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歲左右,王健開始接觸并學習巴赫《大提琴無伴奏組曲》,就像第一次吃到好吃的冰激凌,覺得很順很好聽。后來,經他手流出的這套組曲,成了很多人心里的白月光。
2005年,37歲的王健在DG首次發行巴赫《大提琴無伴奏組曲》,“我不敢聽,只能說是皮毛上的理解,總體來說還是差得太遠。”
對王健來說,追逐它是一輩子的事。這些年,他始終懷著敬畏之心,不斷探索演繹方式,積累了許多新的藝術感悟。
獨處的時候、疲憊的時候,他總是會演奏巴赫,“有些音樂,會讓你突然往里邊看。在那一瞬間,你才真正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自己的靈魂。”
20年后,他又有了勇氣,重新再錄一次。
2025年5月23日,王健的全新版巴赫《大提琴無伴奏組曲》全球發行,這也是DG中國成立后推出的首張專輯。
“不可能再錄第三次,這是最后一版錄音。”王健對澎湃新聞記者說。
王健進入上海音樂學院任教已經兩年多,他說自己是一個不錯的老師,不會太兇,鼓勵他們有自己的想法。他在上音有一間大琴房,那里也是他給學生上課的地方,琴房空曠沒有太多的裝飾。
采訪結束時,王健懷抱一把三百多歲的大提琴,為我們拉了巴赫《大提琴無伴奏組曲》第二組曲中的“前奏曲”,拉完這一段,他松了松筋骨說“再來一段!”又拉了第二組曲中的“阿勒曼德”。一旁的白色大琴盒里,放著女兒兩三歲時畫給爸爸的幾張畫,這些年一直躺在琴盒里陪著王健走遍世界各地。
王健一共有4把大提琴。采訪當天在上音琴房,王健用一把三百多歲的大提琴演奏巴赫《大提琴無伴奏組曲》片段。
一旁的白色大琴盒里,放著女兒兩三歲時畫給爸爸的幾張畫,這些年一直躺在琴盒里陪著王健走遍世界各地。
“不可能再錄第三次,這是最后一版錄音”
澎湃新聞:你對2005年的那版錄音不太滿意,甚至不敢重聽。20年后,你有勇氣再錄一次了?
王健:這版新唱片出來以后,我也是不敢聽的,可能又變得失望了。
演奏家不可能對自己的演奏很滿意,一直想做得更好,必須面對,也要克服。任何唱片不可能代表你的最高水平,也不可能完全做到你想做到的演奏成果,但是最起碼可以總結你在這段時間能達到的最好狀態。
2005年出了唱片后,我過了五六年開始頻繁演奏這套作品。特別是最近幾年,在家里練琴的時間突然多了很多,有三年所有音樂會全取消了。我在家里練琴,也聽了很多別人的錄音,和巴赫同年代的作曲家的作品,還有用古樂器演奏的作品,收獲很多啟發。
今年正好是20年,我主動提出了這么一個想法,非常開心DG中國愿意為我出唱片。
澎湃新聞:錄音過程中有沒有什么好玩的插曲?
王健:這次挺順利的,找一個理想的錄音場所不容易,對安靜的要求非常高,地鐵或大車開過去帶來的震動,錄音設備都聽得到。很幸運,上音歌劇院有這么一個排練廳,也是為了錄音設計的,上海音樂學院鼎力支持,給我提供了錄音場所。
錄音師萊納·美拉德的履歷十分耀眼。我年輕時也跟他合作過一次,錄勃拉姆斯的“雙重協奏曲”,和阿巴多、柏林愛樂樂團同臺。最近,他又拿了一座格萊美獎。
澎湃新聞:有沒有哪一段讓你反復重錄或崩潰的地方?
王健:這次倒沒有。我們不太愿意為了打磨一個地方,失去現場的活力。為了追求音樂上的連貫、即興或氣氛,我們會放棄完美。
有些唱片打磨得過分,反而會失去沖擊力,把所有好東西都拼在一起,有時候就不太像了——是他,但是整過容了,不太對勁。
當然,完美主義是很好的追求,前提是不要讓真正的里面的東西磨滅掉了。
巴赫《大提琴無伴奏組曲》封面
澎湃新聞:大概錄了幾遍,你就放過自己,覺得OK了?
王健:一般,每一段都不會超過三次。
錄音室錄音唯一比現場錄音好的地方在于,可以彌補不完美。大家花錢買唱片,肯定要聽最完美的聲音。比如,買一張模特的照片,模特臉上正好長了一個痘痘,這是不行的,要P掉。
我是很好的錄音者,差不多就算了。錄音師最怕有潔癖的人,好幾次被整得快瘋了,有人連一點噪音都不能有。
澎湃新聞:這次錄音,你不認為自己有新的發現,只是能把以前感覺得到、但做不出來的東西,現在做得稍微好一些。
王健:對一種氣氛的體會、對一種情感的感受,要把它翻譯出來,需要一個過程。好比,有些畫家想把夢里看到的東西畫出來,但是他不一定能夠真正畫出來,需要很多年的積累。
演奏家有一半是藝術家,要去找感覺,另一半跟技術緊密相連,沒有足夠的技術來控制樂器,不可能做出真正想要的東西。
古典音樂之所以難入門,或小眾,就是因為它太難了,不光對演奏家的要求高,對聽眾的要求也很高。
澎湃新聞:20年后,你在這套組曲里不只看到正面,也能看到側面、背面,更加立體。
王健:絕大多數東西都有多面性,不光是兩面性,光是追求一個層次的描述,是不夠豐富的。現在,我給同學們上課,也要掙扎半天,要向他們描述,用我以前的理解很簡單,開心或不開心,這是非常膚淺的。
比如,開心時害怕失去、快樂時的脆弱感、悲傷時反而更堅強……這些是矛盾的,只有矛盾才會產生藝術的多面性。
澎湃新聞:這會是你的絕版錄音嗎,未來還會想再錄一次嗎?
王健:不可能再錄第三次。再過10年、再過20年,我的體力肯定跟現在不能比。人從五六十歲開始體力下降,特別對大提琴家來說,對體力的要求是極高的,這是很費力氣的樂器。所以,不可能再錄了,這是最后一版錄音。
澎湃新聞:你現在還有沒有反復聆聽的錄音版本?
王健:我從小最喜歡的一版是法國大提琴家富尼埃的。最近我也聽了很多別人的演奏,讓我著迷的是一位古大提琴家保羅?潘多爾福,他用古大提琴錄了這套組曲。他是古樂大師喬迪·薩瓦爾的學生。
這是另外一種樂器,有6根弦,沒有音柱,換把不一樣,聲音很空蕩,有一種特殊的美。這是令人向往的聲音,大提琴做不出來,也給了我很多啟發。
王健
“巴赫不是取悅大眾的,而是引領大眾的”
澎湃新聞:巴赫的名字在德文里是溪水、河流,他的音樂也像溪水,不舍晝夜,寧靜流淌。
王健:很多人稱他為“音樂之父”,非常恰當。他也繼承了之前的音樂傳統,不是憑空而來的。巴赫之前的宮廷音樂,或者老百姓聽的音樂,娛樂性比較強。巴赫開始改變,把音樂變得有深度、有精神追求。
巴赫是很有信仰的人,我雖然沒有宗教信仰,但我可以感受到他音樂里的虔誠和儀式感。他的寫作奠定了古典音樂后來的發展。從巴赫開始到近代,古典音樂貫穿了一種DNA——對崇高的追求。即便是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展現了人性的野蠻和野性之美,還是有對崇高的追求。巴赫的作品不是取悅大眾的,而是引領大眾的。
澎湃新聞:獨處的時候、疲憊的時候,你喜歡拉巴赫,對你來說,巴赫是靈魂的避難所?
王健:你可以用它來看自己的心聲。我們平時也會冥想,想想自己的一生,或者離我們而去的那些人,他們的人生是怎么過來的。這些東西在腦海里往往支離破碎,沒有什么情感成分。音樂有一個奇特功能,有音樂的時候再去想這些場景,好像被貫穿起來了,突然變得有意義了。
澎湃新聞:很好奇,演出時你們在想什么,是想怎么演奏好,還是腦子里有另外一個世界?
王健:每個人可能不太一樣,我是努力要進入這個境界。別人說我拉琴總是愁眉苦臉,我小時候不知道怎么解釋,后來看以前的錄像,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那時候,我養成了一個習慣,拿起琴來就要進入狀態,要想辦法把心打開。演奏時,必須把心掏開,疼痛必須暴露在人面前,不能害羞地不愿意感受心里的觸動。
問題是,我們平時不那么容易進去,甚至有些人去了音樂廳還是東倒西歪、吊兒郎當,永遠聽不進去。我堅信,每個人都聽得懂音樂,只不過許多人沒有這個能力,把心打開,把面具撕下來,永遠是以世俗的狀態看待自己。音樂會幫助你從另外的角度來看自己。
澎湃新聞:你在全世界多次演繹這套組曲,有沒有印象特別深的演出經歷?
王健:最特別的一次是在倫敦的逍遙音樂節。這是娛樂性比較強的音樂節,他們邀請我拉其中三首,我問:是放在小教堂嗎?他們說不是,就放在阿爾伯特大廳,有5000個座位,這么大的地方,甚至還演過馬戲,我很震驚。
我一個人坐在臺上,下面是密密麻麻的人,還有人站著聽,鴉雀無聲。你的琴聲讓這些人全都安靜下來,一起感受人性中的火花。你突然覺得自己不孤單,這一瞬間,他們的心和你連在一起,靈魂共鳴。這對音樂家來說是最大的回報。
澎湃新聞:為了研究巴赫,有人會去巴赫曾經生活、工作的地方,甚至是埋葬他的教堂采風。
王健:挺好的,去實地體驗作曲家的生活環境,去追根溯源他的審美來源。學藝術還是要全世界跑,畢竟不同文化是不一樣的。西方音樂有它的特殊性,西方文化講究儀式感,連吃飯都有儀式感。什么叫儀式感?我們尊重自己,不停地告訴自己,作為一個人是有尊嚴的。
澎湃新聞:這套組曲聽完要兩個多小時。如果要說服00后去聽,你會用什么關鍵詞?
王健:年輕人往往還沒有開始真正關注自己,忙著看外面的世界,長大后才會慢慢往回看。在這個過程中,如果他能接觸到古典音樂會很有幫助,會更加容易看到自己。
澎湃新聞:你現在帶了很多學生,會建議他們什么時候系統性練習這套組曲?
王健:他們從小就要開始練,一首一首練。他們必須得學,沒有選擇,哪怕不喜歡,特別害怕。
有時候,他們有些舞蹈段落拉得非常風趣,但是沒有尊嚴。所有宮廷舞都要表現出人的美、尊嚴、高尚,雖然有很多裝的成分,但是裝的本意是好的。我們要對高貴有感覺,要對尊嚴更有感覺。人活一輩子,感受不到自尊,太可憐了。
澎湃新聞:這套組曲一共有6首,分兩場演出,你一般會怎么分?
王健:各種分法都有。我比較強調調性的關聯,一般把第二組曲(d小調)和第六組曲(D大調)放在一起,把第三組曲(C大調)和第五組曲(c小調)放在一起。另外兩個就比較隨意了。
就像大廚做菜,不希望你總是吃一堆肉或者吃一堆蔬菜,會有搭配,有對比,有變化。巴赫寫這些作品的時候,對變化是有要求的。
澎湃新聞:如果用一句話來吐槽巴赫,你會說什么?
王健:還真沒有,他挺懂大提琴的。雖然有些地方寫得非常難、非常別扭,但是不像以后的有些作曲家,技術上這么沒道理。
巴赫會很多樂器,尤其是管風琴。管風琴是旋律性很強的樂器,線條很長、很長,所以我不太同意,有些人認為巴赫的樂器是斷斷續續的。
澎湃新聞:學生學這套組曲,你也建議他們多聽聽管風琴,有助于理解?
王健:不管學什么作品,聽管風琴都很重要,因為這是老祖宗,可以看到音樂是怎么走出來的,讓人感覺到偉大和神圣。所以教堂里都有管風琴,你一進去就會覺得靈魂被洗禮、被震撼。
澎湃新聞:巴赫的作品很難,但無論是《大提琴無伴奏組曲》還是《哥德堡變奏曲》,都很好聽,都有很抓耳的旋律。
王健:因為他抓住了好聽的規律,他知道這樣寫你會有觸動。
那時候的作曲家不像現在的作曲家,五年寫一個作品,人家是一個星期寫7部作品。巴赫、莫扎特都在不停地寫,收獲了巨量的實踐經驗。而且他們有先天的優越性,作品一寫出來馬上就有人演,有樂隊專門演,什么有用、什么沒用,心里清清楚楚。現在的作曲家很難做到這一點,作品能演一次就不錯了。
王健
“2500萬人口的上海,有20個樂團才是對的”
澎湃新聞:在上音當老師兩年多了,有怎樣的收獲?
王健:做老師讓我體會了以前沒有感受過的一種人生,演出少了很多,相反,每一場演出都可以用很長的時間去準備,精雕細琢。
跟同學們接觸,看到他們有突破性的發展時,我會非常欣慰。你突然發現,啪,他一下跳到另外一個階段,不可能再倒退回去,好開心,好興奮。當然,絕大多數是曲線型,起起伏伏,今天挺好,第二天又不行了。
老師必須要學會總結理論。我很小就開始自己教自己,其實我的教學理念是很豐富的,但是沒有怎么總結過,現在就強迫我總結出來。有些教學方法還是非常有效的。
我以前以為,我的演奏是非常感性的,但是我現在才發現,我平時練琴是非常理性的,有很多的理論在后面支撐,只不過我以前沒有總結出來而已。做老師給了我一個機會。
澎湃新聞:學生們整體的水平如何?
王健:我們班非常棒,中國的弦樂、鋼琴很棒,甚至是管樂,完全不輸給任何國家。美國的五大樂團、十大樂團,有一半的首席是華裔,甚至是中國籍,很多都是中國人。
再去看比賽,如果沒有亞洲人參加,這個比賽是搞不了的。甚至,全世界任何音樂學院,如果亞洲學生都不去,全部都要破產。亞洲人在古典音樂上的貢獻是全世界最大的。
但是,從音樂市場來說,中國還遠遠比不過歐洲,甚至連美國都比不過,習慣性來欣賞古典音樂的人還是非常少。從比例來說,我們還差得太遠。當然,我們人口體量大,哪怕只有百分之零點幾,也超出了很多國家的總和。
芬蘭有500多萬人,有15個交響樂團,而且每個星期都演出。德國的樂團,更是不計其數。像上海這樣2500萬人的大城市,以歐美同等體量國家的比例來算,最起碼有20個樂團才是對的,大有可為。所以,歐美人特別看好中國的古典音樂市場,好像已經大得不得了,其實才剛開始。
澎湃新聞:你認為的好老師的標準是什么?
王健:認真,在乎,不能太兇,但是也不能太客氣。我不會太兇,除非同學故意不認真,但是我們班上沒有這種人。中國的孩子太認真、太乖巧,我們更需要激發他們內心的感覺,鼓勵他們有自己的想法。
澎湃新聞:對你來說,學生優秀的標準是什么,拿國際大獎?
王健:并不完全是。你如果非常優秀,有可能拿國際大獎,但有許多優秀的人,一輩子都沒有拿過國際大獎。
現在,網絡特別發達,學生可以看到全世界所有偉大演奏家的演奏方法,學得很快,但是往往內心并沒有被觸動。我一直跟他們說,不管拉什么,一定要動情,不動情,別人不可能跟你共情。
首先,他要有情可動。一個孩子拉得再好,沒有情在里面,我是不會選他的,有些孩子拉得不是很好,但是情感火焰很旺,我會收的。當然,技術還是首要標準,沒有技術,火焰再高也不行。
“動情”這兩個字是需要培養的。這種內心洶涌的情感,敢不敢表達出來,對于中國孩子還是有一定的挑戰,好比讓他上臺跳一個舞,他是不敢的。我會鼓勵他們,平時再拘謹我不管,但是拉琴不允許拘謹,拘謹就不可能動情。所以學生平時練琴,不光是練技術,也是把心打開的過程,能夠敢于跑上去,拿著琴來跳一段舞。
我們每周有一天是大課,班上同學都要來聽。在同學面前拉琴,他們的壓力是很大的,更拘謹了。在如此高壓力的時候,他們要把情緒表達出來,這就是鍛煉。
澎湃新聞:舞臺明星和校園名師,你現在更享受哪個身份?
王健:其實我最怕拋頭露面。走在路上,大家認出你,這種感覺是很好的(笑)!但是有代價的。人家認出你,你就不能做自己了,你得裝,裝出一個最起碼能讓人家尊敬的樣子,不能像平時那樣。我不喜歡裝,總是有點限制的。
我也不是社恐。我在美國經常演講,大家都刮目相看,我可以做得很好,但這不是我自然的狀態,我自然的狀態是一個人,自己想自己的事情。
也不是大提琴這件樂器影響了我。你看我們偉大的宗師老羅(大提琴家羅斯特羅維奇),他可不是內向的人,好家伙,每天要見幾百個人。這是天生的。還有阿格里奇大師,每天身邊跟著五六個人,不管去哪都有人跟著,她喜歡呼朋喚友。
對我來說,一個人挺好,是正常的。我不怕孤獨,怕孤獨搞不了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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