也。乃后人以其艱于尋求而復為之條例，以系于首。后人又誤認書前之目錄即以為作者所自定，致有據之妄訾謷本書者。……明毛氏梓《史記集解》，葛氏梓《漢書》正文，其前即據《自序》、《敘傳》為目錄，亦為便于觀者，而尚不失其舊，在諸本中為最善矣！（[清]盧文弨：《鐘山札記》，見《盧文弨全集》，第7冊，第273頁。）

盧氏的話，剖析《史記》、《漢書》目錄的源流，自能言之成理，最明顯的例子，如《自序》、《漢書·司馬遷傳》太史公都自稱作“今上本紀”，而今本書前目錄標“孝武本紀”，就明顯不合《史記》本旨。但書前目錄，也并非一無可取。《漢書·司馬遷傳》載《史記》各篇目錄，明言根據“遷之自敘”，卻也有不同于今之《自序》而同于書前目錄者，甄別《史記》目錄，應該把這三者結合起來。嚴格地說，《史記》題目的原始面貌，現在已很難完全恢復。好在篇名不同的只是少數，有的也并不影響對《史記》命篇的理解。

二、示褒貶與隨意標題

由于《史記》題目指稱方法不同（篇中行文也多有與之相類者），后人對此產生了種種不同的說法。

何喬新曰：

陳平而曰陳丞相，衛青而曰衛將軍，豈非有得于紀官之意乎？周勃而曰絳侯，韓信而曰淮陰侯，豈非有得于紀爵之意乎？大梁王而曰彭越，九江王而曰黥布，豈非有得于稱名之意乎？張叔、田叔之稱叔，其與書字也同一轍，賈生、酈生之稱生，其與書子也均一義。吁！繼《春秋》之后而存《春秋》之例，舍遷史吾誰與歸！（[明]何喬新：《何文肅公文集》，第1冊，偉文圖書出版社，1976年，第85—86頁。）

任國銓著《史記世家列傳或名或字或官爵例說》一文，認為“《史記》一書，創立體例，觀其《自序》，隱然比之《春秋》。《春秋》聞見異辭，筆削寄意，遷意宗之，故世家列傳，名字官爵，例不一也。”（《尊經書院初集》卷十）他列舉了許多例子，論證《史記》稱謂，寓有褒貶之意，此不俱錄。

應該說，《史記》自比《春秋》，用意至為明顯，他們對《史記》標題作此聯想，也很自然。他們所舉例子，按他們的結論來理解，也大多可以說得通。但將《史記》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卻很難解釋圓滿，而且各篇之間也很難平衡。如李將軍與衛將軍、驃騎并稱官，李斯、劉敬、張釋之等同稱名，穰侯、留侯、平津侯、魏其、武安侯俱稱爵，作者是不是將他們彼此等同？樊噲、酈商、夏侯嬰、灌嬰，為什么獨夏侯嬰稱滕公，其他人都標以姓，周勃既紀其爵，又列其名，其義何在？扁鵲、商君、黥布、萬石等名稱，又如何解釋其中含義？這些問題，用褒貶說來解釋，恐怕比較困難。正因為這個原因，便產生了其他不同的說法。

章學誠曰：

史遷創列傳之體，列之為言，排列諸人為首尾，所以標異編年之傳也。然而列人名目亦有不齊者，或爵，或官，或直書名，雖非《左氏》之錯出，究為義例不純也。或曰：遷有微意焉。夫據事直書，善惡自見，《春秋》之意也。必標目以示褒貶，何怪沈約、魏收諸書，直以標題為戲哉！況七十列傳，稱官爵者，偶一見之，余并直書姓名，而又非例之所當貶。則史遷創始之初，不能無失云爾。必從而為之辭，則害于道矣。（[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上冊，第161頁。）

袁枚亦云：

（《史記》）有隨意標題而心無成見者，如蕭、曹稱相國，而留侯、絳侯稱封爵，酈食其稱生，而石奮稱萬石君，魏公子稱信陵君，而平原君稱趙公子勝是也。蓋作史之初，體例未備。

《北齊書》仿之，或稱高敖曹，或稱高昂，或稱邢邵，或稱邢子才，或稱楊愔，或稱楊遵彥，亦隨便書之。（[清]袁枚著，王英志編纂校點：《隨園隨筆》，見《袁枚全集新編》，第13冊，第29頁。）

章氏認為《史記》體例有失，袁枚認為隨意標題，仍然沒有說清《史記》題目不取一律的真正原因。

三、《史記》標題的奧秘

《史記》作者為各篇所取的題目，說穿了并不復雜：他是根據當時各人較為通行的名號來名篇的。這一點，只要參照武帝以前人所著文章就不難得出結論。如漢初陸賈所著《新語》、《楚漢春秋》，提到不少人的稱號，其中有五帝、秦始皇、項羽、呂太后、太公、周公、孔子、越王句踐、仲尼、陳涉、留侯、絳侯周勃、酈生、滕公、淮陰侯等，對于理解《史記》篇名，很有幫助。下面再舉幾個具體的例子。

如淮陰侯韓信謀反被殺，《史記》以“淮陰侯”標名，后人多據此推闡《史記》的“微言大義”。李景星云：“不曰韓信，而曰淮陰侯，不曰李廣，而曰李將軍，只一標題，已見出無限的愛慕景仰。”（李景星著，韓兆琦、俞樟華校點：《四史評議》，第100頁。）任國銓《史記世家列傳或名或字或官爵例說》也說：“夫淮陰侯誅而具爵，著高、呂之寡恩也。”這些議論，實在似是而非。賈誼《治安策》（《陳政事疏》）云：“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又云：“臣竊跡前事，大抵強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強，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后反。”（[漢]賈誼撰，彭昊、趙勖校點《賈誼集》，岳麓書社，2010年，第126、127頁。）陸賈《楚漢春秋》，也屢稱淮陰侯。（王利器：《新語校注》附錄二，中華書局，1986年，第182—189頁。）觀賈誼、陸賈之文，則不僅韓信稱淮陰侯可以無疑，且《史記》稱韓信（指韓王信）、黥布（本名英布）諸人名號，也各得其解。

又如，《史記》樊噲、酈商、夏侯嬰、灌嬰四人合傳，樊、酈、灌三人皆稱姓氏，獨夏侯嬰則否，初讀似乎覺得不倫不類，其實古人經常如此稱呼。《楚漢春秋》云：“死活不衰，絳、灌、樊噲是也。功成名立，臣為爪牙，世世相屬，百世無邪，絳侯周勃是也。”（或以為絳灌別是一人，實誤。漢初無功勛卓著堪與樊噲、周勃相提并論而名絳灌者。若有，《史》、《漢》當為立傳。）賈誼《陳政事疏》云：“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周勃稱侯名而其余三人列姓氏，與《史記》標題相類。《楚漢春秋》又云：“滕公者，御也。”可知漢初習慣以滕公稱夏侯嬰。《傅靳蒯成列傳》標題，傅、靳二人稱姓，而“蒯成”則為侯名，與《樊酈滕灌列傳》命名同出一例。

再如戰國時孟嘗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四公子齊名，《史記》于孟嘗等三人都以封號標目，而信陵君傳標為“魏公子列傳”，前人也多有論述。李景星云：“四君之中，以魏公子為最賢。太史公作四君傳，亦以魏公子傳為最出色。標題曰‘魏公子列傳’，與《自序》合，正所以殊于其余三君也。他本或稱‘信陵君列傳’，未免不達史公之旨。”（李景星著，韓兆琦、俞樟華校點：《四史評議》，第72頁。）何焯論《魏公子列傳》云：“于四君之中，獨書之曰‘魏公子’者，以為國之存亡所系也。”（[清]何焯：《義門讀書記》，上冊，第218頁。）他們分析《魏公子列傳》的內容，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未必與標題有什么聯系。《高祖本紀》載高祖詔令曰：“秦始皇帝、楚隱王陳涉、魏安釐王、齊緡王、趙悼襄王皆絕無后，予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魏公子列傳》云：“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據此知“魏公子”亦為信陵君漢初流行之稱謂。

古人對人物的稱謂，情況比較復雜，有的可能含有某種尊崇褒獎或貶抑，有的則可能純粹是一種習慣，一種代號。如孔子、老子、孫子、孟子稱子，當與他們在后世受到尊敬有關，賈生、酈生稱生，情況也相類似。

但是，流行稱謂中一些約定俗成的東西并不能完全代表作者自己的觀點。況且，有些稱謂很可能僅僅是因為習慣如此，沒有任何意義可言。如果說留侯、絳侯、淮陰侯稱爵，是表現作者的褒揚或肯定，那么，管蔡、淮南、衡山王也稱爵，又當如何理解？魏其、武安侯二人合傳，如果說竇嬰稱爵表現了作者對他的同情，那么作者稱田蚡封爵又是何意？其他人物稱名或稱字，稱官與否，也大致如此。

蓋《史記》上記軒轅，下包太初，馳騁數千年，歷代人物通行之稱謂不一，且由來已久，若強為統一，反顯別扭，故順其自然，從眾隨俗，采取通行之名號。這樣做的缺點是不夠統一，但要統一又談何容易！

觀班固《古今人表》記歷代人物，姓名、字、謚、官爵、封號等無所不有，實因習慣相沿，彼此認同，如貿然改稱，反生歧義。

《史記》以通行稱號命名，還有一個意外的好處，就是標題本身也成了史料的一部分，后人從《史記》篇名可以考見漢初這些歷史人物的稱謂。《史記》各篇行文，這種情況也很普遍，對此也可作同樣的理解。

《史記》為紀傳之祖，太史公創作《史記》之時，并無成例可循。司馬遷以當時流行的名號作為紀傳標題確實比較特別，然而并非從心所欲、漫無章法地隨手標目，也不是“為例不純”。從后來的史學實踐看，班固《漢書》統一標舉姓名，形式更為整齊劃一，后世遂成定例。但若用后代史書來規范《史記》，則未見恰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