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明朝晚期的小品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它甚至可以和漢賦、唐詩、宋詞、元曲并提，成為那個時代的特色。

明末小品在藝術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它們以體制短小、文辭簡約取勝，獨抒性靈，韻味雋永，正如明朝人自己所說的“幅短而神遙，墨希而旨永”。在文體類別上，序、跋、記、傳、銘、贊等各種文體幾乎都可以稱為小品。在題材上，小品逐漸趨于生活化、個人化，無論描寫風景，還是雜記瑣事，都透露著晚明文人特有的生活情調。

就像魯迅在《南腔北調集·小品文的危機》中說：“并非全是吟風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諷刺，有攻擊，有破壞。”

明末著名的小品作家有袁宏道、鍾惺、譚元春、劉侗、王思任、祁彪佳、張岱、徐宏祖、湯顯祖、馮夢龍等。這些作家往往各具特色，富有獨創性。例如，袁宏道的山水游記，重寫意而輕摹形，文字中透露著濃濃的主觀情趣和興味；王思任則以“好以詼諧為文”著稱；而張岱則“筆具化工，其所記游，有酈道元之博奧，有劉同人之生辣，有袁中郎之倩麗，有王季重之詼諧，無所不有”……

縱觀明末小品名著，《帝京景物略》絕對算得上其中的佼佼者，它善以不尋常來寫尋常，刪繁就簡，別開生面。

《帝京景物略》重在記錄明朝時北京的名勝景物，它將北京劃分為“城北內外”“城東內外”“城南內外”“西城內”“西城外”“西山上”“西山下”“畿輔”八個區域。這八個區域內的山川園林、寺廟祠堂、亭臺樓觀、名勝古跡、風俗民情、花鳥蟲魚等，書中都有詳盡的記錄。在每處景物之后附有文士們所詠風物之詩，總計千余首。盧溝橋、潭柘寺、臥佛寺、戒壇、什剎海、海淀、西山……這些人們所熟知的名勝古跡都可以在這部書中找到它們的淵源。

一、《帝京景物略》的作者

《帝京景物略》是由劉侗、于奕正、周損三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完成的。

方逢年在敘中說：

愛有于子奕正采厥事，周子損采膠詩，以佐劉生之筆華墨沖。

劉侗在敘中也說：

侗北學而燕游者五年，侗之友于奕正，燕人也，二十年燕山水間，各不敢私所見聞，彰厥高深，用告同軌。奕正職搜討，侗職搞辭。事有不典不經，侗不敢筆；辭有不達，奕正未嘗輒許也。所未經過者，分往而必實之，出門各向，歸相報也。所采古今詩歌，以雅、以南、以頌，舍是無取焉，侗之友周損職之。三人揮汗屬草，研冰而成書，其卷八，其目百三十有奇。

這些足以說明，《帝京景物略》是由劉侗、于奕正、周損三人通力合作而成的。

劉侗（約1593—約1636），字同人，號格庵。湖廣省麻城縣（今屬湖北麻城市）人。他是明末“竟陵派”散文代表人物之一。劉侗年輕時頗有才名，被督學葛亮寅所欣賞。而文采出眾也為他招來了不少禍患。《麻城縣志》載：

（侗）為諸生，即見賞于督學葛公。禮部以文奇奏參，同竟陵譚元春、黃岡何閎中降等，自是名益著。

劉侗雖然因此聲名更加顯著，但卻從此禍患不斷。乃至于“楚場數不利，復以公事忤鄉先輩”，不能在家鄉立足。為了尋找合適的應試環境，劉侗決定北上，來到北京。來到北京后，劉侗捐監生考北闈，一待就是五年。崇禎六年（1633），中舉人，次年中進士，受職吳縣知縣，赴任途中逝于揚州。除《帝京景物略》之外，劉侗還著有《龍井崖詩》《雉草》和《韜光三十二義》等。

于奕正（1597-1636），明朝宛平（今北京）縣人，字司直。王崇簡《都門三子傳》云：

奕正生而峻潔，喜讀書，性孝友。喪父，讓財于兄弟，獨居荒園，治舉子業，恥剽竊為文章。其所交游者，皆當世名人，以故多畏惡訕笑之者。工為詩歌，好游名山。

當時來北京的士人，聞名來訪于奕正的不計其數。劉侗和同鄉譚元春來京，就在他家中作客，因此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在《帝京景物略》的創作中，于奕正功不可沒，他主要負責資料的采集、體例的確定，以及文稿的修訂。《帝京景物略》中收錄的《釣魚臺記》出自奕正之手。這篇不足三百字的小品，清晰地記述了釣魚臺的方位以及發展演變的歷史，文字優美，藝術水平極高，堪稱明朝游記中的上乘之作。

崇禎七年（1634），劉侗中進士赴任，于奕正隨行。二人在金陵逗留一年，游遍了南京的風景名勝。他們因此萌生了合著《南京景物略》的想法，奈何崇禎九年（1636）于奕正病逝，不久劉侗也去世了。除《帝京景物略》外，于奕正還著有《天下金石志》《樸草詩》等。

周損（約1603－約1670），字遠害，號迂收，湖廣省麻城縣人。周損三歲喪父，自幼就學于竹莊，與劉侗同學。崇禎十二年（1639），周損中舉人，崇禎十六年（1643）中會試副榜，授饒州府推官。周損自幼博學，工詩文。

在《帝京景物略》的成書過程中，他負責詩歌的采集和選擇。初任饒州時，饒州多盜賊，周損一上任便懲辦幾十人，盜賊因此收斂。周損在任期間，馬士英軍隊曾騷擾百姓，并欲屠城，周損設下緩兵之計，成功阻止了馬士英的屠戮之舉。因此，當地百姓有“周青天愛民如子”之謠。康熙九年（1670），周損病逝于家。

二、《帝京景物略》的內容

《帝京景物略》的主要內容集中在對寺廟、祠堂、園林以及民俗等方面的記錄上。

書中所記錄的寺廟種類很多，大體來說，有三類：一種是具有宗教色彩的佛寺，比如香山寺、臥佛寺、潭柘寺、金剛寺等。明神宗的母親孝定李太后崇尚佛教，而且明朝歷代的太監、外戚也都熱衷于捐建寺廟，所以明朝北京的寺廟數量非常之多。

一種是具有民間信仰的廟觀，比如火神廟、藥王廟、靈濟宮、顯靈宮、關帝廟等。

還有一種是北京獨有的具有帝王色彩的廟觀，如帝王廟、朝天宮、皇姑寺等。

這些不同類型的寺廟，恰恰反映了當時北京不拘一格、廣收博采的文化特性。作者在描寫這些寺院的時候，用筆非常講究。比如寫香山寺，作者開篇便說它是京城觀寺的首游之地。

崗嶺三周，叢木萬屯，經涂九軌，觀閣五云，游人望而趨趨，有丹青開于空際，鐘磬飛而遠聞也。入寺門，廓廓落落然，風樹從容，泉流有云。

香山寺所建之地，崇岡峻嶺，樹木叢生，數以萬計，山路寬闊。在五云閣中遠觀，可望見游人匆匆，整座香山宛若一幅畫卷在空中展開，有鐘磬聲悠悠傳出。走入寺門，庭院空闊寂靜，樹木從容隨風而動，流泉清澈照映云彩。好一派幽靜閑雅的景色！這短短的五十幾字，便將香山寺的景物躍然紙上，讓人身臨其境，神馳向往。

記錄祠堂的，比如文丞相祠、于少保祠、三忠桐、晏公祠等。在這些關于祠堂的記錄中，作者不僅對祠內的景色和建筑做了描繪，還對祠堂貢主的重要事跡做了概述和評論。比如，在《于少保祠》中，作者不僅對祠堂做了介紹，并且對于謙在“土木堡之變”中擊退也先，拯救大明社稷，后來又被徐珵、石亨、曹吉祥等人誣陷致死，以及祠堂修建的經過一一做了敘述。文中評價于謙，說他是“二祖列宗之社稷臣也”。

明朝中后期，市民經濟日益繁榮，人們在文化意識、生活情趣和人格追求方面都和前代大不相同，社會風氣也日趨浮躁。這也就促使很多士大夫轉而追求寧靜閑適的生活。有經濟實力的貴族紛紛在自己的院落中修建園林，并把這看作是生活品質的象征。如英國公新園、英國公家園、定國公園等。

明朝王侯貴族的園林修治得很講究，本書對這些園林的記錄是很難得的史料。后人可以從這些史料中分析北京士族們修治園林的整體思想和風格特征。相比于江南園林，京城的園林則或粗放質樸，如《定國公園》:

環北湖之園，定園始，故樸莫先定園者。……土垣不堊，土池不凳，堂不閣不亭，樹不花不實，不配不行。

或尚宏大，如《英國公新園》：

急買庵地之半，園之，構一亭、一軒、一臺耳。但坐一方，方望周畢。其內一周，二面海子，一面湖也，一面古木古寺。

或尚奢華，如《惠安伯園》：

牡丹數百畝，一圃也，余時蕩然藁畦耳。花之候，暉暉如，目不可極，步不勝也。客多乘竹兜，周行塍間，遞而覽觀，日移晡乃競。蜂蝶群亦亂相失，有迷歸徑，暮宿花中者。

這些都與江南園林崇尚清幽淡雅的特色相異。書中記錄的園林數量之多，足以說明明朝北京私人修建園林的風氣，遠超以往任何時代。

京城人流量大而且混雜，販夫走卒、三姑六婆、醫卜星相、商賈文人、王孫官吏等各階層的人都紛紛聚集于此，市民文化因此繁榮、多樣。節日游玩是他們必不可少的活動。中國的傳統節日眾多，娛樂節目自然也不會少。從正月初一到除夕，節日從不間斷。所以，除了寺廟、園林外，書中還介紹了不少當時的北京民俗。

比如，《燈市》：

張燈之始上元，初唐也，睿宗景云二年正月望日，胡人婆陀請燃千燈，帝御安福門縱觀。

永樂七年，今元宵節賜百官假十日。今市十日，賜百官假五日。內臣自秉筆篆近侍，朝臣自閣部正，外臣自計吏，不得過市，猶古罰簾幕蓋帷意。二童子引索略地，如白光輪，一童子跳光中，曰跳白索。婦女相率宵行，以消疾病，曰走百病，又曰走橋。

文中詳細考證了歷代朝廷有關上元節張燈鬧市政策的沿革，以及明朝燈市具體的一些民俗。

類似的還有《春場》:

（正月）八日至十八日，集東華門外，日燈市。貴賤相遇，貧富相易貿，人物齊矣。婦女著白綾衫，隊而宵行，謂無腰腿諸疾，曰走橋。至城各門，手暗觸釘，謂男子祥，曰摸釘兒。

（正月）十九日集白云觀，日耍燕九，彈射走馬焉。廿五日大啖餅餌，曰填倉。

二月二日日龍抬頭，煎元旦祭余餅，熏床炕，曰熏蟲兒，謂引龍，蟲不出也。

三月清明日，男女掃墓，擔提尊植，轎馬后掛楮錠，梁粲然滿道也。拜者、醉者、哭者、為墓除草添土者，焚楮錠次，以紙錢置墳頭。

（七月）十五日，諸寺建孟蘭盆會，夜于水次放燈，日放河燈。

（臘月）廿四日，以糖劑餅、黍糕、棗栗、胡桃、炒豆祀灶君，以糟草秣灶君馬，謂灶君翌日朝天去，白家間一歲事。

詳細記述了當時北京一年四季的民俗以及具體的活動。這些記錄對研究當時的民俗有很大的參考價值。另外，還有記述歷代文人對石鼓文考證的《太學石鼓》，有詳細記錄明朝各種工藝名品和著名工匠的《城隍廟市》。所涉及的內容之廣泛，不一而足。

三、《帝京景物略》的寫作特色

說到《帝京景物略》的寫作特色，主要有以下兩點：

一是創作態度嚴謹。

劉侗在序言中說：“所未經過者，分往而必實之，出門各向，歸相報也。”他們想要記錄的地方，如果沒有去過，那就分別去看，回來之后各自報告自己的所見所聞。又如于奕正在略例中說：“成斯編也良苦。景一未詳，裹糧宿春；事一未詳，發篋細括；語一未詳，逢襟捉問；字一未詳，動色執爭。歷春狙冬，銖銖緉緉而帙成。”從這些文字中，我們不難看出，劉侗他們是經過實地訪察、反復推敲，最終成書的。所以，書中記錄的寺院、祠堂、園林、人物、風俗等都是當時的實際情況。正是因為創作者的這種嚴謹的態度，《帝京景物略》作為明朝北京的地方史料，歷來很受人們的重視。后來出現的有關北京歷史、風土人物的著作，無一例外都會參考本書。民俗學、歷史學、地理學、文學等不同領域的學者也都對這部作品青睞有加。

二是對文字的修飾斟酌。

劉侗他們對文字的斟酌，正如他在序言中說：“事有不典不經，侗不敢筆；辭有不達，奕正未嘗輒許也。”劉侗、于奕正他們在晚明文學流派中，屬于以鍾惺、譚元春為代表的“竟陵派”。“競陵派”倡導“幽深孤峭”的風格，主張文學創作應抒寫“性靈”，反對明朝“前后七子”的擬古之風。紀昀在《帝京景物略》刪節本序中批評竟陵派“詭俊纖巧之詞”，鄙之為偽體，但同時又說《帝京景物略》“其胚胎，則《世說新語》《水經注》；其門徑，則出入竟陵、公安；其序致冷雋，亦時復可觀。蓋竟陵、公安之文，雖無當于古作者，而小品點綴，則其所宜；寸有所長，不容沒也”。

事實上，竟陵派的文體雖然存在“冷僻艱澀，不容易懂得”的缺點，但也有“別趣奇理、造語冷雋”的妙處。這在本書中就有很好的體現。作者往往用很短的句子，使用一些重復、冷僻的字，便表現出一種境界，勾勒出一幅圖景。書中不少的篇章都可以作為小品文的典范來賞玩。

如寫白石莊的柳：

莊所取韻皆柳，柳色時變，閑者驚之；聲亦時變也，靜者省之。春，黃淺而芽，綠淺而眉、深而眼；春老，絮而白。夏，絲迢迢以風，陰隆隆以日。秋，葉黃而落，而墜條當當，而霜柯鳴于樹。

作者用短短幾十字便形象地描寫出了柳色、柳形、柳韻，以及看柳樹的人因柳樹的四季變化而引起的內心變動。

如寫德勝門外的水田：

德勝門東，水田數百畝，漁溝澮川上，堤柳行植，與畦中秧稻，分露同煙。春綠到夏，夏黃到秋，都人望有時，望綠淺深，為春事淺深；望黃淺深，又為秋事淺深。

同樣短短的幾十字，不僅細膩地描繪出了水田和堤柳的景色，同時還交代了人們通過觀察稻的顏色來推知時令。作者這種觀察的深入，描繪的細膩、簡練，確實令人稱道！

方逢年在敘中說：“蓋周咨于燕者五年，著于秣陵者經年，而成書。”《帝京景物略》的撰寫前后經歷了六年，于崇禎八年（1635）冬初刊。之后，又數次翻刻。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紀昀刪訂出版，成為后來流行的版本。

本書在整理過程中，原文以張次溪先生所藏明崇禎八年初刊本和湖北圖書館藏明崇禎八年金陵弘道堂初刊本為底本，并大量參考其他一些版本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反復校勘。另外，該書涉及的歷史人物及典故眾多，為了便于讀者閱讀，編者對原文做了簡要的注釋和通俗流暢的譯文。鑒于古詩這種文體的特殊性，對于書中的上千首詩歌不做白話翻譯。囿于能力，在整理過程中難免有所疏漏，懇請廣大讀者不吝賜教。

（本文為謙德國學文庫《帝京景物略》全本全注全譯一書前言，標題為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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