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智輝

《東坡志林》里記載著一則蘇軾爬松風亭的舊事：他與友人登山，“足力疲乏，思欲就亭止息”。良久，忽曰：“此間有甚么歇不得處？”話音未落，“如掛鉤之魚，忽得解脫。”

“何妨吟嘯且徐行”“一蓑煙雨任平生”。“脫鉤”后的東坡憑著以天地為廬的曠達與圓融，在命運的反復拋擲中，反而找到了人生的大追求。烏臺詩案幾乎斷送了他的性命，黃州、惠州、儋州的貶途，一程比一程荒僻。但他從不用死腦筋去撞命運的墻，反倒學會了轉彎，在黃州東坡種地，在惠州江頭品嘗美食，在儋州茅舍講經。他放得下翰林的錦繡，也耐得住生活的粗糲，從不與失意較勁，只與清風明月、麥飯蔬食和解。那些砸向他的苦難，終究成了釀造他詩酒的原料，讓他在波折里活出了千般滋味。

當下便好，何必登頂，東坡在“轉角”處覓得新景。與之相比，王陽明更是驚世駭俗。他曾兩次參加會試落第，同輩多因失意而頹唐，他卻道“世以不得第為恥，吾以不得第動心為恥”，成為科舉場中的“另類”。他將恥辱的標準從外在的功名結果，轉向內在的心態是否被外物擾動。在他看來，科舉落第只是事之不遂，但若因此患得患失、動搖心志，則是對心之本體的背叛，這才是真正的恥。

王陽明傾其一生，“立志為圣賢”，超越了世俗的羈絆和桎梏，在龍場驛、南贛平叛、巡撫兩廣等經歷中，將心學思想融入實踐，最終達成“三不朽”。

青年才子唐伯虎以鄉試第一的姿態進京會試，卻因牽連賄賂考官案鋃鐺入獄。這場無妄之災不僅摧毀了他的仕途，更讓他淪為士林笑柄。出獄后，他在《與文徵明書》中悲嘆：“海內遂以寅為不齒之士，握拳張膽，若赴仇敵。”曾經的“江南第一才子”，從此只能在《落花詩》中借"剎那斷送十分春"的落花，隱喻自己被命運劫掠的人生。

但他沒困在“懷才不遇”的怨懟里，反倒揮別了對官場的執念，在桃花塢里種滿詩意。他畫仕女眼波流轉，畫山水煙霞氤氳，把滿心不平都潑灑在宣紙上。那些命運不公的苦與痛，終成了他筆墨里的靈動，讓他從科舉失意者，活成了詩、書、畫三絕的“五百年來一才子”。

“刪繁就簡三秋樹，領異標新二月花。”鄭板橋躋身仕途，歷經二十年沉浮，卻在任濰縣縣令時，因開倉賑災得罪權貴，被誣告貪腐而罷官。

從縣令到布衣，旁人替他惋惜，他卻笑著卷起行囊，一頭扎進揚州的市井里。他揮別了官場的束縛，把筆墨對準竹石蘭草，竹子的勁節、石頭的憨直，都是他不肯折腰的性情。他不再糾結于無奈和得失，反倒在賣畫為生的日子里，以“難得糊涂”的通透，成了“揚州八怪”里最亮眼的一抹色彩，讓那些排擠他的不公，化為成就他獨特風骨的基石。

人生如行山，有人執著于登頂望盡天涯，卻在陡坡處跌倒；有人在轉角處稍作停留，忽見溪泉映月，松風入懷。上述這些大咖們，都曾遭遇命運的陡坡，卻在轉身的剎那，于不同的風景里，以不同凡響的人間清醒，活成各自的人間風景。他們的豁達里藏著倔強，通透中裹著傷痕，在不甘沉淪的底色上，暈染出中國文人最動人的生命紋路。

他們的人生，從來不是登頂的輝煌，而是行路的踏實。蘇軾沒做成賢相，卻成了“人間不可無一難能有二”的大家；唐伯虎沒中狀元，卻在桃花塢里活成真性情的“仙人”；鄭板橋沒當名臣，卻用竹石刻下了文人的風骨。

人生的風景，未必在必須到達的高處，而在愿意停留的當下，亭下的清風，花間的醉眠，畫案上的竹影，都是轉身時撞見的驚喜。

就像蘇軾在《記承天寺夜游》里所寫：“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者耳。”所謂“閑人”，不是無所事事的慵懶，而是在忙碌的世俗里，肯為“月色竹柏”駐足的從容。他們都是這樣的“閑人”，在命運的岔路口，沒有執著于看似該走的路，而是俯身捧起月光于掌心。

（作者為濟南市作協會員、濟南詩詞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