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時代，我們很輕易就能感覺到某種割裂。

比如，當“兄弟論”正在成為一種幫扶底層的敘事；

“girls help girls”的音量似乎還在被壓制。

前幾天我在網上刷到一條帖子：

一個女高中生替學校的保潔阿姨發郵件申請休息室。

結果保潔阿姨不光受到了校方批評，還被強制要求如果再有人問起，一律回答“有休息室”。

女孩找到學校的三名工作人員理論，卻被群嘲“沒想到居然有人對這種事那么認真”。

她備受打擊，網友們趕來為她撐腰：

不要害怕被嘲笑，這個世界上有很多改變，都是由“較真”的人推動的。

其實最近兩個月來，網上一直就“保潔休息室”這個話題爭論不休：

既然保安有保安亭，保潔為什么沒有保潔室？

好在發聲有用。

不少學校、商場陸續給保潔員配備了干凈的休息室。

但沒有休息室只是保潔員們最顯性的困境；

她們需要承受的還有超負荷的勞動時長，以及與勞動時長不符的薪酬。

可能大家也發現了，一到下午，寫字樓里的廁所隔間就會變得慘不忍睹。

當我抱怨為什么有人這么不講衛生的時候，被人反駁“要怪就怪保潔阿姨打掃不及時”。

在大眾的共識里，保潔就應該隨時待命。

現實中確實有保潔阿姨被要求每半小時就拍照匯報；

還可能被不定時抽查，洗手臺上有一點水漬都不能容忍。

這也就意味著她們根本沒有合理的休息時間。

《我的母親做保潔》這本書里提到，保潔員每天要接觸大概30種清潔工具；

作者的媽媽通常要在9點前打掃6個衛生間，包括12個小便池和24個馬桶，平均3分鐘要清潔一個。

很可能剛做完一輪清潔，前面的就已經臟了。

保潔員們發現不戴手套可以清潔得更快，但代價是連指紋都會被腐蝕到解鎖不了手機；

就算戴上手套也無濟于事，因為經常干著干著就破了洞。

活兒是干不完的，工資是不盡人意的。

有網友幫49歲的媽媽找保潔工作，看到一家物業公司開出的工資待遇是：

一個月到手1500元，平均時薪6元，跟媽媽過去的每一份薪水一樣低。

但媽媽并不挑剔，因為“在小城市，相比于勞動壓榨來說，沒有社保、沒有收入的老年生活更可怕”。

大城市里的保潔員也并沒有得到優厚的待遇。

《關于調整北京市2023年最低工資標準的通知》指出，2023年9月1日起，北京市最低工資標準每月不低于2420元。

北京語言大學保潔員的月工資堪堪過線，大概是2500元到3000元。

定位廣州的網友也分享過，小區里的保潔員月入三千，但全年無休；

有的保潔阿姨平時會順手撿一些廢品，來增加些微薄的收入。

有博主在招聘群里注意到同一個單位發出的兩則招聘啟示：

保潔月薪2450元，而保安工資4000元。

評論區的網友解釋說，或許是因為符合保安要求的人少，但能干保潔的一抓一大把。

可想而知，當性別、文化、階層等弱勢因素變相疊加在她們身上；

她們面臨的不只是經濟匱乏，還有權益受損、社會區隔，以及歧視污名的問題。

似乎越是女性集中的服務行業，越容易受到忽視；

而隱形的工作歧視，直接導致的是權益保障的滯后。

出身底層的中老年婦女很難謀到一條好出路，大概率只能在茶山、果園、農場里做季節性幫工。

有幸進城的，最多也就是找到一份保潔、家政、護工、后廚幫工之類的活計。

現實不像短劇，你碰到的這些阿姨幾乎不可能是某個公司老總的媽媽。

她們始終只是沒有退休金的外鄉人，幾乎享受不到什么城市紅利；

更別說所謂的勞動權益。

《經濟觀察報》近期報道，因為租房成本過高，很多家政、保潔阿姨只能無奈選擇離開北京。

家政員李菊仙，北漂十年來從未繳納過北京社保。

她曾合租過沒有暖氣的地下室，也和5位工友以打地鋪的方式蝸居在小房間里。

當年輕人勉強能靠住房公積金緩解一下房租壓力，多數保潔阿姨們連什么是五險一金都不太清楚。

保潔屬于典型的第三方外包工作，被勞務派遣公司層層抽血后，社保全無，工資縮水。

某學校的保潔員受了工傷，但校方和承包商都不愿負責；

而阿姨因為害怕被扣工資，第二天硬是帶傷來上班。

被克扣工資對她們來說無異于割肉。

有平臺的保潔員因為系統問題打不上卡，被扣了五十元，無法申訴；

有平臺規定，保潔員只要接到客訴，無論什么原因都要面臨200元的罰款，相當于一天白干。

還有更多保潔阿姨，甚至連合同都沒有。

被老板惡意拖欠工資，想追回都不知該如何是好。

前兩天，我還看到一位年輕網友在為自己52歲的母親維權。

她的媽媽在某KTV當保潔員，晚六點上班，凌晨三點下班，經常加班到早上五六點，加班費一小時15元。

“三年來，KTV都沒有跟媽媽簽訂勞動合同?！?/strong>

去年，這位媽媽在下班途中遭遇車禍，鑒定為十級傷殘。KTV第一時間把她踢出了工作群，并推卸工傷責任。

網友說，因為媽媽超齡且沒有勞動合同，維權難度極大。

這不是個人的困境，而是無數勞苦女性的共同困境。

經常有人在類似的帖子底下問：

“她們這么辛苦，為什么不給她們漲工資？上社保？”

于是我們總會看到這樣一種回答：

“因為如果待遇好了，那這份工作就落不到她們頭上了?！?/strong>

保潔阿姨們似乎也默認這個“道理”。

自己在勞動市場上到處碰壁，不干這個又能干什么呢？

她們跟命運緊緊咬合在一起，生怕被命運拋棄。

哪怕時薪低，哪怕單位工作時間過長，哪怕沒有合同，哪怕不上社保，哪怕沒有任何保障，但這至少還是一份生計。

《看不見的女性》里就曾談到這種由短期合同和中介雇傭形成的零工經濟：

“零工經濟是雇主回避基本雇員權利的一種方式。臨時合同創造了一種惡性循環：

勞工的權利從一開始就比較少，工人不愿為他們仍然擁有的權利而斗爭，因為這些權利最終也會遭到侵犯。”

明明她們做的是真正對社會有用的工作，卻被系統性地貶低為“低端勞動力”；

連帶著無視她們的勞動價值，剝奪她們的勞動權益。

而她們只是像《女工記》中所寫的那樣：

“對于她來說 生活僅僅只是生存本身

這么多年 她無法解讀報紙與新聞中

有關自己群體的痛與苦 勞累與悲傷

甚至命運的尖酸與現實的刻薄 她不知道”

可社會不能因為她們習慣了隱忍，就習慣了她們的隱忍；

而是要讓本該在她們手里的話語權和勞動權益，回到她們的手里。

很多被誤認為是男性主導的行業，總是系統性忽視了女性的工作參與狀態；

聚光燈照不到的地方，女性勞動者的權益自然無從保障。

基層如社保缺位的保潔阿姨，被拒招的女快遞員，懷孕或休產假后遭遇邊緣化的女領導，每一位勞動女性都像裸露在水泥叢林里的孱弱生命。

她們因生活中的軟肋而背負起鎧甲，卻又因性別飽受歧視，因缺乏保障而搖搖欲墜。

在這個不守承諾的世界里，艱難地給自己的生活托底。

作者 / 右 推

編輯 / 奇 妙

設計 / 一隻鹿

注：圖片來自于網絡

后臺回復“加群”，進入讀者粉絲群

別再假裝看不見

那個行業里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