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譚嗣同就義油畫

本文原發于《私家歷史》第2輯，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年9月

作者：陳曉平

拉開政變的重重帷幕，可以看到，告密的袁世凱只是這場“引蛇出洞”陰謀中的配角，慨然自任的譚嗣同等驚險的夜闖袁營也早在算計之中。維新黨人步步受制，在這場大戲中早就敗了；他們的慷慨激昂、鋌而走險，在我們看到幕后人物的活動之后，顯得如此無奈與滑稽。

慈禧太后八月初六日（注：本文統一采用農歷）再次訓政的直接動機，至今沒有一個有力的答案；戴逸先生率先揭開了康有為派徐仁錄到小站聯絡袁世凱的活動過程，但沒留意到榮祿、袁世凱用徐世昌“引蛇出洞”的絕大可能性；八月初三日前往袁世凱寓所商談兵變的，除譚嗣同、徐世昌外，康、梁至少有一人參加；政變中有不少若隱若現的神秘人物郭之全、達斌、康廣仁、文廷式以及親近光緒帝的太監，他們的臺前幕后活動起了什么作用，至今仍未得到充分研究。

從徐仁錄到小站、到譚嗣同夜訪，

榮祿是幕后總導演

康有為搞變法，高官之中始終死心塌地為康所用者，主要是內閣侍讀學士徐致靖。徐一直參與最核心的機密，他的很多重要奏折都是與康有為協商后遞上的，而當年六月派侄子徐仁錄前往小站游說袁世凱，更是康、徐聯手的一大密謀。

徐仁錄（經常被錯寫成“徐仁祿”），字藝甫（也作“毅甫”“藝郛”），舉人出身，年輕氣盛，勇于任事。徐致靖保薦袁世凱、譚嗣同夜訪袁世凱、計劃“圍園錮后”一事，一直是萬眾矚目的政變焦點，但徐仁錄早在六月中旬奉徐致靖、康有為之命到小站聯絡袁世凱的動作卻沒有引起足夠重視。徐仁錄此舉唯一的“成果”是打草驚蛇，讓榮祿提前洞察康黨圖謀，并做了應變準備。等到譚嗣同登門動員袁世凱時，對方終于抓到圖謀確證，榮祿報告到京，追加逮捕徐致靖、四章京等人，“加大了政變的劇烈程度。”[1]

寫于戊戌年底的《康南海自編年譜》承認六月派徐仁錄入小站聯絡袁世凱，但有意造假，說成目的是為防備九月天津閱兵時慈禧太后廢光緒[2]。所謂天津廢立，實為康黨所編造。同情變法的蘇繼祖說：“必在宮中調兵入衛，決不及出京到天津，行此大舉動也”[3]。太后此時并無廢光緒的計劃。相反六月派徐仁錄到小站聯絡袁世凱，是康有為奪取政權的兩手準備之一：軟的一手，是誘使帝后同意設“制度局”或開“懋勤殿”，讓康黨取得決策權、議政權，以架空軍機處；硬的一手，是策動兵變囚禁太后。密切參與康黨活動的王照回憶，康有為從四月二十八日蒙光緒帝召見后，即“曰非去太后不可”。[4]

據徐致靖外孫記錄的徐仁鏡談話，袁世凱的核心幕僚言敦源（字仲遠），是徐仁錄姐夫言謇博的弟弟，由徐仁鑄推薦給袁世凱（徐仁鑄與袁世凱是未換貼的拜把兄弟）；徐仁錄正是憑借與言敦源的親戚關系，通過言敦源安排到小站看操[5]。戴逸先生利用未刊的《徐世昌日記》中的資料，“復原”了徐仁錄此行的大體情況[6]。徐世昌五世孫徐定茂[7]和茅海建先生[8]也都摘錄了《日記》在政變前后的相關史料。將戴、徐、茅三位摘錄的《日記》融會貫通起來，徐仁錄、徐世昌在事件中扮演的腳色，可能得到更充分的解讀。

據《日記》記載，六月初七日徐世昌先期到天津，六月初八日謁見榮祿，“談有頃”；六月初九日徐仁錄到天津，與徐世昌“聚談半日”；六月十二日，“午后到小站。到慰廷家久談。徐仁祿同來，留宿營中。”二徐一起從天津出發到小站，但“到慰廷家久談”一句并無提到與徐仁錄同去。六月十三日，“與慰廷談。午后沐浴。與徐仁祿談。”與前一天一樣，似乎都是徐世昌先單獨與袁見面，然后再跟徐仁錄商談。六月十四日，“與徐仁祿暢談一日”（以上為徐世昌后代徐定茂摘錄）。而據戴逸先生轉錄的版本，六月十四日“與藝郛、仲甫（言敦源）暢談一日。云臺（袁克定）來。”戴先生轉錄的版本提到言敦源，極其可信。言敦源本是牽線人，與徐世昌同是核心幕僚，由他們兩人出面一起跟徐仁錄密談，順理成章。若再大膽一點推測，言敦源接到徐仁錄想到小站看操的信，跟袁世凱匯報后，袁確定由徐世昌赴津先跟榮祿吹風，然后接徐仁錄一起赴小站。榮祿對他本人直接掌握的小站新建陸軍，一舉一動皆甚為關注；朝中顯貴派人私下看操，袁世凱若不立即匯報，風險很大。

徐仁錄此行有何收獲？若按康有為的說法，則似乎經徐仁錄離間，袁世凱已對榮祿深具不滿。筆者認為是年輕的徐仁錄過于輕信，夸大了“戰績”。所謂“榮祿謂袁世凱跋扈不可大用”，不愿給袁世凱添兵，或是徐仁錄得到的假情報，或是康黨編造的謊言。袁世凱心里清楚，榮祿對他十分信任，全力支持。一個月后，袁世凱從天津致函在小站的徐世昌，說“相待甚好，可謂有知己之感”[9]。此處“相”指榮祿（對大學士的尊稱）。兩年前，當御史胡景桂嚴厲彈劾袁世凱時，榮祿負責查辦，不僅將參劾各款全部駁回，還反過來把袁世凱大大夸獎了一番[10]。光緒二十三年底，正是榮祿奏請給袁世凱添招三千人，反而是袁自己力辭[11]。所以康有為的說法要么是康、徐二人的編造，要么是徐世昌代表袁世凱會談時使出的韜晦之計。

徐仁錄此處犯下了夸大成果甚至無中生有的大錯，以致十多年后，康有為、袁世凱兩人都對他極其不滿，均將局勢變壞歸咎于他。康有為和徐致靖在變法時期的同志、一折參倒禮部六堂官而使形勢激化的王照，認為小徐“到小站未得見袁之面，僅由其營務處某太史傳話（某太史今之大偉人），所征得者模棱語耳”。[12]“今之大偉人”者，民國大總統徐世昌也。王照是徐致靖以外跟康黨關系最密切的朝官，但不主張“無端動天下之兵”；徐致靖曾想讓王照動員他的拜把兄弟聶士成搞兵變，許以高官酬報，被王照一口回絕[13]。政變后王照與梁啟超一起亡命日本，同住甚久，耳聞目睹梁啟超等人造假攻擊太后，結果害的是光緒皇帝，氣憤之下，跟康、梁鬧翻。將王照這個回憶與徐世昌日記對照，十分可信。徐世昌日記中有關徐仁錄此行的記載，沒有任何一處正面提到袁世凱接見徐仁錄。這說明，小徐在天津見徐世昌時已經對此行目的有所表露，袁世凱早有了解（此時從天津到小站已有電話），因而有意避免直接接觸，讓徐世昌、言敦源等人間接傳話。袁克定的出現，說不定也是個煙幕，讓徐仁錄在沒有見到袁世凱的情況下仍自信滿滿。

據晚清大學士、軍機大臣張之萬的孫子張達驤回憶，聯袁兵變的策略，出于徐仁錄的策劃；徐仁錄在小站得到盛情招待，游說活動所得到的反饋，似乎是袁一心擁護光緒帝，回京之后還“自鳴得意”[14]；“入民國后，康有為由海外歸國，在上海下船。康之友好往迎者多人，康下船便問：‘徐藝甫還在否？’眾答以尚在人間。康隨向眾人慨乎言之曰：‘戊戌之事，不是他還壞不了啦！我輩皆誤從其躁急之謀牽連而被害者也！’”[15] 由此看來，入小站說袁世凱并由徐致靖向光緒帝推薦的策劃，乃是徐仁錄所發動。張達驤憑想象以為袁親自接見了徐仁錄，是回憶錄常犯的添油加醋的毛病；若張達驤有機會看到《徐世昌日記》，恐怕不會作如此想。康有為抱怨徐仁錄，合乎他喜歡推卸責任的心態。但徐仁錄的魯莽冒失，確實也要負很大責任。

徐致靖的外孫許姬傳回憶：關于藝舅[徐仁錄]看操保袁事，當時以為輕率之舉。但藝舅云：“欲倚靠袁之兵力救光緒、誅榮祿，乃譚瀏陽、康南海與我合謀，誠為孤注一擲。我與譚最投契……”[16] 許姬傳還有另一段回憶：大約在一九二二年，我在天津見到言仲遠（敦源，他是我的姨夫言騫[謇]博的弟弟，簡齋、申夫的叔叔），他說：“袁項城背后常說：‘徐家的翰林，都是有學問、有見識的，舉人就不怎么樣。’他所指的就是徐藝甫。”而藝甫舅晚年談起看操保袁的事，感到內疚。[17]

申君《清末民初云煙錄》也記述了許姬傳的一段談話：袁任總統，言敦沅[源]為財政次長。袁知道言與徐致靖家是世代姻親，在詢問徐家諸人情況時，曾問：“他家還有個舉人，怎樣？”這正是問的徐仁錄。徐自改名換姓逃亡后，這時在做—個縣知事。言對這一問不敢以實相告，只說：“好久不知道消息了。”袁道：“這個人十分冒失！”言聽后，知道袁對徐仁錄還耿耿在懷，趕緊設法通知徐。徐得信后，立即掛冠而歸。[18]

雖然并沒有直接史料顯示，榮祿對徐仁錄此行作出什么反應，但后來事態的發展，使我們能夠按照晚清政壇的行事邏輯，推斷出一些不可避免的“前史”。政變以后，八月初十日上諭：“電寄榮祿。著即刻來京，有面詢事件。直隸總督及北洋大臣事務，著袁世凱暫行護理。”[19] 按清廷慣例，總督缺出，由巡撫或布政使護理。直隸沒有巡撫，應由駐保定的直隸布政使裕長護理才順理成章。裕長為裕祿兄弟，兩人均是慈禧太后寵臣。如果說考慮到當時事態緊迫，裕長缺乏統兵經驗，從保定到天津需時較長，那么為保險起見，從北京派員乘火車到天津當天即可到達。之所以不考慮這種緊急措施，關鍵在慈禧、榮祿對袁世凱絕對信任。茅海建先生直言：“八月十二日至二十日新任總督裕祿到達，袁世凱共護理了九天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如慈禧太后對袁有惡感，依其性格，寧可費時費力，也不會將如此重要的職權放在袁手中。”[20] 張一麐《古紅梅閣筆記》記袁世凱回津謁見榮祿，榮祿對他說“吾已奉懿旨入京，此座即以屬君”，所說日期有誤，但透露了一點實情，即榮祿預計政變后必會入京，事先已有安排，并且很可能已讓他的親信將此打算密報慈禧，故初十日電旨直接宣布袁世凱護理直督。外圍人物如鄭孝胥也能預計榮祿必然入京[21]，何況是政變核心人物的榮祿，豈非更加洞若觀火？

為何慈禧、榮祿對袁世凱如此信任？此前很多學者都認為是八月初五日袁世凱向榮祿“告密”的緣故，將事情過分簡單化了。若袁世凱六月已得知徐仁錄所述密謀、八月初三晚得到譚嗣同謀亂的確證，卻要等到八月初五日晚（有一說是初六日）回到天津才向榮祿“告密”，榮祿對袁世凱不僅不會信任，甚至會增加疑心，即：袁世凱此前跟康有為、譚嗣同已經長期勾結，否則譚嗣同不會貿貿然向素不相識的帶兵將領提出這種性命攸關的密謀。榮祿的正常反應，應該是限制袁行動自由，聽候查辦，等到調查清楚再令其回任，而不是委以重任。那么，一個完全符合政壇邏輯的圖景就是：袁世凱早在六月份徐仁錄提出到小站看操時，已提前向榮祿匯報，只有這么做才能取得主動，榮祿才會加強對袁的信任，并暗中囑咐袁世凱、徐世昌套取徐仁錄的真實意圖；徐仁錄涉世未深，將計劃和盤托出；榮祿得知康黨圖謀，不動聲色，對康黨舉動密切監視，一方面與懷塔布、立山、楊崇伊等協商奏請太后訓政，同時制訂預案：一旦袁世凱被召見到京獲得確證，即回津報告。

《戊戌紀略》中無意的一段話提醒了我們，慈禧、榮祿對掌兵將領，既有信任也有猜忌，并且采取安插線人、盯梢跟蹤等方法對將領加以監控。袁世凱這段話是在八月初三日晚對譚嗣同說的，本來目的是警告譚嗣同。袁說：“以我二人素不相識，你夤夜突來，我隨帶員弁必生疑心，設或漏泄于人，將謂我們有密謀，因你為近臣，我有兵權，最易招疑。你可從此稱病多日，不可入內，亦不可再來。”[22] 也就是說，袁世凱懷疑他的周圍有榮祿安插的內線，這句話不能完全看作搪塞譚嗣同的托詞。下文我們將會看到工于心計的榮祿如何監控袁世凱。

榮祿前后擔任步軍統領衙門領導達20年之久[23]。這一機構并非作戰部隊，而是相當于明代錦衣衛。作為管理京師治安、緝捕的主要機關，步軍統領耳目遍布各處，掌握京城社會動向，監視有可能犯上作亂的人物，奉旨抓捕官犯、人犯，消息最為靈通，也必然重視布置線眼、盯梢跟蹤、安插內線等情報工作手段。榮祿實授直隸總督，代表太后實際掌握當時分布在直隸轄區內的北洋四軍及直隸淮軍、練軍，對有可能危及軍隊統率權的動向必然十分重視，加上長期擔任步軍統領的職業習慣，對屬下帶兵將領動向加以暗中監控是十分自然的。楊崇伊在政變后私自跑到聶士成部隊看操，榮祿發現后大為震怒[24]，一方面說明榮祿對軍權萬分重視，另一方面也證明了他能隨時掌握部隊動向，情報系統完善。徐仁錄以大員子弟身份私自到小站看操，先到天津跟徐世昌接洽，就算徐世昌沒有主動匯報，榮祿也會收到消息。事后的發展讓我們可得出這樣的結論：袁世凱、徐世昌估計到無法將此事瞞過榮祿，采取了主動匯報的姿態，因而被榮祿視作可信賴的親信。

若以上構想屬實，那么從徐仁錄到小站開始到譚嗣同夜訪，榮祿是幕后的總導演，而袁世凱、徐世昌則是榮祿安排的棋子。同情光緒帝的蘇繼祖所記的這一段，也只有在這個背景下理解，才顯得合情合理：“八月十三日復有人問榮相曰：‘袁世凱曾奉密詔乎？’曰：‘然。’‘詔中曾有殺公言乎？’曰‘然’。曰：‘然則袁世凱先一同謀者也，既同謀而又出首，首鼠兩端，此人亦不足取也。’榮相曰：‘袁乃我的人，無所謂首鼠兩端。’”[25] 也就是說，用徐世昌與康黨虛與委蛇，或許是榮祿設計的引蛇出洞計謀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也才能合理解釋，為何袁世凱、徐世昌能在清朝最后十幾年里以火箭速度竄升到正一品大員，而曾經參劾康有為的文悌、楊崇伊最高只做到道府一級，因為袁、徐本來就是親信，及時匯報更加強了信任感，而文、楊二人被榮祿視作投機分子。康有為出走后，八月初十日對英國駐上海領事班德瑞談話中，列出旗人高級官吏名單，榮祿名后注明“能干”，剛毅名后注明“無能”[26]，并非隨口亂說，而是有充分根據，根據之一恐怕是通過最近一次的較量，明白了榮祿權謀高出自己一籌。

徐世昌巧妙“潛伏”，演技一流徐世昌，字菊人，從光緒十二年開始到二十八年，16年的時間，才從七品的翰林院檢討爬升至正六品；而后自光緒二十九年到宣統三年，8年內從正六品一路狂奔到正一品[27]，為整個清代史上升官最速的第一人，而前16年的仕途蹭蹬，正好成為絕妙對照。如果不是在戊戌年立下汗馬功勞，經受過嚴峻考驗，后8年的高速攀升難以解釋。

戊戌年徐世昌的日記，記載均甚簡略，但若將《日記》內容，自袁世凱奉召進京開始至徐世昌回小站逐日排比，插入康有為、畢永年、袁世凱、梁啟超、嚴修各當事人記述及學術界的研究成果，當可發現徐世昌充當袁世凱“誘餌”的事實，昭然若揭。

七月二十六日 光緒帝發電報召袁世凱進京，袁從天津打電話通知小站的徐世昌，約徐明日赴津商談[28]。

七月二十七日 徐世昌按約冒大雨黎明即起，在泥濘道路中先乘車后換馬，備嘗辛苦，日落時分抵津，立即“與慰廷議”，接著到嚴修家為嚴修哥哥吊喪，然后又“與慰廷議”。袁要他明天先期進京[28]。

七月二十八日 上火車，約下午五點到京，住城外，“出門訪數人。”[28] 這里“城外”特指晚清寓京士人居住的宣南一帶，康有為居南海會館，譚嗣同居瀏陽會館，都在“城外”。康、梁在城內另有一臨時寓所金頂廟，在東華門外燒酒胡同。[29]

七月二十九日 拜會楊銳、錢恂，這兩人是張之洞親信。“又看數友。慰廷到京，住法華寺。往看，至晚遂宿城內。”[28] 法華寺在城內東安門外報房胡同，離金頂廟十分鐘路程。[29] 下文提到袁世凱有信給康有為，可能也是托徐世昌帶出城的。

七月三十日 “出城……又訪數客”。[28] 第一天“訪數人”，第二天“看數友”，本日“訪數客”，都在城外，都沒有寫出名字，但會見楊銳、錢恂則直書其字，可知徐世昌有意隱去與康黨接觸的痕跡。楊銳是張之洞得意門生，當時人所共知；張之洞寫《勸學篇》，為新舊各派所推崇，與楊銳聯系，政治上本來沒有危險。[30] 政變后楊銳被殺，朝野多以為冤枉，徐世昌此時自然預料不到。

八月初一日 住城外，“看數客。”[28] 本日光緒帝在頤和園召見袁世凱。據畢永年所記，譚嗣同認為圍園錮后“事甚不可，而康先生必欲為之”；康有為說“袁極可用”，從茶幾上拿出袁世凱給康的書信給畢永年看，書中感謝康的薦引，并說“赴湯蹈火，亦所不辭”。[31]可見袁世凱似乎還用書信配合徐世昌的“潛伏”行動，放長線釣大魚。

八月初二日 “到城內，住法華寺。”[28] 本日一早袁世凱在頤和園向光緒帝謝恩，午后回法華寺。據畢永年記載，晚上七點，康有為說：“袁處有幕友徐世昌者，與吾極交好，吾將令譚、梁、徐三人往袁處明言之，成敗在此一舉。”[32] 注意，康有為的口吻是“令”徐世昌，已把徐當成自己人。袁、徐均住法華寺，正好密商對策。

八月初三日 “出城，料理回津。晚又進城。”[28] 茅海建先生在《戊戌變法史事考》中指出：“出城”，很可能去城南的南海會館，與康有為等見面；“晚又進城”，很可能是陪譚嗣同往法華寺見袁世凱。[33] 畢永年記：“是夜，康、譚、梁一夜未歸，蓋往袁處明商之矣。”[34] 畢永年七月二十八日起就跟康有為一起住在南海會館。三人一夜未歸，可證康有為下文說等到子夜才入城是撒謊。康自編年譜記：“袁幕府徐菊人亦來，吾乃相與痛哭以感動之。徐菊人亦哭，于是大眾痛哭不成聲。乃屬譚復生入袁世凱所寓，說袁勤王。”又說：“復生入城后，卓如至金頂廟……候消息。……至子刻，內城開，至金頂廟候消息。”[35] 康、梁都在內城，有一人在金頂廟，另有一人跟譚嗣同、徐世昌一起去訪袁世凱。梁啟超《戊戌政變記》說，初三晚譚嗣同到法華寺訪袁，“袁幕府某曰：‘榮賊并非推心待慰帥者。’”[36]“徐菊人亦哭”，此公演技一流。“袁幕府某曰”，可知譚、袁會談，徐世昌在場，繼續表演，哄騙譚嗣同說榮祿并不信任袁世凱。

八月初四日 收拾行李上火車，約下午五點到津。[28] 按常理推測，徐世昌必然第一時間向榮祿匯報。本日晨畢永年問譚嗣同：“昨夜盡以密謀告袁乎？”譚嗣同說：“康盡言之矣。”[37] 畢永年得自譚嗣同的親口說法，是康有為自己跟袁世凱攤牌。

八月初五日 “慰廷出京到津。”[28]《嚴修日記》：“菊人來，留飯。內子回京寓檢點，預備退京寓之房，全眷回津”。[38] 袁世凱回天津，當然要跟榮祿、徐世昌密商，接下來徐世昌竟然是去嚴修家吃飯，結果嚴修馬上決定退掉北京的房子，全家回津。徐世昌明顯是向死黨嚴修泄漏了政變秘密。

八月初六日 “策馬回營，各統領營務處來。”[28] 徐世昌一回營就召集部隊主要干部開會，顯然是通報動態，穩定軍心。本日慈禧太后再出訓政，下令捉拿康有為、康廣仁，未涉及其他人。楊崇伊到津謁見榮祿；袁世凱同見。[39]

八月初七日 下午兩點，楊崇伊坐火車回京。[40]

八月初八日 晨，楊銳、劉光第、譚嗣同被捕。[41]

八月初九日 林旭被捕；徐致靖聞訊“自投獄中”。[42]

八月初六日慈禧只下令抓捕康氏兄弟，罪名只是“結黨營私”，直到楊崇伊回京后才抓捕譚嗣同，罪名已是“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證明袁世凱回津告密后“加大了政變的劇烈程度”。而徐世昌在這過程中充當了榮祿的內線，引蛇出洞，誘使康有為、譚嗣同暴露了兵變的真實意圖。

袁世凱奉詔入京，徐世昌負責打前站。康黨將徐作為與袁世凱之間的唯一聯系人，若徐世昌不主動過訪，康黨也必會找上門來，因為徐身上維系著他們最重大的密謀，故基本可以確定徐會訪康，而康一定會探詢袁的意向；八月初二日，康有為對畢永年說“袁處有幕友徐世昌者，與吾極交好，吾將令譚、梁、徐三人往袁處明言之”，可信度極大；派譚訪袁，含有如何與“湖南好漢”協同作戰的意義，而徐本來是聯絡人。八月初三日，“出城，料理回津，晚又進城”，茅海建認為“出城”很可能去城南的南海會館與康有為等人見面，“晚又進城”很可能是陪譚往法華寺見袁世凱。茅先生這個估計非常合理。《康南海自編年譜》言“袁幕府徐菊人亦來”，與徐世昌日記簡單寫成“出城”不謀而合。徐世昌這個聯系人跟他們在一起讀密詔，康已將徐當作自己人，而譚嗣同跟袁世凱素未謀面，訪袁必定要徐世昌陪同。梁啟超《戊戌政變記》記譚嗣同訪袁過程漏出了馬腳：“袁幕府某曰……”此人為徐世昌無疑。

可以說，徐世昌參與了事件全過程。如果事先袁、徐沒向榮祿匯報，八月初六日不會讓徐世昌“策馬回營”，應將袁、徐兩人都留在天津督署，待與北京聯系弄清原委再放徐回營；榮祿如此放心，正是事先早有默契。既然已決定一旦進京讓袁世凱留天津護理直督，則穩定小站軍心的工作就自然落到徐世昌身上。

值得注意的是，徐世昌不待八月五日袁世凱請訓后回津，而是八月四日提前走，主要任務似乎是向榮祿匯報。八月五日徐世昌拜訪好友嚴修。嚴修與徐世昌同年、同鄉，“以道義相切劘數十年。”[43] 嚴修率先奏請開設經濟特科，若光緒帝權力在握，得到重用是遲早的事；一旦光緒帝失去權力，嚴修立即面臨遭守舊派報復的危險。之所以在徐世昌到來后突然決定“全眷回津”，幾可肯定是徐世昌泄露了消息。

榮祿既然已提前了解康黨兵變意圖，為何并沒讓袁世凱在八月初四日在北京“告密”？筆者認為這一方面顯示了榮祿對袁世凱的信任，同時榮祿已經派人監控袁的行蹤，讓袁無法偷偷跑到小站去帶兵。康黨的計劃完全依靠袁世凱的兵力，譚嗣同、畢永年聯絡的會黨、俠客在手握近代武器的京師警衛部隊面前毫無威脅。只要袁按兵不動，慈禧太后沒有絲毫危險。讓袁回天津密商后再決定下一步行動策略，正是榮祿高明之處。

八月初三日晚，按康有為、袁世凱的事后記述，似乎只有譚嗣同一個人前往訪袁。但畢永年所記初三日康有為說“吾將令譚、梁、徐三人往袁處明言之”。初四日譚嗣同說“康盡言之矣”。梁啟超《戊戌政變記》則坦承徐世昌參與了譚、袁會談，并有插話。筆者同意這樣的判斷：譚嗣同一死，袁世凱、康有為默契地將責任推給譚嗣同一人，因為死無對證。但種種蛛絲馬跡表明，參與密談的至少有一個徐世昌，甚至康、梁中某一人或兩人一起都參加了。康有為逃亡香港后，為讓他偽造的“衣帶詔”能取信于人，再偽造一篇《謝奉到衣帶密詔折》，承認“是日與袁世凱、譚嗣同密謀”。[44] 了解內情的王照，也認為“梁啟超、譚嗣同于初三夜往見袁，勸其圍太后，袁不允”。[45] 這晚究竟有多少人參與密談，成了一個幾乎無法解開的懸案。

政變中的神秘人物

政變中活躍的前臺人物光緒、慈禧、康有為、譚嗣同、榮祿、奕劻、楊崇伊、袁世凱等占據了多數人的視線，次要人物往往被忽視。若轉換視角，將聚光燈對準幾個若隱若現的人物，則[所]發現有令人震驚者。

兩邊討好的郭之全

袁世凱《戊戌紀略》記，七月二十九日“由天津乘第一次火車抵京，租寓法華寺。上駐蹕頤和園，即托友人代辦安折膳牌”，八月初一日召見后回寓，“忽有蘇拉來報，已以侍郎候補，……自知非分，汗流浹背，立意疏辭。旋有郭友琴諸友來賀，備告以無寸功，受重賞，決不為福，焉用賀。即商擬疏稿，將力辭，諸友均力阻，遂托友人代辦謝恩折。”[46]

第一句中“托友人”之“友人”是什么人？袁氏此處含糊其辭，但如跟后一段聯系起來，則“友人”可大體確定范圍，即“郭友琴諸友”中之一。郭友琴即郭之全，河南信陽人，袁世凱老鄉，也是戊戌年的漢二班軍機章京，“郭友琴諸友”可以理解成幾位軍機章京。這些人正好在頤和園值班，消息最為靈通，袁氏超擢侍郎，必然前往賀喜，目的是結交新貴，為日后奧援。軍機章京每天入內值班，最熟悉朝廷例案，代辦請安折、代遞膳牌對他們是舉手之勞，對新京官來說則是麻煩事。袁氏光緒二十一年在榮祿負責的督辦軍務處供職時，已經跟軍機章京熟悉，故稱“友人”。軍機章京熟悉光緒的脾氣，袁世凱本想照慣例疏辭，而章京們認為不可，就是知道光緒帝此時雷厲風行，不喜歡這一套虛文，故直接寫謝恩折。郭其智在《郭之全與袁世凱交往疏證》一文中，考證出袁、郭在乙未年（光緒二十一年）訂交，此后郭一直跟袁保持密切來往；郭光緒二十九年丁憂回鄉，應袁之招入北洋幕，光緒三十年死在袁世凱的北洋督署[47]。

袁世凱光緒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七日致徐世昌函，提及榮祿要他進京為慈禧太后祝壽，袁聽聞宋慶、董福祥、聶士成三人均沒有上奏折報起程，“如三處不報，而我一處報，又不妥當。已作書商友琴矣。”[48] 證明政變之后，袁在與朝廷打交道時碰到疑難，第一個咨詢的對象即是郭之全。同年十二月初六日致徐世昌函，又提到“郭友琴二哥處未暇作書，請送往同鑒，并為請安”。[48]

令人駭異的是，譚嗣同臨死前寫給仆人的獄中遺札，兩次提到托郭之全向其父報信。一是“我遭此難，速請郭之全老爺電告湖北”；二是“湖北電既由郭寄，我們不必寄了”。[49] 顯然，譚嗣同與郭之全的關系非同一般，寄湖北的電報必是向其父譚繼洵報知入獄事，且譚向仆人交代時并沒寫出郭之全的地址，證明其仆人皆已熟悉郭之全住址。據譚嗣同嫡孫譚訓聰所編譚嗣同年譜，“門簿中，有舊黨領袖榮祿，帝傅翁同龢（差貼拜會），以及沈曾植、張孝謙、容閎、郭之全（字友琴，河南人，袁世凱之友）等。……訓聰謹按：門簿中所接見人士，系在乙未、丙申兩年間，在京、在滬、在寧所見也。”[50] 可見譚嗣同早在乙未、丙申時已與郭之全有交往。

郭之全與袁世凱、譚嗣同間的這種“三角關系”耐人尋味。他會不會是袁、譚之間聯絡的橋梁？由于史料缺乏，無法作進一步考證。

如影隨形的達斌

《戊戌紀略》中有個鬼魅似的身影，是以前不為人注意的，即榮祿的親信達斌。袁世凱八月初五日請訓后回津，在《戊戌紀略》短短一段中有三處提到此人，一是“請安，退下。即赴車站，候達佑文觀察同行”；二是抵達直隸督署謁見榮祿時，“語未竟，葉祖珪入坐，未幾佑文亦來，久候至將二鼓，不得間，只好先退晚餐，約以明早再造詳談”；三是“籌商良久，迄無善策，榮相回署，復約佑文熟商”。[51]

袁氏回天津當然是直奔督署向榮祿匯報，這是何等緊急的頭等大事。到了以后，卻因座上有客人而“久候”“約以明早再造詳談”，完全不合情理，屬于袁氏掩飾之詞。但這個“達佑文”跟他同車回津、又先后到達榮祿督署，榮祿并且專門約他密商應對之策，并非閑筆，透露了十分重要的信息。這個人是受榮祿派遣，對袁氏進行監視并在必要時加以協助的親信。

達斌，字佑文（右文），滿洲正藍旗人。從《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所收的兩份達斌引見單來看，他一生中每次升遷都與榮祿聯系在一起。

達斌早年由廩生經神機營王大臣調派文案處差委，同治七年八月奉旨以六部筆貼式盡先選用，同治十三年以知縣發往湖北，光緒十四年八月署理羅田知縣，二十年七月赴京隨同祝壽，十月經督辦軍務王大臣派充文案處翼長，二十四年四月經王大臣派充神機營文案處翼長，捐升道員發往江蘇，七月十九日引見。二十六年四月經山東巡撫袁世凱以諳練明敏、血性忠誠奏保，奉旨送部引見。九月初五日奉旨補授山東督糧道。[52]

榮祿從同治元年起就在神機營“辦理練兵事宜”[53]，同治三年升任神機營全營翼長，成為醇親王的左膀右臂，同治八年奉旨管理神機營事務[54]。榮祿此時位高權重，而達斌是神機營文職小官，說不好聽是跑腿的角色。

光緒十八年，榮祿在西安將軍任上，仍然惦記著這個老部下，寫信給時任湖北按察使的好友陳寶箴，請求陳對署理羅田縣令的達斌“遇有機緣，鼎力培植”。[55]接著，榮祿又利用跟兩江總督劉坤一的良好關系，為達斌運動發往江蘇差遣。光緒二十年十月，榮祿回京出任督辦軍務處王大臣，隨即將同時進京祝壽的達斌留下任文案處翼長；榮祿出任直隸總督，督辦軍務處解散，又安排達斌報捐道員發往江蘇，可以說是對老部下關懷備至。

本年七月十九日達斌引見[56]，準備前往江蘇赴任；八月初五日離京，跟袁世凱同車去天津，并非巧合，應是榮祿事先的安排。達斌在北京為榮祿打探消息，又受榮祿之命監視袁的一舉一動，“陪同”袁世凱回津。正因為與達斌一起到津，榮祿對袁報告的情況才能完全相信，因為可以跟達斌了解的情況相印證。如果達斌事先不清楚這件事的底細，只是到南方赴任剛好同車，榮祿沒必要讓他跟袁世凱一起“熟商”。這是關系國家命運的絕大機密，榮祿留下達斌一起長談協商對策，看來達斌不僅是榮祿的自己人，還頗有政治頭腦。

庚子年兩宮西狩，達斌由袁世凱保薦到西安陛見，九月初五日補授山東督糧道，這是個有名的肥缺，又落在老朋友袁世凱的手下，可謂春風得意。光緒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袁世凱致徐世昌函：“佑文赴汴進貢，當可晤談一切也。”[57] 這兩個政變的知情人又在河南開封相聚了。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達斌以山東督糧道身份到河南向慈禧進貢，與榮祿“談幾個時辰”（不是心腹不可能談這么久），隨后回山東，寫信稟告榮祿“東撫亦極關我公情面，遇事關照”。[58] 此時袁世凱已升任直隸總督，新任山東巡撫是張人駿。張人駿正是看在榮祿面子上，才對達斌“遇事關照”。約在此前，榮祿致函堂叔父奎俊，告知已將私人存款匯至山東“交蔚廷、佑文，代存聽用，以免由此動身贅累”。[59] 榮祿身為領班軍機大臣，權傾朝野，其所得金錢當非可以見光的清白之財，卻可交給袁世凱、達斌，可見對這兩人的信任程度。

從達斌在戊戌八月對袁世凱的跟蹤監視來看，袁世凱對譚嗣同所說，他身邊的“隨帶員弁”需要警惕的話，是很真實的。榮祿何人，能夠讓宋慶、聶士成帶領的百戰之師服服帖帖，讓慈禧放心，沒有高明的手腕是做不到的。

文廷式、康廣仁、太監

康廣仁被殺最為冤枉？很多人都有這個錯覺。這是因為不了解小康從事的秘密交通工作。按大清律例，康廣仁被殺，一點也不冤枉。康廣仁、文廷式、親近光緒帝的太監，構成了政變中另一條秘密戰線。

文廷式是帝黨中堅，走珍妃的路子，為光緒帝、翁同龢極度欣賞，光緒十六年殿試，文廷式在試卷上寫了白字，依然高中一甲第二名（榜眼）。甲午大考翰詹，光緒帝手詔授閱卷大臣，將文廷式拔置第一。文廷式和康有為有很多“交集”和共同點。并非巧合的是，他們都是遭楊崇伊彈劾而敗走都門。

戊戌政變背后，有文廷式的因素，這是以前被人忽略的。忽略的原因，在于多為傳聞之詞，并涉及太監。清朝祖制嚴禁太監參政，故在清宮檔案和正式文書中，太監在光緒與康黨間傳遞消息的史實，很難找到直接證據，但政壇人物的書信以及坊間傳聞很多。若將其與政變后處罰太監之事聯系起來仔細考察，這些傳聞有極高的可信度。

胡思敬《文廷式傳》說：“康有為戊戌入都，過上海，得廷式密札數通，交通宮禁，約事成援之出山。事覺，密令江西捕治，逸去不知所之。”[60] 胡思敬《戊戌履霜錄》說：“二十三年丁酉十月，……滬瀆遇文廷式，方罷官僑居，授以書，甚秘。……有為得廷式書，交通內廷，左右已先為之地。”[61]《文廷式年表稿》光緒二十三年十月條：“時康有為北上赴京師，道經申江，來寓訪晤。廷式與之商議時政，并授以密札數通，或曰即為康至都交通宮禁作先容地也。”[62] 事變之后，《申報》九月初五日新聞《法網難寬》報道步軍統領搜查康有為寓所，“聞已革學士文廷式致康信件，洋洋數千言，其中辭句諸多失檢，爰奉拿京之旨，然聞文已不在江西原籍矣。”[63]

將這幾個記述拼合起來，事情很清楚：康有為最后一次從廣東上北京，經過上海拜訪文廷式這個同門師兄（文的老師陳澧、康的老師朱次琦，都是廣州學海堂學長）。文廷式在廣東出生長大受教育，雖原籍江西，但已認嶺南作故鄉；文、康兩人都以才氣橫溢深得光緒帝激賞；兩人都是強學會重要成員。文廷式得罪慈禧被逐回籍，暫時沒有晉用機會，很希望康此次入京，能幫光緒帝從慈禧手中奪回權力，自己才有機會東山再起。出于共同的利益，要幫幫這位師弟。文手里最有用的資源是什么？是帝師翁同龢，以及早年通過珍妃及其兄弟志銳、志锜建立起來的宮廷關系。光緒二十二年，楊崇伊奏劾文廷式，文被驅逐回籍，太后貶珍妃，審太監，發現了太監與文廷式勾結的隱情，將文德興等太監發配東北。但是，尚有潛伏較深的太監沒被發現，此時又被文廷式利用起來。文廷式給康有為的“密札”，可以大體斷定，是給京中有力人物包括光緒親信太監或其聯系人的介紹信。在處分太監后幾天，八月二十三日上諭：“工部筆帖式志锜撞騙招搖，不安本分，著即行革職以儆官邪。”[64] 志锜可能比較機靈，沒留下什么把柄，否則處罰起來不止革職這么簡單。

八月初三日，楊崇伊奏請太后訓政的奏折，攻擊文廷式與康有為創辦大同學會，“不知何緣，引入內廷。”[65] 楊崇伊政變后致函盛宣懷：“康逆潛蓄異謀，托辭變法，乃弟便服私入椒途。”[66] 盛宣懷檔案中的《虎坊摭聞》：“十二日聞有電旨拿問文廷式，以太監等供出曾私入禁中云。”[67] 盛宣懷的情報幾乎都很準確，當時全中國的電報局都歸他管轄，在軍機處、內務府都有消息來源。光緒帝賜楊銳密詔，本來應該極端保密，但盛宣懷的坐探在八月五日已了解到密詔的大體內容，可稱神乎其技。

《康南海自編年譜》：“文悌劾吾，竟牽及幼博名，自是京師無不知幼博者，謠謗之興，乃至謂幼博出入內廷，曾有乾清宮門遇之者，輾轉傳述，或信為真。”[68]“幼博”是康廣仁的號。梁啟超《戊戌政變記》也有同樣的辟謠之詞。康梁的辟謠，給人感覺是越描越黑。康廣仁獲罪，出于審問太監的口供以及五月份文悌的奏折。康有為名聲太大，不便出面與太監聯絡，最合適的人選就是他這位親弟弟；康廣仁和太監是康有為與光緒之間的秘密聯絡通道。如果有些傳聞可信的話，康廣仁甚至化裝易服出入禁中。我想這是慈禧痛恨康廣仁、必欲置之死地的主要原因。

茅海建先生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全面爬梳北京、臺北兩地清宮檔案，試圖揭開慈禧太后恰好在八月初六日這天開始訓政這個政變中最大的疑問，結果發現收獲不多。“慈禧太后到西苑后，見過了什么人？聽到了什么事？”“我雖在細部上多有新見，但在總體結論上，仍是一無所獲。”“為什么于初六日親政，對于我來說依然像謎一樣纏繞在心。”[69] 茅先生這里有自謙成分。他和他的學界同仁所作出的輝煌研究成果，為本文的寫作提供了堅實基礎。茅先生的遺憾是史學考證經常會碰到的問題。證據鏈往往在最關鍵的環節上斷裂。

雖然缺乏檔案依據，我個人推測，八月初六日訓政前，慈禧可能得到了親信太監的密報，內容跟光緒帝允許太監與康黨聯絡有關；太后從審問太監開始，順藤摸瓜，知悉康廣仁居然出入宮禁，且是光緒帝默許的，忍無可忍之下，不得不再次走到前臺。故此，初六日只下令逮捕康有為和康廣仁兩人。但外人出入宮禁這等事，說出來是極大丑聞，所以詔書只字不提。

八月十九日，宮中太監管理機構敬事房接到慈禧懿旨：“內殿太監楊瑞珍、楊長文、內殿司房太監張得名及珍妃下太監戴恩如，此四名干預國政、攪亂大內，來往串通是非，情節較重，實屬膽大妄為，著交內務府大臣即日板責處死……”[70] 后面還下令責罰一批沒有直接責任的太監。更可怖的是，第二天，慈禧下令把這四個被“板責處死”的太監尸體“即著拋入萬人坑”，[71]用市井語言來說，就是“拉出去喂狗”。太后為何如此狠毒？其實慈禧政治上的成功全靠“賞罰得當”四字，這四個太監，很可能就是負責跟康廣仁接頭的光緒帝親信。“干預國政”“串通是非”是慈禧能夠使用的正式罪名，言下之意則需要我們細心體會：這一段時間最大的“國政”是什么？與誰“串通”？

八月十三日上諭：“其情節較重之康廣仁、楊深秀、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六犯，均著即行處斬。”請注意六人的排名順序。中國官場最講究“排座次”，官員如此，“官犯”亦然。康有為本來排第一，已經逃脫。將并無官職的康廣仁列于首位，四軍機章京排最后，必有深意。按慣例，犯罪情節嚴重者列前。康廣仁的罪名，肯定與其“出入內廷”“交通宮禁”有關，否則必然排在末位。楊深秀排第二，也很有道理。楊氏“常言得三千桿毛瑟槍圍頤和園”，[72]文悌奏折揭露楊深秀“竟敢告奴才以萬不敢出口之事”（包圍頤和園，禁錮皇太后），這個研究成果是孔祥吉先生作出的[73]；而四章京除了譚嗣同直接參與兵變，林旭是康有為死黨，楊銳、劉光第則罪不至死之所以違反清朝制度“不審而誅”，則是為了滅口；滅口的原因，出自榮祿、袁世凱、楊崇伊的深謀遠慮，也有可能是聰明反為聰明誤，我將在另一篇文字中展開敘述。

（注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