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智輝
《東坡志林》里記載著一則蘇軾爬松風亭的舊事:他與友人登山,“足力疲乏,思欲就亭止息”。良久,忽曰:“此間有甚么歇不得處?”話音未落,“如掛鉤之魚,忽得解脫。”
“何妨吟嘯且徐行”“一蓑煙雨任平生”。“脫鉤”后的東坡憑著以天地為廬的曠達與圓融,在命運的反復拋擲中,反而找到了人生的大追求。烏臺詩案幾乎斷送了他的性命,黃州、惠州、儋州的貶途,一程比一程荒僻。但他從不用死腦筋去撞命運的墻,反倒學會了轉彎,在黃州東坡種地,在惠州江頭品嘗美食,在儋州茅舍講經。他放得下翰林的錦繡,也耐得住生活的粗糲,從不與失意較勁,只與清風明月、麥飯蔬食和解。那些砸向他的苦難,終究成了釀造他詩酒的原料,讓他在波折里活出了千般滋味。
當下便好,何必登頂,東坡在“轉角”處覓得新景。與之相比,王陽明更是驚世駭俗。他曾兩次參加會試落第,同輩多因失意而頹唐,他卻道“世以不得第為恥,吾以不得第動心為恥”,成為科舉場中的“另類”。他將恥辱的標準從外在的功名結果,轉向內在的心態是否被外物擾動。在他看來,科舉落第只是事之不遂,但若因此患得患失、動搖心志,則是對心之本體的背叛,這才是真正的恥。
王陽明傾其一生,“立志為圣賢”,超越了世俗的羈絆和桎梏,在龍場驛、南贛平叛、巡撫兩廣等經歷中,將心學思想融入實踐,最終達成“三不朽”。
青年才子唐伯虎以鄉試第一的姿態進京會試,卻因牽連賄賂考官案鋃鐺入獄。這場無妄之災不僅摧毀了他的仕途,更讓他淪為士林笑柄。出獄后,他在《與文徵明書》中悲嘆:“海內遂以寅為不齒之士,握拳張膽,若赴仇敵。”曾經的“江南第一才子”,從此只能在《落花詩》中借"剎那斷送十分春"的落花,隱喻自己被命運劫掠的人生。
但他沒困在“懷才不遇”的怨懟里,反倒揮別了對官場的執念,在桃花塢里種滿詩意。他畫仕女眼波流轉,畫山水煙霞氤氳,把滿心不平都潑灑在宣紙上。那些命運不公的苦與痛,終成了他筆墨里的靈動,讓他從科舉失意者,活成了詩、書、畫三絕的“五百年來一才子”。
“刪繁就簡三秋樹,領異標新二月花。”鄭板橋躋身仕途,歷經二十年沉浮,卻在任濰縣縣令時,因開倉賑災得罪權貴,被誣告貪腐而罷官。
從縣令到布衣,旁人替他惋惜,他卻笑著卷起行囊,一頭扎進揚州的市井里。他揮別了官場的束縛,把筆墨對準竹石蘭草,竹子的勁節、石頭的憨直,都是他不肯折腰的性情。他不再糾結于無奈和得失,反倒在賣畫為生的日子里,以“難得糊涂”的通透,成了“揚州八怪”里最亮眼的一抹色彩,讓那些排擠他的不公,化為成就他獨特風骨的基石。
人生如行山,有人執著于登頂望盡天涯,卻在陡坡處跌倒;有人在轉角處稍作停留,忽見溪泉映月,松風入懷。上述這些大咖們,都曾遭遇命運的陡坡,卻在轉身的剎那,于不同的風景里,以不同凡響的人間清醒,活成各自的人間風景。他們的豁達里藏著倔強,通透中裹著傷痕,在不甘沉淪的底色上,暈染出中國文人最動人的生命紋路。
他們的人生,從來不是登頂的輝煌,而是行路的踏實。蘇軾沒做成賢相,卻成了“人間不可無一難能有二”的大家;唐伯虎沒中狀元,卻在桃花塢里活成真性情的“仙人”;鄭板橋沒當名臣,卻用竹石刻下了文人的風骨。
人生的風景,未必在必須到達的高處,而在愿意停留的當下,亭下的清風,花間的醉眠,畫案上的竹影,都是轉身時撞見的驚喜。
就像蘇軾在《記承天寺夜游》里所寫:“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者耳。”所謂“閑人”,不是無所事事的慵懶,而是在忙碌的世俗里,肯為“月色竹柏”駐足的從容。他們都是這樣的“閑人”,在命運的岔路口,沒有執著于看似該走的路,而是俯身捧起月光于掌心。
(作者為濟南市作協會員、濟南詩詞協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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