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還發現,跨國食品和飲品企業從高收入國家轉向中低收入國家也是一個因素。
記者|應 琛
全球頂尖綜合性醫學期刊《柳葉刀》雜志近日刊發的一項研究顯示,全球青少年兒童肥胖問題正在持續升級,預計到2050年,將有約7.46億青少年兒童面臨超重或肥胖,這約占 兒童青少年總數的1/3。
肥胖問題,尤其是兒童青少年肥胖,早已不是社會個別現象,而是全球性的健康挑戰。
上圖:預計到2050年,將有約7.46億青少年兒童面臨超重或肥胖,這約占兒童青少年總數的1/3。
易胖曾經是優勢基因
在人類進化史中,肥胖一度是稀有品。
在史前時期,當人類最大的疾病負擔來源于瘟疫和饑荒時,自然選擇所獎勵的是那些能夠從少量且不規律飲食中仍能儲存脂肪的"節儉"基因型的人——這些人在面對更嚴峻的饑荒時,仍能以節儉的方式釋放和利用脂肪。這種能力在那時決定了生死,也決定了這部分人能在惡劣環境中進化的優勢。而這些也決定了早期人類歷史中對肥胖的“美學”價值和文化意義的認同。
公元前3萬年的雕像“維倫多夫的維納斯”或許是人類最早的肥胖描繪。古埃及文明的壁畫上也有肥胖的形象。
大約1萬年前開始的農業和動物馴化,逐漸減少了以往狩獵和采集果實所帶來在食物來源上的不確定性。但總體上,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里,超重被認為是健康、財富和繁榮的標志。
古希臘醫師希波克拉底是比較早期認識到肥胖可能是一種疾病的人。希波克拉底將人體健康描述為四種液體的平衡:“血液、黑膽汁、黃膽汁和痰”,任何不足或多余的都被認為是疾病的原因,肥胖被定義為體液過剩。而他也是第一個意識到肥胖會導致不孕和早期死亡的人。此外,他還記錄了斯巴達人排斥肥胖,以及蘇格拉底每日清晨跳舞以保持身材。
在我國古代,唐朝成了“胖胖們”的天堂,一方面可能因為受到胡人審美的影響,另一方面盛唐時代有了較為豐厚的物質條件。但早在戰國時期,《黃帝內經》中就曾提及“膏粱之疾”,隱含對兒童飲食過度的警示。
18至19世紀,隨著營養學和代謝研究的出現,部分醫生開始關注兒童健康問題。當時,大多數人對于肥胖的質疑仍然并非因為健康。例如,胖的小孩在19世紀可能被看作“邪惡的”,但是不會被看作不健康的。
一直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工業革命使得白糖、精白面粉等加工食物更易獲取,包裝、冷藏、烹飪等技術使得食物資源進一步豐富;同時,高度機械化大大降低了人力能耗,交通便捷增加久坐的時間,城市化發展使得活動范圍和運動有限。
這一時期,科學研究逐漸開始探索如何生活更健康。
德裔美國精神病學家和兒科醫生希爾德·布魯赫(Hilde Bruch)被認為是現代兒童肥胖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他于1939年發表論文《兒童期肥胖》,首次系統分析了兒童肥胖的心理和生理因素,指出肥胖不僅是代謝問題,還與家庭環境、情緒行為相關,并提出“情緒性進食”概念,強調社會文化對兒童飲食行為的影響,推動了兒童肥胖從單純生理問題向多學科綜合研究的轉變。
20世紀中后期,慢性病研究的興起促使兒童肥胖成為全球議題。
高熱量食品養胖了小孩
全球疾病負擔研究組開展了上述刊登在《柳葉刀》上的研究。該研究指出,1990年至2021年這短短30年間,全球成人和兒童的超重與肥胖率增長了一倍多。2021年,全球已有21.1億成年人和4.93億兒童及青少年受到超重或肥胖的影響。若現行趨勢持續,2050年全球將有超半數(38億)成年人和1/3(7.46億)青少年兒童面臨體重超標困擾,其中兒童肥胖率可能激增121%,達到3.6億人。
該研究預測,2021年至2050年期間,兒童和青少年的超重率將趨于穩定,因為全球所有地區都有更多的人由超重轉為肥胖,這一比例預計在2022年至2030年間將顯著增加,并在2031年至2050年持續增加。
在地區上,該研究顯示,預計北非和中東、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肥胖率將增長最快,到2050年,這些地區將生活著全球約三分之一的肥胖兒童和青少年(1.3億)。一些大洋洲國家(如庫克群島、瑙魯、湯加)也預計將經歷轉變為肥胖主導的趨勢,其2050年肥胖率可能達到60%—70%。
此外,人口眾多的國家,如尼日利亞(1810萬)、印度(2640萬)、巴西(1780萬)、中國(3520萬)和美國(2210萬),青少年肥胖人數預計也將激增。
“如果我們現在采取行動,仍然有可能阻止兒童和青少年向全球性肥胖完全過渡。”共同領銜作者、澳大利亞默多克兒童研究所的Jessica Kerr博士表示,研究發現歐洲和南亞大部分地區的兒童和青少年處于肥胖狀態,他們應該成為肥胖預防策略的目標人群,“而在北美洲、大洋洲、北非和中東以及拉丁美洲,有大量人口,尤其是女性青少年,預計將進入肥胖主導狀態,急需多方面的干預和治療。這對于避免肥胖的代際傳播,預防后代出現嚴重的健康問題以及可怕的經濟和社會負擔至關重要”。
據《環球時報》援引《印度快報》報道,多項研究將高糖、高鹽、高脂肪的高熱量飲食作為肥胖率增長的主要原因。在肥胖率高的國家,本地傳統食品供應商正被大型加工食品分銷商取代,以提供保質期長的高熱量食品。研究還發現,跨國食品和飲品企業從高收入國家轉向中低收入國家也是一個因素。在這些國家,人口增長、人均收入提高和較弱的監管為市場擴張創造了有利條件。2009年至2019年,喀麥隆、印度和越南的超加工食品和飲料人均銷售額增長最快。
而在高收入國家較為集中的歐洲,高度數字化的社會環境是促使肥胖率上升的一個重要因素。世衛組織此前發布的一份報告稱,網絡不健康食品營銷與日益盛行的電子游戲正加劇歐洲兒童的肥胖與超重問題。
因此,研究團隊表示,科學制定區域性和國家性健康目標意義重大。2025年至2030年是應對肥胖問題尤為關鍵的時期。有關部門迫切需要合作實施具有針對性的干預措施,如健康飲食、倡導運動及優化生活方式。
各國推出國家級減肥措施
目前,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主動出擊、強勢遏制兒童青少年肥胖這一嚴峻的形勢。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上海兒童醫學中心副院長、臨床營養學科帶頭人洪莉教授接受《新民周刊》采訪時介紹,現有國際經驗表明,法律強制力、多主體協同及科技賦能是兒童肥胖防控體系的核心支柱。國際上,兒童肥胖防控局勢已逐步形成“立法先行、數據驅動、多方協作”的成熟立體框架。
英國自2018年對含糖飲料征收階梯稅,每100毫升含糖量超過5克征稅,超過8克加倍征稅。同時,開展校園健康計劃,禁止校內售賣高糖零食,推行免費校餐(針對低收入家庭)。結果顯示,含糖飲料銷量下降44%(2015—2020年),盡管兒童肥胖率仍高達20%(2022年)。
北歐國家(瑞典、芬蘭)推行全民運動計劃,包括社區免費運動設施全覆蓋、兒童日均運動時間超1.5小時等,設立學校供餐制度,法律規定學校午餐必須符合營養標準(如芬蘭的“免費熱午餐”)。兒童肥胖率長期穩定在5%—8%(2023年),為歐洲最低水平。
上圖:墨西哥于2014年開始對含糖飲料征收10%稅,對高熱量零食征收8%稅;設立校園禁售令,即禁止小學和初中售賣加工食品。
在北美地區,墨西哥是全球兒童肥胖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墨西哥于2014年開始對含糖飲料征收10%稅,對高熱量零食征收8%稅;設立校園禁售令,即禁止小學和初中售賣加工食品。2014—2018年期間,含糖飲料消費下降12%,但兒童肥胖率仍為35%(2023年)。而近日,墨西哥瓦哈卡州通過一項法律:禁止向兒童銷售垃圾食品和含糖飲料,以應對該州高發的肥胖和糖尿病問題。違者將面臨罰款和停業處罰,屢犯者甚至可能被判入獄。
美國于2016年設立食品標簽法,強制標注添加糖含量,限制兒童食品廣告。2004—2018年期間,2—5歲兒童肥胖率從14%降至9%,但青少年肥胖率仍高達22%(2022年),政策執行受食品工業阻撓。
在亞洲地區,日本是健康立法的領先國家,于1954年設立《學校供餐法》,要求每餐提供魚、蔬菜、米飯和牛奶,熱量嚴格控制在600—800千卡。從幼兒園開始進行食育,培養飲食禮儀。日本成效也最為顯著,兒童肥胖率長期低于3%(2023年),為全球最低水平。
新加坡開展“健康餐盤”計劃,通過補貼鼓勵餐飲業提供少油、少鹽餐食;進行校園健康監測,強制超重學生參加運動課程,家長需接受營養指導。效果也較為顯著,小學兒童肥胖率從12%降至10%(2011—2021年),但青少年肥胖率仍達13%(2023年)。
印度總理莫迪則于近日在視察古吉拉特邦等地時表示,將啟動價值2587億印度盧比(約合214億元人民幣)的民生項目,以號召肥胖人群減重并保持健康。他還呼吁人們定期鍛煉和減少食用油攝入。
中東與非洲地區,以肥胖高發國家沙特阿拉伯為例,“健康沙特”愿景(2030年)行動中限制快餐廣告,推廣傳統飲食(如椰棗、全谷物);規定學校將每天1小時體育活動納入課程表。2018—2023年期間,兒童肥胖率從18%降至15%,但文化觀念(以胖為美)仍阻礙進展。
2022年,南非推行加工食品限糖令,要求兒童食品含糖量降低30%,同時,為貧困家庭提供低價健康食材。2019—2023年期間,5歲以下兒童肥胖率從14%降至12%,但營養不良與肥胖并存問題依然嚴峻。
可見,通過政策強制性與教育滲透性結合、改變環境與賦能個體并重以及數據驅動下的動態調整等成功經驗使得部分國家和地區在肥胖防控環境建設上收獲了不同程度的效果。
世界肥胖聯合會發布的《世界肥胖地圖2025》中指出,世界衛生組織全球健康觀察所推出的八項公共衛生系統指標全球數據統計中(2021年),能夠在所有指標上均作出“是“的回答的國家寥寥可數,中國是僅有的13個國家之一。
這八項指標包括國家指導方針標準[高體重BMI管理、身體活動、身體活動不足管理、初級保健中的慢性非傳染性疾病(NCD)管理]和過去5年的全國成人調查[超重和肥胖、不健康飲食、身體活動不足、NCD風險因素逐步監測(STEPS)或健康檢查]。
但《世界肥胖地圖2025》同時也指出,5項促進健康飲食和身體活動的最新相關政策中,中國只實現了限制兒童食品營銷,并沒有對含糖飲料征稅、對高脂肪/高糖食品征稅、對健康食物提供價格津貼或者實施促進體育鍛煉的稅收激勵措施。
“目前,我國雖已構建政策框架與多元手段,但我們也要正視現實:中國健康食品產業和運動設施布局尚未全面覆蓋城鄉,在食品行業監管(如含糖飲料稅收、營養標簽規范)方面政策力度不足。此外,中國的兒童肥胖防控措施仍較碎片化,家—校—醫協同機制尚未完全落地,基層醫療機構肥胖診療能力薄弱,數字化時代等衍生的新問題等正在成為解決兒童青少年肥胖問題的攔路虎。”洪莉教授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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