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戈

傅抱石《大滌草堂圖》為立軸， 84.5×58.5cm，紙本設色，1942年3月作，上有題識：大滌草堂圖（篆書）。石濤上人晚歲構草堂于廣陵，致書南昌八大山人求畫大滌堂圖。有云：平坡之上，樗散數株，閣中一老叟，此即大滌子大滌草堂也。又云：請勿書和尚，濟有發有冠之人也。聞原札藏臨川李氏，后展（輾）轉流歸異域。余生也晚，不獲睹矣。今經營此幀，聊記長想爾。民國三十一年春于重慶西郊，傅抱石（小楷）。有鈐印：白文方印“抱石長年”，朱文印“抱石齋”。

傅抱石《大滌草堂圖》

石濤致書八大乞畫這段交往史料，源于現藏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一封石濤致八大的信札。此信札原為張大千舊藏。有趣的是，2019年上海的劉海粟美術館策劃過一個館藏學術研究展“天潢貴胄——從館藏石濤、八大山人合繪《松下高士圖》談起”，通過對一幅劉海粟美術館館藏石濤與八大山人合作的《松下高士圖》的鑒藏研究及相關資料的梳理、對比和闡釋，細致而詳盡地揭示石濤與八大山人交往、交流及相互關系的種種史實真相，并把張大千鑒藏、造史、作偽的種種案例巧妙地發掘出來，講述那些塵封已久的故事。其中，涉及的那封信的內容幾乎就是傅抱石創作《大滌草堂圖》的“史實”：“……濟欲求先生（指八大山人）三尺高，一尺闊小幅，平坡上老屋數椽，古木樗散數枝，閣中一老叟，空諸所有，即大滌子堂也……向所承寄太大，屋小放不下，款求書：大滌子大滌草堂，莫書和尚，濟有冠有發之人，向上一齊滌……”這段記載的真實性即使在民國時代也令當時的人心生疑竇。策展人沈虎得出論斷：“張大千曾經收藏石濤致八大求畫《大滌草堂圖》信札，給他偽造提供了依據。”撲朔迷離的信札，真假難辨的畫作，圍繞張大千的歷史懸案至今還未明晰。學者們毋寧相信是“游戲之作”：“現在世間流傳幾件石濤與八大合作的畫，經過專家考鑒，基本上是張大千按信札內容所仿制的“游戲之作。”有張大千仿作嫌疑的數幅“大滌草堂圖”在畫史上并無太大分量，或是學術界證偽的憑據，或是研討張大千造假水平的談資。僅憑一個近乎傳說的史實而創作出畫史上的經典名作，恐怕只有傅抱石的《大滌草堂圖》了。究其原因，我認為三個要素起到重要作用：金剛坡下、石濤史畫、悲鴻品評。

清代石濤《致八大山人信札》（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藏）

金剛坡下。據《傅抱石年譜》載，《大滌草堂圖》作于1942年3月，也就是傅抱石藝術迸發并成熟的壬午年。壬午年前后，重慶金剛坡下抱石山齋是其個人繪畫風格形成、成熟并獲得巨大聲譽的最重要時間節點、歷史場域之一。而重要的節點，無疑是產生傳世之作的關鍵要素，《大滌草堂圖》符合上述條件。眾所周知，傅抱石在“金剛坡”時期的作品一直以來受到業內認可與市場追捧，關鍵一點在于其對筆墨的創造性發展，即對“散鋒筆法”的精深理解、學術梳理、圓熟運用及相關技巧、程式的風格化表達。傅抱石的山水畫出了“那氣勢雄偉又多霧滋潤的山巒，植被繁茂，又可見山骨嶙峋的復雜結構”，正如傅抱石自己坦言：“至于這種皴法叫什么名字不重要，關鍵是看畫的效果。”

傅抱石確實沒有辜負四川的山山水水，就以這幅《大滌草堂圖》來說，雄健沉厚的筆勢與淋漓古雅的墨色相得益彰，亂頭粗服中不失精微謹嚴，全畫雋秀蘊藉又不失撼人氣魄。它折射出抗戰時期寄寓在巴蜀之地的傅抱石對中國美術的自信與自強精神，只有這種特殊的歷史情境和自然條件下才會激發出畫家“沉著的、潛行的積極性”，展露出畫家亟待的“中國畫需要快快地輸入溫暖”。他踐行著畫家具有的高度民族自尊和文化自覺——“中國人如果永遠不放棄山水畫，中國人的胸襟永遠是闊大的”。或許是時代選擇了傅抱石，或者是傅抱石在那個激情澎湃的時代背景下才情揮灑，讓這幅《大滌草堂圖》具備了能夠反映時代風貌、見證歷史的社會價值和深遠意義。

石濤史畫。傅抱石在《壬午重慶畫展自序》中提到了創作路線的四個方向，其中“第三條路線”充分地說明了《大滌草堂圖》的題材來源和創作構思：“《大滌草堂圖》是石濤曾寫過信請八大山人畫的一個題目，八大山人當時畫了沒有不可考，不過一九三六年東京舉行的‘明末六大家展’有一幅八大山人的《大滌草堂圖》，石濤并在畫上題有七古長詩，收藏者是在大連做醫生的長興善郎氏。這畫的照片我看過，真假很難說，然布局不與石濤信上所要求的相合。我這幅是取題材于石濤的信，而以石濤曾別署‘大樹堂’故特畫幾株大樹做主題，左方作草閣，閣中一人，即是大滌子。”事實上，傅抱石并未見過有關石濤致函八大山人乞畫“大滌草堂圖”信札的真跡，其根據的“乃是永原織治所收藏的張大千所作之偽本，同時見過的八大山人所畫‘大滌草堂圖’之照片也是張大千所偽作的。”這段美術界的學術公案能夠成為傅抱石創作題材來源的重要的“第三條路線”，即“營制歷史上若干美的故實”，根本原因在于“這自是我多年來不離研究石濤的影響，石濤有許多詩往來我的腦際，有許多行事、遭遇使我不能忘記”。這一特點源于傅抱石善于把學術研究與實踐創作無縫銜接，使自己的作品具有鮮明的“史畫”特點，“我的畫筆之大，往往保存著濃厚的史味。”正如傅抱石作《大滌草堂圖》，畫面中注入了大量個人的想象與情感，“企圖把石濤的一生……寫成一部史畫，來紀念這傷心磊落的藝人。”

《大滌草堂圖》（永原織治舊藏）

傅抱石對石濤的研究興趣由來已久，甚至到了癡迷程度。據傅抱石學生張圣時回憶：“師傅從小便愛好石濤的畫、詩、文、字、人品，長而愈篤。故把自己的名傅瑞麟改為傅抱石，并為孩子取名小石、二石，給學生取名寒石。又刻了一個‘抱石齋’圖章蓋在畫上，畫常以石濤詩為題……”作為20世紀最重要的石濤研究開拓者和研究者之一，傅抱石在客蜀時期“繪制關于石濤人生行跡和相關內容的石濤‘史畫’共19幀，屬于傅氏‘明清之際’系列37幀故實畫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作品”。而這幅《大滌草堂圖》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它充分體現出傅抱石創作“故實畫”的典型特征：“以‘故實’為基本內核，同一‘故實’被不同時期的描繪者擷取、思考、闡釋并再度創造。”同時，呈現出故實畫慣常構圖形范式：傳統故實畫一般具有“小人物、大山水”構圖特點，精微的人物置于宏闊的山水場景中，打破人物畫與山水畫在題材類型、風格圖式上的界限，在本質上這是一種人物畫的變體、山水畫的拓展或者可以看作人物畫與山水畫的結合。“第三條路線我須特別聲明，這是人物畫家一條主要的路線，雖然部分地也適用于山水畫家，而畫面的表現是變質的。”此外，畫面題識上詳盡地說明具有故事情節的典故、緣由、出處，正如傅抱石自己所說的：“根據我研究的成果而畫面化的，并盡可能在題語中記出它的因緣和時代。”據記載，傅抱石先后創作此類作品有四幅，流傳較廣的有兩幅，而此幅最為經典。典型題材中的經典作品，無疑讓這張《大滌草堂圖》充分顯示了歷史源流和藝術價值。

悲鴻品評。如前所述，這幅《大滌草堂圖》上有傅抱石非常詳盡的說明創作緣由的題識，更為重要的是此畫加持了徐悲鴻在詩塘上的題跋，這兩段文字包含了畫作說明、品評，二者的書法相互映襯（一楷一行），與樸茂沉雄的畫風搭配起來，堪稱書畫雙璧、渾然天成。特別是兩段書寫文字無意間把石濤、八大山人、徐悲鴻、傅抱石這些劃時代的畫史巨匠勾連在一起（外加張大千隱匿地參與），無形中成為中國畫大師間一次穿越時空的歷史對話。可以說，書法與繪畫共同構建了“大滌草堂”畫題的經典形式，而這樣一種形式囊括了極為豐富的信息量，給人無限遐想的空間。對《大滌草堂圖》來說，傅抱石對徐悲鴻的題跋充滿了感激、榮幸之情：“此畫曾承徐悲鴻先生惠題，使我更感光榮。”而徐悲鴻對此畫的欣賞也溢于言表，從他的題跋中可以看出：“元氣淋漓，真宰上訴。八大山人大滌草堂圖未見于世，吾知其必難有加乎此也。悲鴻歡喜贊嘆題，壬午之秋。”毫無疑問，壬午3月成稿的畫作在當年秋天即獲得徐悲鴻這樣在當時聲譽正隆的藝壇領袖贊譽、題跋，更加奠定了此畫的收藏意義和學術定位。

1942年傅抱石（前排左一）與中央大學美術系同仁，為歡迎徐悲鴻（前排左二）由南洋歸國而聚會

綜上所述，1942年對傅抱石來說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壬午年前后的畫作大都被后世的學者歸為“金剛坡時期”，代表了傅抱石藝術的興起與高峰，而其代表作之一即是這幅《大滌草堂圖》。這幅畫一直作為傅家的私藏被反復展覽、刊印，不完全統計有近40次被不同的出版物、畫冊著錄，幾乎參加所有有關傅抱石的大型畫展，其學術價值不言而喻。而市場是藝術品最好的試金石，經過市場價格的驗證，這幅作品也在某種程度上體現出最真實的社會認可度和影響力。《大滌草堂圖》不僅僅是作品本身的藝術水準，更有種種因素造就它成為反映一個時代的經典標識與歷史烙印。

（ END ）。

作者系江蘇省國畫院傅抱石紀念館館長，文博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