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前夕，黃炎培與傅斯年等一行六人，從重慶飛抵延安訪問。期間，黃炎培提出了他著名的“歷史周期律”：為何“中國歷史總是走不出治亂興衰的死循環？”并希望延安能找到一條新路，跳出歷史周期律。

這場黃炎培與毛的歷史性對話，發生在延安的一處窯洞里，因此被稱作“窯洞對”，也被稱作“黃炎培之問”。

其實，“中國歷史周期律”并非黃炎培的獨見。無論是民間耳熟能詳的“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還是黑格爾所說的“中國歷史兩千年都在停滯”，一直到金觀濤先生詳細解剖的中國社會“超穩定—超震蕩”結構，都是對這一循環往復歷史現象的概括。

簡單說，這一“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律有以下幾個特點——

◎政治形態：效率第一的強人政治

歷史學家秦暉認為，周秦之變的核心是一場由小共同體本位到大共同體本位的轉變。從春秋到戰國，戰爭愈演愈烈，在戰爭的推動下，富國強兵的邏輯壓倒了一切，于是，效率至上的郡縣制、科層制和中央集權制迅速占據了中國政治形態的核心。中國兩千年歷史，就是一個高強度運轉的大共同體的結果。

◎社會形態：一元結構的“超穩定形態”

一元結構的文明，世俗政治和權力是核心，整個國家一切的政治、經濟、社會力量、信仰、文化教育都圍繞它展開，都為它服務。

而在世界文明之林中，中國又是一個高度世俗的國家，世俗的政治權力更是壓倒了一切。這種一元的結構在周期內異常穩定，但卻很容易陷入長期停滯，無法避免社會的內卷化發展。于是，往往在王朝中后期，積壓的矛盾無法釋放，只有通過顛覆王朝的形式才能重新建立秩序。

◎演進形態：周期性的崩潰與重建

自秦以來，中國沒有任何一個朝代超過300年。承平之時，“帝制”效率極高，往往威服天下。但國家衰落之時，高度集中的權力一旦受到挑戰，王朝就會瞬間崩潰，缺少緩沖與調節的機制。最終，在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中，大批人口死亡，資源重新分配，人們繼續在暫時的“豐衣足食”中等待下一場災難。

兩千年中國歷史，王朝更迭不斷，“興，百姓苦，亡，百姓苦。”歷代先賢們始終抱著一個理想：如何才能逃脫治亂興衰的死循環，讓國家持續穩定地發展，人們過上永恒安居的日子？然而，我們一直沒有找到答案。

周有光先生曾說：“魚在水中看不清整個地球。”所謂“當局者迷”，從古至今很少有人真正認識到，我們習以為常的各種制度環境——立足于天下一家的大一統和等級森嚴的家長制，才是導致兩千多年苦難歷史的最重要原因。

歷史學家葛兆光說，中國自身的思想體系、制度體系太過早熟與完整，內因的變化很困難，因此任何改變往往都需要外因的刺激。所以，只有當1840年鴉片戰爭敲開中國的國門，甚至到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的戰敗，中國才真正意識到“變革”的重要性，才看到一種可以擺脫歷史周期律的新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