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發生熱點新聞事件，網絡上總是會迅速分化成不同的“陣營”，與事件中不同的當事人產生共情。是什么決定了我們的同情心的分配？它又是如何運作的？

同情，不是一種新的情感。以他人的喜悅為喜悅，以他人的悲傷為悲傷，或多或少是每個人的經驗。但同情作為一種情感，不是一種像膝跳反射一樣的生理本能。它具有很強的可塑性，媒介條件和社會環境都是影響同情敏感區與強度的因素。

觀察輿論氛圍，我們發現社交媒體上人們的同情角度越來越刁鉆。今年大火的《哪吒2》里的申公豹與石磯娘娘都是傳統意義上的配角，甚至反派角色，卻成為觀眾津津樂道的形象。很難說人們喜歡他們，但人們至少在情感上認同他們，在他們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處境。這篇文章，作者以三個問題出發：這種同情是如何產生的呢？這種同情可以實現我們的訴求嗎？最終，我們應該與誰同情？

在18世紀的英國，為了適應商業社會的發展和便于治理，當時的道德哲學家提出一種以同情為基礎的道德原則。這種同情在當時風靡的通俗小說中變得感傷，甚至成為了讀者自我認同表演的程式。由此，同情從道德原則的基礎突變為自我想象的致幻劑。我們對申公豹、董宇輝的同情，有一部分是為他們所遭受的不公感到委屈，還有一部分是把我們自身投射到他們身上。這種自我投射當然是一種情感釋放，但在某種意義上，它投射出的卻是優績主義揮之不去的陰影，仿佛我們只有達到如此優績，才值得同情。同情本身不應該遵循優績主義原則，只要我們遭受不公，我們就值得同情，哪怕我們并不優秀。

因此，我們應該重構同情地形學，不再仰著頭同情，而是平視，重新審視我們自身和附近，更加深切地意識到我們置身于同一個處境，同一個天元鼎下，如果有人被侮辱與損害，那就是我被侮辱與損害。這種同志式的同情是一種弱者的武器，它起碼保證了處于共同處境下的人們不會有人被隨意傷害、侵凌、侮辱。在我們的一次次同情中，我們體驗到一個團結的共同體，一個相互關心、相互同情的共同體。

撰文｜趙少陽

浪漫的同情

為了分析這種同情，我們可以把時間軸先拉回18世紀。18世紀的英國，全球貿易、商業發展、城鄉流動，需要社會成員乃至世界公民之間的粘合劑和潤滑劑，因此蘇格蘭啟蒙哲學家和英國小說家不遺余力地鼓吹同情。他們希望同情能將社會成員，甚至世界公民聯系在交往網絡之中，這樣不僅使國外國內貿易得以可能，而且還能保持人與人之間的某種溫情，不至于因為利益紛爭而擾亂了穩定的權力格局和社會秩序。蘇格蘭哲學家亞當·斯密把同情看作一切美德的基礎，“我們對他人行為不斷的觀察會不知不覺地引導我們為自己訂立了關于什么事情適宜和應該做或什么事情不適宜或不應該做的某些一般準則?！保ā兜赖虑椴僬摗罚┮簿褪钦f，當我們對他人的行為產生厭惡甚至憎恨的時候，我們就下定決心避免自己做同樣的事；當我們對他人的行為表示贊賞甚至感激的時候，我們便立志要效仿此類行為。斯密甚至把他人的同情看作世界上最高的獎賞，“不管同情的原因是什么，或者它是怎樣產生的,再也沒有比滿懷激情地看到別人的同感更使我們高興，也沒有比別人相反的表情更使我們震驚。”

《道德情操論》

作者: (英)亞當·斯密

譯者: 蔣自強 / 欽北愚 / 朱鐘棣 / 沈凱璋

版本: 商務印書館 1997年12月

然而當這種關于同情的知識從一個體裁轉移到另一個體裁的時候，發生了一些戲劇性的變化：哲學論文中描述的道德情感，到了以人物、情節呈現并通過商業出版傳播的小說時，變成了截然不同的東西?？偟膩碚f，18世紀的感傷小說中出現了一批“同情的，太同情的”多情人（The Man of Feeling），尤其是感傷小說的女主人公，后來也逐漸出現一些善于同情的男主人公。斯密有些鄙夷地給這些感傷人物畫了一幅簡筆畫：“他們無休止地指責我們在如此多的同胞處于不幸境地時愉快地生活，他們認為：不顧許多這樣的不幸者——他們無時不在各種災難之中掙扎, 無時不在貧困之中煎熬，無時不在受疾病的折磨，無時不在擔心死亡的到來，無時不在遭受敵人的欺侮和壓迫——而對自己的幸運自然地滿懷喜悅的心情，是邪惡的。他們認為，對于那些從未見到過和從未聽說過、但可以確信無時無刻不在侵擾這些同胞的不幸所產生的憐憫，應當抑制自己的幸運所帶來的快樂,并且對所有的人表示出某種慣常的憂郁沮喪之情?！彼姑苷J為這種感傷的同情除了“矯揉造作、故作多情”之外，毫無用處。但不論是從傳播的角度，還是從商業的角度，這種感傷小說的過火之處都可以理解。感傷小說中的同情就像戲劇面具一樣，臉譜化地放大了同情的情感特征，使普通讀者可以更通俗地，更有趣地理解同情。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感傷小說和道德哲學都是意識形態工具，相互配合，規訓社會成員的道德意識。當然，商業發行的小說，為了吸引讀者，提高銷量，就必須更加刺激讀者的感官和想象力，更加地超出現實。

如果說小說是對道德哲學的一次放大，那么讀者對小說的放大就是第二次放大，幾乎造成了失真。18世紀的一些批評家發現小說讀者就像文學史上最著名的讀者堂吉訶德一樣，分不清現實和虛構，經常把小說人物和情節信以為真，甚至把自己代入人物之中。英國思想家沃斯通克拉夫特在評論夏洛特·史密斯（Charlotte Smith）的《艾米琳》（Emmeline, 1788）時，批評道：“它與大多數小說一樣，使年輕女性急切地吸收那些荒謬的情感。被如此培養的虛榮，在形成中的心靈里扎下深根，而矯揉造作則取代了自然的優雅，或至少遮蔽了它們……我們必須指出，這些荒誕的情節所激發的虛假期待，腐蝕了心靈，使得生活中溫和而理性的前景顯得乏味無趣。因此，冒險經歷被追求、被創造，而責任被忽視，知足被輕視。”沃斯通克拉夫特看到小說讀者面臨著吸收荒謬情感與思想的風險，而這些影響往往滲透到意識之下，女性讀者被教導去渴望，但她們被教導的卻是一種狂妄而錯誤的欲望，寄希望于超出自身能力范圍的目標和想法。對他人的同情表示僅僅是偽裝真正的同情，情感的展示實際上是一種裝飾自我的手段。

《閱讀浪漫小說》

作者: [美國]珍妮斯·A. 拉德威
譯者: 胡淑陳

版本: 譯林出版社 2020年7月

從斯密到沃斯通克拉夫特，同情的功能經歷了一個突變。在斯密那里，同情是自我塑造的必要前提，我們對他人行為和感情的同情，決定了我們要成為怎樣的人，并且形成了我們普遍的道德準則。但在沃斯通克拉夫特那里，公正的旁觀者的同情變成了虛榮者的同情，我們在同情中拋棄自身，附身在我們羨慕嫉妒的人身上，像他人一樣表情，發言，打手勢。事實上，我們可以說同情從一開始就面臨著自我認同的窘境。斯密在解釋同情的作用機制時，做過一個有名的思想實驗，如果我們的兄弟遭受拉肢刑罰，我們感同身受，事實上是“通過想象，我們設身處地地想到自己忍受著所有同樣的痛苦，我們似乎進入了他的軀體，在一定程度上同他像是一個人，因而形成關于他的感覺的某些想法，甚至體會到一些雖然程度較輕,但不是完全不同的感受。”也就說，同情必然要借助于想象，在想象之中，我們的身體或多或少向他者開放，如果掉以輕心，或者故意為之，那么就可能淪為他者的殖民地。

同情還是抒情

浪漫的同情可能讓小說讀者迷失自我，不僅是女性讀者，男性讀者可能產生更加災難性的后果。文學史上最著名的文學事件之一，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引發了已知的首批模仿自殺的案例，也稱為“維特效應”（Werther effect）。自殺者通常穿著與歌德描述的維特相同的衣服，使用類似的手槍，這本書也經常在自殺現場被發現。自行中斷自己的生命，并不是一個容易的決定，這些維特效仿者僅僅是在模仿一種詩意的行為藝術嗎？還是說他們只是在借助一個藝術符號抒發自己的情感？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很難完全區分兩者。究竟是自我完全屈服于他者的魅力，甘愿付出生命的代價成為他者；抑或是自我攫取他者的符號，用肉身為原本普通的符號注入意義？自殺或許本身給出了答案，涂爾干認為利己型自殺（egoistic suicide）試圖通過犧牲自我來建構自我，通過極端行為將負面關注轉化為正面關注，從而制造一種自我崇拜。不幸者這樣想：“我要自殺，然后他們就會后悔。”此類人希望通過極端方式，在未來獲得他們認為此刻就應得的認同與特殊地位。在利己型自殺中，完美時刻往往將死亡與自我慶典融為一體，就像納西索斯臨終之際為自己的倒影驚嘆一樣。因此，我們可以說維特效仿者所表現的同情是一種自殺式同情，在與他者的高度甚至極端同情中殺死自我，而通過殺死自我，他們表達了自我，一種自我認同的自我。

《少年維特之煩惱》插圖。

這種自殺式同情將同情機制內部自我與他者之間的張力推向了極致，以自我獻祭的方式成為自我。自我最終成為了一件藝術品，但藝術品最好定格，也就是說這種自殺式同情要想獲得穩定的自我認同，只能物理意義上自殺。但顯然，大部分人不會如此選擇，因而只能從神龕上墮落，等待下一次自我獻祭。至此，同情完全成了自我認同表演的程式，和起初的道德目的完全脫鉤。隨著小說、報紙、電影、電視、社交媒體、自媒體一系列媒介條件的更新，媒介的承載量爆炸式增長，也意味著我們的可同情之物爆炸式增長。我們今天逛豆瓣，刷小紅書，時常能看到和自己產生情緒共鳴的媒介物。當然，更受關注的可能是一些影視作品的二次創作，成為熱搜的社會事件。它們之所以更加吸引我們的注意力，一方面是因為影視作品、名人、社會新聞本身就被更多人看見，被更多人關注，處在社交媒體的流量頂端；另一方面，它們更加具有公共性，牽涉的不是私人性問題，而是直接或者間接與公共利益相關，容易引發更大范圍的共鳴。

《哪吒2》申公豹劇照。

今年的電影《哪吒2》里的申公豹，是二次創作的熱門。申公豹在以往的文學影視形象中都是一個奸詐殘忍，無惡不作的大反派，但是在《哪吒2》里對申公豹的魔性進行了足夠的合理化，不過他仍然是相對邊緣的人物，甚至因為電影對傳統善惡陣營的顛覆性處理，申公豹淪為了一個更加邊緣，更加難以歸類的畸零人。然而，社交媒體上對申公豹的興趣甚至超過了主角哪吒。一些自媒體對申公豹的勾勒，就像祁同偉的二次創作一樣，把申公豹看成是一個逆天改命的苦膽英雄。一個豹子，修行千年修成豹子精，天資聰穎，勤學法術，成功考入玉虛宮。但玉虛門下，仙家列陣，做的不是扶正祛邪，也不是廣布恩澤，而是鏟除異己，鞏固權力。一腔熱血的申公豹成了捕妖隊的頭領，只要有妖精的實力可能威脅到玉虛宮集團，他就必須帶領捕妖隊將其剿滅。兢兢業業，勤勤懇懇的苦干也沒有使他躋身十二金仙，卻換來了新的捕妖隊對他的父親、弟弟的殺害。人們在社交媒體上紛紛評論，“已被確診為辦公室申公豹”“申公豹的眼淚流進了打工人的咖啡里”“申公豹，就是那個從農村走出來的博士”。

《文本盜獵者》

作者: [美]亨利·詹金斯

譯者: 鄭熙青

版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6年11月

人們把自己的經驗、處境、情感投射到文藝作品中的人物身上，使這些人物身上與自己相似的部分突出出來。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下一個暴論，20年代我們同情的既不是強者，也不是弱者，我們更容易同情失敗者，他們曾經努力過，奮斗過，拼搏過，也接近過成功，但他們最終還是失敗了。他們失敗的原因，不是因為放棄，也不是因為不夠努力，而是因為他們的出身。出身寒門的祁同偉和生而為妖的申公豹，他們無限接近人們想象中的“寒門貴子”的形象，他們比養尊處優的權貴階級更加努力，但“人心中的成見像一座大山”，他們改變不了他們的出身，他們也改變不了分配機會的人心中的成見。這些邊緣人物在二次創作中成為主角，事實上也是人們通過自媒體為自己賦權，使自己的經驗、處境、情感被看到，被聽到，被同情。就像亨利·詹金斯在《文本盜獵者》中所言，如果讀者“在自我個人經驗和虛構文本敘述、個人意識形態和官方/作者（authorial）的權威之間取得一種平衡，不讓其中一方凌駕于另一方之上的話”，那么，“‘多產的互動’可以讓讀者在文本世界和他們自己的個人經驗領域雙方都獲得全新的洞見。”

不過，我們似乎不宜過于樂觀地看待這種感性的再分配。當我們把自己的經驗、處境、情感投射在這些形象上時，我們真的獲得了一種穩定的自我認同嗎？或者說這種自我認同真的對我們有益嗎？我認為是值得懷疑的。我們對這些失敗者的同情，固然偏離了官方/作者的軌道，但某種意義上仍然是對我們所憎恨的意識形態的憂郁。我們像是一個被辜負者，被拋棄者，在內心深處仿佛在說：“只要你回來，只要你信守當初的承諾，一切都可以繼續?！蔽覀兪裁匆矝]得到，卻悵然若失，但一切都結束了，不管我們曾經多么躊躇滿志，也不管我們為之付出多少心血，也不管我們多么接近成功，那個意識形態幻夢破碎了。我們必須有勇氣告別，要哀悼，不要憂郁。我們什么也沒失去，卻必須從頭開始。我們必須收起我們的感傷，我們的憂郁，像哪吒一樣對著虛假的意識形態說：“給我破！”

重構同情地形學

大多數意識形態為了便于管理和規訓臣民，都培養他們對于權力、財富、地位的崇拜和羨慕，引導他們對于強者的同情。正如斯密所言，“等級差別和社會秩序的基礎，便是人們同富者、強者的一切激情發生共鳴的這一傾向。我們對地位高于自己的人所表現的順從和尊敬，常常是從對他們的優越境遇的羨慕中、而不是從對他們給予善意的恩賜的任何期待中產生的。”（《道德情操論》）在等級制度森嚴的18世紀，人們對貴族的同情和欽羨使他們甘愿服從貴族的領導和治理，從18世紀末法國大革命搗毀等級制度之后，資本主義又翻新花樣，不斷設計新的同情對象。了不起的蓋茨比對“老錢”（old money）階層無比羨慕又無比痛恨，而他自己又成為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新偶像。只要保持野心，敢于開拓，“新錢”階層也可能干翻“老錢”階層，取得“老錢”階層的一切。最近幾年剛剛失落的“大廠”員工，他們也曾經在互聯網的風口風光無限，成為普通打工人眼中的人上人。他們是新自由主義塑造出來的同情對象，新自由主義鼓勵市場參與者基于生產要素的有效配置和組織，在商業競爭中打敗其他參與者，贏得市場博弈的勝利。這種以競爭為中心的市場運作邏輯，導致每個人成為社會中的一個主動的生產要素配置者。他們努力將自己經營為一個“企業”，以對抗其他競爭者，?？聦⑦@種行為稱為“自我企業化”。（《生命政治的誕生》）這種自我的企業化導致個體很早就開始準備競爭，從上學開始，就必須拿好成績，升好學校，這樣才有可能進入更高一級的人才市場。進入大廠之后，必須迅速適應，全力工作，爭取早日進階，成為高級管理人。

《生命政治的誕生》

作者: [法]米歇爾·福柯

譯者: 莫偉民 / 趙偉

版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11月

在所有這些意識形態中，對強者的同情成為社會主要的情感治理手段。企業家精神，大廠員工，這些經濟體系中的術語，甚至帶上了道德色彩。一個企業家，一個大廠員工，一個金融白領，一個高級律師，好像就意味勤勉刻苦，努力上進，聰明節制，相反，一個普通的打工人，就是在市場競爭中淘汰的敗者（loser），他們的處境一定是因為他們不夠聰明，不夠優秀，最重要的是不夠努力。這種優績主義的正義，讓優績者相信努力就有回報，他們的優績不僅是因為他們天資聰穎，還因為他們自己的刻苦努力；也讓普通人認為他們不僅天資平平，還沒有人家努力。所以，在普通打工人遭遇不公平待遇的時候，選擇忍耐，只能在董宇輝事件的時候，為他聲援，順便發泄自己的不平。在他們看來，董宇輝接近于一個完美打工人，兢兢業業，才華橫溢，為企業創造了巨大的價值，這樣的打工人如果得不到公平的待遇，那么就嚴重違背了他們所信仰的按勞分配原則。在某種意義上，他們認為包括自己在內的普通打工人不值得同情，或者很難被同情，而優績者才值得同情。我們看到同情對象是高度選擇性的，人們最大的同情不是給予強者，也不是給予弱者，而是給予未被公平對待的優績者，或者說尚未得到強者待遇的強者。這些人處在一個微妙的閾限，他們非常努力，非常刻苦，是普通打工人的自我投射，所以他們的委屈是最完美的委屈，他們的不公是最難以忍受的不公。不過，他們也很容易進入另一個世界，當董宇輝自己成為企業家的時候，同情很快就衰減了，甚至還有人指責他“忘恩負義”。

因此，總的來說我們被灌輸和規訓的同情是一種對強者的同情，對失敗者或者委屈者的同情根本上仍然是對強者的同情。對失敗者或委屈者的同情，從根本上說，沒有動搖優績主義，反而重申了優績主義。這好像在說只要按照優績，分配勞動成果和權力，就是公正的。但事實上，我們的同情所托非人，優績者是容易得到公正的，而優績者得到公正，并不意味我們得到公正。所以，人們在董宇輝事件前后的情感變化并不是沒有原因的。公平正義不應該遵循優績主義原則，讓一部分人先得到公平，而且越優秀的人越先得到公平，那就成了公平的笑話，我們需要時刻記住常識，越是處于弱勢的人越需要公平正義，而現實卻往往與之相反。所以，我們需要重構我們的同情地形學，我們不能總是仰著頭同情，幫最容易得到公平正義的人爭取公平，我們應該平視，重新審視我們自身和四周附近。

《哪吒2》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基于同情的群眾哲學。傳統的善惡或者黑白語法失效了，如果它還有什么意義的話，那也只是劃清了陣營，或者區分了敵我。無量仙翁帶領的捕妖隊，身著白衣，但是并不代表任何正義。海底的妖獸生活在黑暗之中，但是他們也沒有做過什么傷天害理的壞事。他們之間唯一的矛盾是力量關系，無量仙翁為了闡教的霸權必須邊打邊收，打掉一些實力較弱的土撥鼠、石磯，拉攏實力較強的申公豹、龍王，包括哪吒。但是這些異族，終歸還是要打掉的。無量仙翁屠城陳塘關，嫁禍給龍族，使得矛盾爆發。我們可以看到在雙方對峙的時候，捕妖隊形成一個規整的白色矩陣，而海底的妖獸則散亂地麋集。當無量仙翁要用天元鼎煉化海底妖獸、東海龍王、敖丙、哪吒、哪吒父母，性命攸關的時候，天元鼎和三昧真火成為他們共同的處境，他們才能真正地共情，成為一個戰時共同體。他們的身體緊緊挨在一起，遠比敵人要更加團結，共同的處境，共同的利益，使他們成為同志。所以，真正打破天元鼎，打破根深蒂固的，不是哪吒和敖丙，而是同情的群眾。

《哪吒2》劇照。

斯密在描述同情的作用機制的時候，曾經提到同情機制要想啟動，需要一定的條件，比如時間和余暇，但最重要的是和同情者的關系，斯密將之稱為有條件的同情（Conditional sympathy）。因為斯密對同情關系的論述相當廣泛，既包括對強者的同情，也包括對弱者的同情，但是在同情容易泛濫的今天，我們要想維持一個穩定的自我認同，而不被人利用，我們必須認真思考應該與誰同情。

我認為，首先我們可以放松對強者的同情，我們仍然追求卓越，和超越自我，但我們也坦然接受各種先天的不足，和運氣以及意外因素的影響，不要被優績主義癱瘓了自我肯定和主觀能動性；其次我們也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失敗者和委屈者身上，他們所處的位置既可能是我們的朋友，也可能是我們的敵人，我們見過太多的屠龍少年終成惡龍；最重要的是，同情我們的附近和相同處境者。

我們脆弱不安的生命，也許并不優秀，但仍然值得同情和保衛。所以我們在共同的處境之中，如果有人被侮辱與損害，他不必優秀，就如同我們自己被侮辱與損害一樣，我們共同發聲。我們將在同情中體驗到一種共同體，這種共同體不僅是利益共同體，也是情感共同體。這種有條件的同情將是無產階級公共領域的一個重要基礎，我們不憑借優績，只憑借我們自身和同情要求正義。

本文系獨家原創內容。作者：趙少陽；編輯：走走；校對：薛京寧。題圖為《黑鏡》劇照。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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