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貝聿銘：人生如建筑”特展正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展出，為我們勾連起了貝聿銘與上海之間的聯結。上海，是貝聿銘建筑夢的啟航之地。1927年，10歲的貝聿銘隨家人從香港來到上海，直到1935年赴美留學，這八年間，貝聿銘主要居于上海，偶爾去蘇州，穿梭于具有特定歷史和文化的江南庭園建筑與國際大都會的現代景觀之間。那么上海，留下了哪些貝聿銘的足蹤？

上海于貝聿銘是一份城市記憶，多元文化體驗成為他日后“用現代語言詮釋傳統”設計理念的萌芽。目前已知上海對貝聿銘影響最大的是國際飯店，這座1934年落成的“遠東第一高樓”是貝聿銘建筑夢的起點。

上海國際飯店

國際飯店舊影

貝聿銘后來回憶：“我被國際飯店的高度深深吸引，從那一刻起，我開始想成為一名建筑師。”國際飯店的設計者是匈牙利建筑師鄔達克，在此之前，他已經設計了八層高的諾曼底公寓（今武康大樓）、大光明電影院等多棟地標性建筑。

國際飯店細節圖

鄔達克的設計藍圖顯示，他從紐約、芝加哥的摩天大樓中汲取了靈感，并建議將原計劃的辦公公寓改為豪華酒店，因其預判酒店業利潤更高。這一提議被采納，項目定名“國際飯店”，這個名字被沿用至今。從1932年8月，建筑地上部分正式開工，到1934年6月竣工，歷時22個月，在當時的建造條件下堪稱神速。

國際飯店內景

如今站在上海市南京西路黃河路路口，雖然周圍已經高樓林立，但國際飯店的氣勢不減。抬頭仰視，其輪廓修長，頂部層層收進，直入云天。也許90多年前，少年貝聿銘從大光明電影院看完電影走出來，會迷戀地仰頭看著大樓漸漸升高的建造過程，并就此萌生了成為一名建筑師的念頭。

從南京西路看國際飯店

“貝聿銘：人生如建筑”聯合策展人王蕾在研究中發現，貝聿銘對國際飯店的興趣不只停留于建筑，還因為國際飯店的主要投資方是由華人精英創立的四行儲蓄會，且位置的選擇不在以歐美企業大廈為主的外灘，而是位于市中心。“這對于當時的華人而言，是一項巨大的成就，由此激發了貝聿銘的家國情懷。他選擇從事建筑事業，也帶有一定‘實業救國’的情懷。他們這一代人對中國文化和民族性的深刻意識，讓貝聿銘不僅把現代建筑視為西方的概念，更思考如何將現代主義融入中國的建設中。”

貝軒大公館

上海市南陽路是一條與南京西路平行的小馬路，“貝軒大公館”位于南陽路170號，目前是一家高級餐廳和酒店，大部分時間不對外開放參觀。

南陽路170號“貝軒大公館”

從門口向內望，可見一個效仿蘇州園林而建，布置有涼亭、假山、灌木和鵝卵石小徑的花園，花園盡頭有一棟三層西式別墅。在花園水池邊的草坪上，有一塊記錄建筑歷史的銘牌，其上有：原為貝宅（貝祖詒曾任中國銀行行長，是著名建筑師貝聿銘之父）。中部工程公司設計，鋼筋混凝土結構，1934年竣工，裝飾藝術風格。東側入口照壁有面磚燒制的101個不同字體的壽字。

主樓中軸線屋頂檐口有“星星”與“城樓”組成的圖案，隱喻主人的名字“星樓”

很多研究表明，南陽路170號的主人并非貝祖詒，而是貝氏家族的另一脈——貝潤生。此樓是貝潤生為其次子貝義奎（號星樓）所建。貝宅主樓中軸線屋頂檐口有“星星”與“城樓”組成的圖案，隱喻主人的名字——“星樓”。與此同時，花園中的亭子也為五角亭，或許也有暗喻“星樓”之意，這都是建筑原為貝義奎住宅的佐證之一。

貝潤生與同為姑蘇貝氏第十三世孫的貝理泰關系篤密，貝潤生被稱為“顏料大王”，而貝理泰則成就“金融世家”。貝理泰三子為貝祖詒，貝祖詒長子便是貝聿銘。1917年，德國對華停止顏料進口后，貝潤生靠囤積的大量顏料發家，也是在這一年，貝潤生以9900銀元買下早已荒廢的蘇州名園獅子林，作為氏族的義莊和祠堂為氏族共有。

南陽路170號花園

“貝軒大公館”內101個“壽”字圖案燒制成的照壁

“貝軒大公館”內天龍旋轉樓梯

雖然經歷了不同時代，如今的“貝軒大公館”依舊能看到過去的氣息：一面由101個“壽”字圖案燒制成的氣勢磅礴的面磚照壁、恢宏蜿蜒的天龍旋轉樓梯、雙龍戲珠浮雕等均保存完好。此宅也是上海最早安裝私宅電梯的花園住宅之一。

南陽路170號花園中的小橋

貝聿銘在蘇州獅子林湖心亭的一座橋上，約20世紀30年代

屋外的花園，不由讓人想到蘇州獅子林。1917年，在購入獅子林后，貝潤生又購得其東部的一處房宅并有所擴建。此后，他花了九年時間重修獅子林。峰石依舊，亭榭廳堂則融合了西洋手法新建。在新擴大的面積內，增建族校、家祠等。1927年開始，貝聿銘生活在上海期間，常會回到祖父位于蘇州西花橋巷的宅邸，在獅子林也曾留下一張翩翩少年的舊影，或許他也曾跟隨家里人做客過南陽路170號。

上海中華藝術博物館

“上海中華藝術博物館”（1946）模型，2024年M+與香港中文大學合作為“貝聿銘：人生如建筑”制作的模型

貝聿銘在哈佛的碩士畢業論文設計是一座“中華藝術博物館”，其選址在上海的新市中心。有別于當時盛行的飛檐翹角式大屋頂設計，貝聿銘構思出一座扁平方正的混凝土結構建筑，外覆大理石飾面。博物館展廳圍繞景色優美的庭院而建，讓建筑與自然環境融為一體。

他的導師格羅皮烏斯在兩篇聚焦其貢獻的期刊文章中，對這位昔日學生的畢業設計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貝聿銘設計的獨立庭院天井花園和素凈的中式圍墻，既凸顯出“中國建筑的特色”，也“無損前衛的設計概念”。

上海市博物館舊影

今上海市楊浦區長海醫院影像樓，原上海市博物館

從“貝聿銘：人生如建筑”展覽中展出的場地平面圖可知，其選址正是今楊浦區長海醫院影像樓（長海路174號）所在地，這個位置曾是20世紀20年代“大上海計劃”公共建筑群中的舊上海市博物館（當年上海特別市博物館）。

“大上海計劃”的初衷是振興華界、與租界抗衡。自1929年始，市政府逐步完成了在市中心開辟道路、建設市政府大樓、體育場、圖書館、博物館、市醫院和市衛生試驗所、建造虬江碼頭一期工程等計劃。該博物館建成于1935年（這一年，貝聿銘由上海啟航，乘坐“柯立芝總統號”前往美國留學），與舊上海市圖書館是一對“雙子樓”（且同期施工），建筑平面都呈“工”字形。博物館位于當年的市中心區府東外路，坐東朝西；圖書館位于市中心區府南右路（今黑山路181號），坐西朝東。這兩座建筑均由市中心區域建設委員會主任、建筑師董大酉主持設計。市博物館建筑的主體為鋼筋混凝土結構，中間及兩翼高兩層；其上有重檐歇山頂門樓，鋪設黃色琉璃瓦，高四層；朱紅的梁柱外露，四周設有平臺。然而開館半年后，“八·一三事變”爆發，上海淪陷于日軍的炮火之下，“大上海計劃”至此定格，博物館樓也在戰爭中飽受創傷。

1946年，貝聿銘在哈佛獲得建筑學碩士學位、完成了題為《上海中華藝術博物館》的畢業設計之際，博物館已遷入四川北路1844號三樓，更名為上海市立博物館。從此舊上海市博物館樓再未承擔過展覽的功能。

貝聿銘《哈佛大學設計學院建筑碩士論文中“上海中華藝術博物館”設計的剖面繪圖》 1946年

緣何貝聿銘依舊將中華藝術博物館選址在舊上海市博物館樓的位置？展覽并未講述，但貝聿銘的設計，無疑顛覆了當時建筑師多采用“大屋頂”這一飛檐翹角的傳統形制。貝聿銘在給同學弗雷德里克·羅斯的信中解釋其畢業論文設計的初衷：“我始終在思考如何尋求建筑中地域性或‘民族性’的表達……難就難在如何不借助任何我們所熟知的中國建筑裝飾元素與符號體系，創造出本質上屬于中國的建筑語言。”

在貝聿銘碩士論文提出的博物館設計方案中，他基于對中國藝術“師法自然”傳統的深刻理解，認為博物館本身也應讓人同時體驗藝術和自然，創造性地加入了一個茶亭，使室內的展覽空間和室外的景觀庭院得以銜接。這個茶亭位于中央庭院，可由連接上下樓層的斜坡進入。這一設計展現出貝聿銘的博物館建筑理念——它應是集藝術展示、自然體驗與社會文化交流于一體的復合空間。

這份早期未建成的設計與時隔60年的蘇州博物館存在諸多關聯，包括設計具有文化特色的藝術品展示空間，以及運用自然元素連接室內外環境的理念。

編輯 | 趙 墨

制作 | 楊曉萌

校對 | 安亞靜

初審 | 李振偉

復審 | 馬子雷

終審 | 金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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