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文仁

臺北市人，臺灣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畢業，現服務于臺灣東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近年仍賡續從事中國近代派系政治與人文通識教育的相關研究。

用“維新”二字作為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的歷史標簽，無疑是最恰當的。盡管這一年亦有租讓權爭奪戰（the battle of Concessions in China）的風起云涌，但外交挫折的深化在整體歷史觀照中，卻似更為維新提供了時代合理性。也正是自本年起，維新派真正取得在中國近代政治發展史上的位子，并成為未來二十年間游走于政治史主流與非主流間的關鍵力量。當然，對于習慣將維新派化約為“康有為”三個字的人，其歷史印象誠然亦以這一年中所發生的一切最見深刻。

《派系分合與晚清政治（1885—1898）：以“帝后黨爭”為中心的探討》

林文仁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5年1月

而經詭譎卻常被人忽視的一場派系內部權力調整后，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工部主事康有為以標志著康系抬頭的帝黨新導師之姿，于頤和園仁壽殿奉召獨對。同日召見的刑部主事張元濟亦屬清班出身，血統純正，與康氏同批目見青光，亦比康門健將梁啟超等屢試不第之孝廉中人更能營造氣勢。徐致靖當日推薦康有為、黃遵憲、譚嗣同、張元濟、梁啟超時，特以“其才略足以肩艱巨”與“使之肩任艱大”等較余人更高一層之字眼加諸彼二人，而以“以備顧問”“籌劃新政”相期許，多少或亦有此一想法。

現今有關當日德宗與康有為獨對之記載，最詳盡者莫如康氏自編年譜。撇開筆者對康氏記錄中自陳有如“隆中對”羽扇綸巾、君臣促膝之從容樣態持保留意見，就內容而言應屬可信，亦符合此下帝黨之施為?？凳嫌讵殞χ辛Ψ辞按搜宰冋撸宦宰円欢?，而未籌及全體之弊，名之為“變事”；同時主張統籌全局而全變之，自制度法律先為改定，方名“變法”。在此前提下，康氏提出開“制度局”，廢八股而廣設各式學校，并及譯書、游學、派游歷等事。尤其全力鼓舞德宗乾綱獨斷，多多擢用小臣，且主張擱下軍機、總署，用京卿、御史等少壯官僚，分任內外諸差，則已無事不辦；至于舊臣則且姑聽之，但以德宗之權力意志加以鎮服。

由康氏所構畫之變法方向，其實不難看出其意圖改變進而掌握權力結構之基本思路。作為變法之“參謀本部”的制度局，其承擔統籌全局、改造制度法律重責之外，實等于創造一取代原有樞、譯二署乃至內閣之新權力核心，透過其改定法律制度目標之實現，一一架空原有決策機制，達到權力重新分配之根本目的。當然，如此施為而不引致原有高層官僚之反彈勢不可能，所以其配套措施一方面透過擢用中、下層官僚，創造彼等以支持新政而向上流動的機會，試圖有效阻斷高層官僚自下尋求串連奧援之可能盤算；另一方面，則釜底抽薪，即廢八股取士之舊法，打擊長期借此路徑凝聚官僚體系倫理、壟斷意識形態定義權以建構其合法地位的“舊人”們所坐擁之權力網絡。同時借由京師大學堂以降之學校系統，將資源有效接收，以達變盤之宗旨。

康有為與維新派人士做此布局時，想不能忘其所撰《日本變政考》之相類情節。日本幕末時代，基于本身發展之條件需求，與同德川幕府間長期疏離和矛盾的累積，包括薩摩、長州、土佐、肥前等重要的“外樣大名”，打著“王政復古”“尊王倒幕”等口號，擁久處虛位之京都朝廷與作為武家政權正統之江戶德川幕府對抗，其中尤以薩摩、長州兩藩角色最為吃重。最終，經1868年1月“鳥羽伏見之戰”后，大勢底定，1867年接受德川慶喜大政奉還的明治天皇，公布“五條誓文”并移駕東京，日本歷史自此進入“明治維新”之紀元。如此結果，也令推動倒幕最力之薩、長兩藩武士階層成為新政權必然之支柱。新政府為求盡速奠立新國家之基本局面，打出“文明開化”“富國強兵”之旗號，進行制度與律法之根本改革。

可以想見，新政權能否站穩腳跟，有效改變過去數百年來建立于幕藩體制之武家政治基礎上的武士階層壟斷局面，是最大關鍵。于是，由武士階層出身的新政府領導層，透過“廢藩置縣”“兵役法”“廢刀令”等一系列重大變革之實施，掏空武士階層長期壟斷權力之根柢，削弱“四民平等”新社會塑造之最大障礙。這當然引起武士階層之強烈反彈，甚且造成新政府核心以總角之交而同創大業之西鄉隆盛與大久保利通兩名參議因手段差異而發生矛盾。最終，透過“征韓論”一場政治交鋒，大久保系所謂“內治派”人馬，逼退以西鄉為首，在武士階層中深具人望、改革手段相對溫和漸進之“征韓派”陣營，而完全掌握政府核心。此后之大久保利通，在天皇支持下，以參議兼內務卿并以新設立之“內務省”為設計明治維新國家體制之參謀本部，完成維新初期在權力重構中最重要之步驟，也使大久保氏其政治路線繼承者如伊藤博文、山縣有朋、井上馨等人，持續新政治格局中之權力優勢。盡管在此過程中有西南戰爭（1877）及大久保利通被刺身亡（1878）的悲劇，但終因有效掌握權力重新分配之主動地位而能壓服舊階層之反撲。

今日之下，我們當然很難明白在1898年當時，日本變法的經驗與此中復雜之政治權謀到底對康有為產生了多大影響。只是，由康氏自陳不諱之種種政治手段運作以觀，他顯然不會滿足于扮演中國的吉田松陰或福澤諭吉?？涤袨閼摵芮宄?，在中日兩國文化與社會傳統結構差異所造成之不同價值觀下，思想家、啟蒙者的肖像要想印在中國鈔票上，幾乎毫無機會，更別提最高面值版了。康有為所自我設想的角色，毋寧更像是中國的大久保利通，只是多一頂“教皇”的冠冕。此種組合，正符合康氏在《孔子改制考》中所量身定做的尺碼。

盡管筆者認為康氏自編年譜中召對內容的記錄問題不大，但康氏對德宗再現之方式，卻可斟酌?；蛟S德宗面對康氏大談變法諸舉時，確曾發“奈掣肘何”之嘆，但這是否即如康氏及其門徒所認知或強調的“變法之難”在“上扼于西后”，值得商榷。事實上，當樞臣剛毅請以廢八股之重大決策調整征詢太后旨意，而德宗亦于五月初四日（6月22日）往頤和園請示后，上諭旋于五月初五日（6月23日）頒下，且未有“欽奉懿旨”之字樣，似乎可說明慈禧當時不擬干涉之態度。其實，德宗在召對康有為時，即令真曾語意模糊地對康氏說出類似“奈掣肘何”之話語，其重點恐不在慈禧于變法有所捍格，而是對自身權力完整性的疑慮與無奈，這點康氏應該不會全無概念。但在康氏筆下，顯然更傾向從一開始即將慈禧劃為意識形態壁壘分明的另一方，這在論述或自我辯護上或許更為便給，卻未必盡符其實。就此點而論，王照“戊戌之變，外人或誤會慈禧反對變法。其實慈禧但知權力，絕無政見”的說法有其道理。但王氏以戊戌帝后之決裂“純為家務之爭”，因此力主奉太后以變法，“使得公然出頭，則皇上之志可由屈而得伸，而頑固大臣皆無能為也”的說法又未免將派系之爭看得太簡單，而且其看待德宗的方式也委實過于純情了。

筆者言此，非無因由，蓋幾于德宗召見康有為之此際，另一波派系傾軋已然展開。先有榮祿于康氏入對時，借面圣謝恩之機會痛陳康氏“辯言亂政”；旋于康氏獨對罷，軍機入見之時，為安插康氏新職又有一番角力。

據康氏所述，當日見起謝恩之李鴻章，于退下后向他大嘆榮祿劾康氏于帝前，且又與領班軍機剛毅串連，欲阻止德宗超擢南海，只予微差以抑康。姑且不論合肥對康氏主動透露之心思為何，當日軍機起后，康氏僅奉派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上行走確是事實。據云其時德宗詢樞臣安置康氏辦事之妥當位置時，廖壽恒奏以請賞五品京堂，此于有清一朝，凡低階官僚奏對稱旨，將有所用，而一時無缺可補者，多加五品卿銜以提升位階，備授實務。因此，廖壽恒之建議，不但符合一般做法，也由此對外表示康氏此番召對所獲肯定，于維新派甚具振鑠聲勢之效。以廖氏之政治路線，此應有德宗之暗示在，否則以廖氏之班序，似不應越剛毅而發言。但也因此，剛毅乃有反制動作，使德宗不得不接受其所提在總署章京上行走之議。表面看來，由工部主事冷曹而入譯署當差，應更近于日常決策運作的動線，但章京畢竟只是“司官”一級之差遣，且職權也不過文案傳譯，供行走大臣差用奔走之秘書，嚴格說來，還不如一正科出身之工部主事。以“特旨”而派此司官級差使，固真如康氏自云“向來所無”，但特旨致此，非但難顯恩遇，反透些貶意，對康氏與維新派直像一盆涼水澆頭?？凳显票溯叴瞬摺吧w欲以辱屈我也”，理由在此；而其后力辭不就，以康氏自矜好大之性格，殆亦早在榮、剛等人預想之中。

后黨核心成員甚具防堵意味之舉措，看在正圖大展抱負、以一新權力結構之康有為與其維新戰斗團隊眼中，卻更像十足的挑釁，也很難不使已由這批新貴逐漸取代而成核心之帝黨中人，包括德宗在內，升起敵意。于是，五月初二日（6月20日），形同康氏在言路上的兩大護法——楊深秀、宋伯魯，選定時掌京師大學堂與科舉改革要津而親后色彩極濃之禮部尚書兼總署大臣行走許應骙，為反擊的活靶，上疏痛批許氏“庸妄狂悖，腹誹朝旨”，接著開出許氏在其執掌范圍內對新政之種種阻撓，甚且諷其“于中國學問尚未能十分講求，何論西學，而猶鄙夷一切，妄自尊大”。折末，充滿對后黨抵制康有為人事安排之報復手段祭出，請德宗“天威特振，可否將禮部尚書許應骙以三四品京堂降調，退去總理衙門行走”，以去新政壅蔽，免鄰邦笑柄。

從康有為上不去的位置，將一名一品大員拉下來“坐老虎凳”，所謂派系傾軋，真沒有比此種操作手法更露骨、更粗糙的了。用變法的繩索，來穿玩權力游戲的網，最終玩到魚死網破，以維新派之行事格調，結局早讖于此日。這也難怪他日康有為及其徒眾傾全力將戊戌之事定調為“守舊”與“維新”勢力間非黑即白的單選題，蓋不只為續攻后黨，亦圖以自解。維新派的案例，或許亦呈現了一些政治史議題如何轉軌成思想史論述的“知識產程”。

楊、宋二人明白露骨的行為，不啻使變法背后實存之權力動機暴露無遺。而在維新事業剛起步之際，即貿然挑動帝后黨爭的敏感神經，毋寧極其不智；除非對彼輩而言，變法只是一種手段而非目的。既如此，則理念亦不過一種謀略。由是以觀，則戊戌之事何以成日后局面，也就容易理解了。

楊、宋劾許之疏，形同為德宗做了一個“天威特振”的球，好讓皇帝殺他個雷霆萬鈞，懾下樹威。依康有為之說法，光緒原似亦擬配合演出，罷斥許應骙，但此時剛毅對德宗大玩磨功，由乞恩求宥、請令總理衙門查覆，到一二品大員受劾時“明白回奏”的標準模式，硬是將維新派借許應骙頂戴壓抑后黨氣勢的浪頭給擋下。由德宗“不得已而允之”的態度來看，作為一國之主與帝黨最高領袖的德宗，應該比維新派這批政治經驗薄弱、搞斗爭更見猴急的政壇新貴們，要更多地考慮到實力對比與政局穩定等因素，乃有當日之裁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宋、楊上折，德宗命許應骙明白回奏后兩日，盡管甫自頤和園還宮五日，五月初四日（6月22日）德宗又往詣園，且一待便是六日。此六日中，德宗顯然與西后商酌后敲定授榮祿文淵閣大學士，并實授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同時由亦深得慈禧信重之吏部尚書孫家鼐及原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分別補翁同龢之協辦大學士與戶部尚書、軍機、總署大臣行走；原屬榮祿之步軍統領一職，由亦具后黨色彩的刑部尚書崇禮實授。尤有深味者，在德宗抵達頤和園駐蹕當日，許應骙回奏遞上。許氏于折中對楊、宋二人指控其痛詆西學、阻撓新政各節一一答辯，且據云乃在剛毅“圍魏救趙”之計策下，許氏于折內痛批其同鄉后學康有為，由康氏“少即無行……為眾論所不容”，到其晉京后“意圖幸進，終日聯絡臺諫，夤緣要津，托詞西學，以聳聽觀。即臣寓所已干謁再三，臣鄙其為人，概予謝絕”；末了引已故大佬李鴻藻“今之以西學自炫者，絕無心得。不過借端牟利，借徑弋名”一語壓文，并請將康氏“罷斥驅逐回籍”，姿態不可不謂強悍。但德宗對許氏近乎與維新派頂著干的做法，卻以“該尚書嗣后遇事，務當益加勉勵，與各堂官和衷商榷，毋負委任”作結；對楊、宋所參各項，亦“即著毋庸置議”?？涤袨榕c后世論者，多相信此乃因許折中對康氏之攻訐令德宗投鼠忌器，只有來個“兩不問”。但依筆者判斷，此實為派系競爭關系中一種局部策略而已；一如前述，各人事命令所營造之氣氛，或云釋放善意，其目的在換取帝黨——或至少是德宗——所認定之更大戰略目標——廢八股改試策論——之實現。而上諭于次日（6月23日）明發，更見此諸端于派系妥協間之配套考慮?？涤袨樵谧跃幠曜V中大言德宗之所以對許應骙放手，乃“重于為我故”，真不知是康氏欠缺彼每每自視如當代臥龍的戰略眼界，抑或因應日后繼續其“教皇”事業開拓之政治宣傳需要，容本書于此也來個“兩不論”。

盡管帝后兩黨首腦于頤和園以相對平靜之方式完成了對朝廷權力流動管道革新之共識，面對此種改革所帶來權力重分之必然結果的帝后兩黨成員，仍因此舉對彼輩所可能產生遠較對兩宮明顯而立即的影響騷動不安，政治動作亦未曾中斷。其中，甫歷被劾、有驚無險的許應骙，立即以實際行動具體證明其戰略視野與政治頭腦絕不比康有為等人高明的事實。

五月二十日（7月8日），“素托大言”的御史文悌上了長折，全折由自陳一向秉持德宗“謹慎當心，破除情面”之訓示，與四世祖費揚古“永戒植黨，赤心報國”之祖訓，不敢沾染徇私陋習為始，再轉入推崇許應骙立身行事，自有本末，隨后，即展開對康有為、楊深秀、宋伯魯之攻訐。由全折內容比例看，楊、宋二人不過陪斗，康氏方為主攻對象。內容由打康、宋、楊，又迂回地對科舉制度改革及專講西學之路徑傳達異議。唯以事涉德宗之宣示，文悌自不敢講得過白，遂轉而以維新派任意妄為，遍結言官，把持國事，干犯結黨之國朝大禁，旁敲側擊。行文之間，且頗露形跡地意圖擺脫過去與維新派之關系。整體而言，全文冗長黏滯，周折反復，煌煌巨文近五千言，說穿了只批康有為，旁及楊深秀、宋伯魯并兼自清罷了。事實上，由文氏談論之次第以觀，即令今人，應該也能看出該折不脫許應骙之教唆。尤其折中刻意扯上張蔭桓對康氏之庇蔭，不免令人思及許、張同行走總署之恩怨，益落痕跡。德宗于明發上諭中指文悌“難保非受人唆使”，若依康氏所言，則德宗當軍機面前是直指許應骙，且欲革文悌之職，以剛毅力求，方罷回原衙門行走。而言官凡回本部，例不補缺、不派差，實則也近乎革職了。其實，德宗之震怒，與其說是針對文悌，不如說是因許應骙而發。蓋許氏此一作為，有如公然向德宗探底；而德宗重懲文悌，實同給了許氏答復。畢竟，這已非半月前之頤和園。易言之，許應骙此際已形同留校察看。他日為王照遞折事，導致禮部六堂官一日盡罷，不明者或以為過激，實德宗之心念已肇于此日。唯不能不令后人感慨者，帝后兩黨中有康有為、許應骙之輩在，一場變法不激成帝后黨爭之對決，實亦難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