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社會馴化的人，一般會表現出自己的個性，也會表現出自己的理性。正是因為有了種種不同的個性和理性，人才變得不同。

人生下來就是不同的，有胖有瘦，有高有矮，有力氣大的，有力氣小的，有聰明的，有愚笨的。倘若不經過社會規則的馴化，人們呈現自然人的狀態，那么每個人都像猿猴一樣生存，仍然存在著一些不同。胖的可能欺負瘦的，但跑步跑不過瘦的；高的可能欺負矮的，但鉆洞卻不如矮的便利；力氣大的可能欺負力氣小的，聰明的可能支配愚笨的。本身就有很大的不同，而人類社會的形成是必然的，一旦形成就會存在階級，也存在階級壓迫。無論是奴隸社會還是封建社會，都有階級，也都有階級壓迫。很多歷史上的人物面目模糊，只是一群人中的一個，沒有什么個性，似乎被歷史煙塵淹沒了。但只要發現記載他們故事的歷史文字，后代人就懂得他們是怎樣的人。孔子是周游列國的人，就偏偏不能實現自己的理想。老子留下了《道德經》，喜歡正話反說，弄得云山霧罩，直到現在還迷惑很多人。屈原的人格是單向度的人格，雖然以修身為本，但修身的目的是為了投身社會，帶有強烈的入世傾向，缺少道家的處世情懷。當他聽到楚國滅亡的消息之后，就投汨羅江自盡。他已經把自己的人生命運和國運捆綁在一起，而且是自認為捆綁在一起，別人并不一定那樣認為。當國破家亡的時候，他感覺失去了前途和理想，就要以自殺的方式追隨故國而去，算是一種高尚人格的體現。但這種人格只可以被宣揚，卻并不能讓所有人都這樣，以免一個國家滅亡之后死傷慘重。

法家的代表李斯還是楚國上蔡一名小吏的時候，就為自己的前途打起了算盤。他上廁所的時候看見糞坑里的老鼠樣子猥瑣狼狽，遇到人和狗就猖狂逃竄。而官府糧倉里的老鼠卻迥然不同，吃起粟米來，從容淡定，不慌不忙。同為鼠類，因境遇不同，生存狀態竟然有如此大的差別，這讓李斯想到了慎到的評論：龍蛇只有憑借云霧才能飛騰。一旦云霧消散，它們失去憑借，就會掉落地上，跟蚯蚓沒有什么區別。這就是人們經常說的，“虎落平陽被犬欺”“落難的鳳凰不如雞”。李斯發過一番感慨之后，辭職不干，離開家鄉，到齊國去拜見當時享有盛名的荀子，學習帝王之術，并成為韓國公子韓非的同學。李斯后來害了韓非，把韓非的學說當成自己的學說，提供給秦王嬴政，最終實現了法家的改革。李斯的結果不好，被污蔑為造反，腰斬于咸陽，還夷滅三族。行刑的當天，李斯與二兒子的李由一起被推上刑場，他對兒子說：“為父真想像當年那樣，和你一同牽著黃犬，到上蔡東門外的野地里去追逐狡兔啊，可現在已經做不到了。”父子兩人相視而哭，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黃犬之嘆”。追逐功名利祿的李斯最終被功名所害，被自己的法家政令所害。他違背了老子“治大國若烹小鮮”的理念，治理大國，操之若急，而且用了嚴刑峻法來治理國家，最終作繭自縛。

和李斯不同的是阮籍和陶淵明。他們不像李斯那樣汲汲于功名富貴。阮籍不想和司馬氏聯姻，每天酩酊大醉，一連喝了六十天，讓提親的事不了了之。他不想到司馬氏統治的朝廷為官，每天策馬狂奔，直到無路可走的時候，就地放生大哭，釋放了內心的恐懼與憂慮，最后落寞地返回。陶淵明出任彭澤縣令的時候，不愿意做官，其實不愿意侍奉篡位的皇帝，不愿意和那些同僚同流合污，掛印而去，躬耕田園。兩個人都在逃脫名利的束縛，認為在名利場中打滾是不好的，起碼是違背本心，荒廢人生的。他們雖然知道人與人是不同的，但主動逃離名利場，不去做官，這種心態還是可敬的。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這樣，只有很少的人能做到這樣。蘇軾被貶之后，在杭州修建了蘇堤，和白居易的白堤相映成趣。即便他一再被貶，也沒有喪失理想和信念，而是心理比較強大，還吃當地的美食，參禪論道，欣賞風物。當然他還一個勁地給朝廷寫信，要求獲得重新啟用的機會。他們都經過了社會的馴化，而且都明白官場的規矩。有徹底逃離官場的，有一邊逃離官場，一邊要求重回官場的，還有像李白那樣懷抱濟世理想，真做了官卻被排擠出局的。有陸游和辛棄疾那樣的官員，想要收復失地，卻往往被皇帝打壓，被官場排擠，當然也就郁郁不得志了。

知識分子往往是這樣，有單向度人格，也有多向度人格。他們要忠于國家，忠于民族，而當他們的理想難以達到的時候，有的會選擇繼續留在朝廷，有的會選擇逃離官場。即便很多人都認為做官是人生最好的理想，那些逃離官場的人也不會可惜官員的身份和地位，要追尋內心的自由，找到所謂的本心。當他們返歸自然之后，就會發現生命的奧秘，其實只在于個人的體驗，而不在于榮華富貴的滋養。農民們似乎面目模糊，但農民們感觸世界的方式也是不一樣的。雖然他們經常受到壓榨和剝削，但有一口吃的，他們就不會造反。當出現饑荒和戰亂的時候，他們流離失所，只要有一個人號召造反，他們就會群集而響應，揭竿而起。看似面目模糊的群體，其實也有自己的思想，也認識到了人與人之間的不同，看到了階級差別，看到了貧富差距。就像陳勝起義的時候喊的那句口號一樣，“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似乎人生來是平等的，但這種平等只是道義上的平等，卻不是事實上的平等。一個富二代和官二代與一個農民家的兒子是不平等的，人生也是不同的。富二代和官二代可以享受榮華富貴。長大以后可以拿著幾億去創業，而農民的兒子卻不能享受榮華富貴，要“窮人的孩子早當家”，而且要通過層層考試選拔，才能進入大學，而大學畢業以后，卻沒有人脈關系，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倘若他要創業，就只能貸款了，而抵押的東西卻沒有多少，當然貸的款也沒有多少。創業成功還好說，創業失敗就一輩子抬不起頭了。

人們都要進入社會，都要接受社會規則的馴化，甚至孩子在很小的時候就會進各種輔導班，接受各種技術的培養，還要接受藝術鑒賞能力的培養。不管有用沒用，家長都要讓孩子接受很多技術和藝術的培養，即便盲目跟風，也舍得為孩子花錢。家長知道社會是分階級的，即便階級改成了階層，也仍然有著很大的差別。家長要讓孩子混得更好一些，就要讓他們從小努力學習。這種邏輯雖然沒錯，但容易被資本引導，容易讓資本制造的焦慮洗腦，當然也就在錯誤的道路上狂奔了。人和人本來是不同的，倘若沒有太好的人脈關系和錢財支撐，就要讓孩子從小努力奮斗。而那些主張還給孩子快樂童年的人大多是官員或富人，而不是普通人或窮人。人會站在不同的立場說話，會憑借身份和地位說話。本身就有很大的不同。當人們看到這種不同的時候，才能說走向了成熟，而不是那么幼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