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特朗普重返白宮第100天，在美國政治文化中，這個節點具有標志性，被視為檢驗新任總統執政能力的關鍵時期。當天，他在關鍵搖擺州密西根州一所社區大學舉行集會，為自己歌功頌德。

面對數千名支持者，特朗普先聲奪人：“有人說這是歷屆政府表現最好的前100天，很多人都這么看。我們才剛起步，你們什么都還沒有看到呢”。接著，他在講話中歷數數月來美國在驅逐非法移民、促進制造業回流、精兵簡政、恢復法治、降低通脹等方面取得的驕人成績，全然不顧美國經濟面臨的下行壓力，夸張地宣稱“100天內取得的成就比許多總統四年內取得的成就還要多”、“我們擁有國家歷史上最偉大的經濟。”

在談及百日執政民調創過去八十年新低時，特朗普直指這些都是“假民調”，因為民調機構調查的對象民主黨支持者多于共和黨支持者，并自信滿滿地稱福克斯新聞44％的民調認可度并不差。此前，他曾抨擊民調機構和新聞媒體患有“特朗普精神錯亂綜合癥”，意即有些人因強烈反對特朗普而精神錯亂。

與此同時，他不忘將各種問題歸咎于前任總統拜登的無能，并再次批評美聯儲主席鮑威爾沒有做好工作。顯而易見，特朗普行事風格絲毫未變，直白、夸張、煽情，且更加口無遮攔，似乎只有他才能拯救美國于水火之中。

應該說，作為反建制派，特朗普確實有個夢想，那就是以“美國優先”議程為抓手，重塑美國和世界，“讓美國再次偉大”，從而流芳百世，像華盛頓、林肯和里根那樣，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

今年1月20日，他宣誓就職美國第47任總統時高調宣稱，“從這一刻起，美國的衰落結束了”。然而，開局三板斧，攪得周天寒徹，民調負評如潮。盤點特朗普百日政績，人們不禁疑惑，他究竟是堪當大任的一代圣君還是任意妄為的一代昏君？

挑戰總統權力極限

特朗普上任百天，刮起一股“美國回來了”黑旋風，但在許多人看來，伴之而來的不是理性施政，而是不斷試圖突破總統權力的極限。

據紐約大學法學院賴斯法律與安全中心“公平安全”在線政策和權利論壇統計，除國際學生簽證或合法身份被取消引發的100多起官司外，特朗普政府面臨的訴訟多達220起，執政百天差不多日均兩起，涉及關稅、機構裁員等多個方面。美國亞利桑那州總檢察長克里斯·梅耶斯稱，這是美國歷屆總統最違憲、最無法無天的前100 天。

時隔四年再上臺，特朗普有足夠的時間思考如何治國理政，也有了更多執政經驗。與第一任期相比，他在關鍵崗位安插了更多親信，在施政方面少了許多理念不同官員的羈絆。這固然是好事，但另一方面又少了一道有效的糾錯屏障。可以說，特朗普執政百日帶來的震蕩，大于美國歷史上任何一位新上任的總統，其顯著特征，正如克林頓擔任總統時期的高級顧問道格·索斯尼克所指，是未能妥善規劃和執行政策。全世界都感受到了特朗普上臺后的政治混亂。

尤其是特朗普不斷突破總統行政權力造成聯邦政府與司法系統、地方政府，甚至大專院校的關系日趨緊張，其中最為典型的要數移民問題。特朗普上任首日即簽署行政令，取消非法移民或持臨時簽證者在美國出生子女的“出生公民權”。次日，全美22個州的總檢察長指控特朗普試圖通過行政命令廢除“根深蒂固的長期憲法原則”。美國多名聯邦法官裁定，特朗普政府“明顯違憲”，叫停了取消部分人“出生公民權”的行政令。

特朗普政對提出上訴，但并未直接要求最高法院就取消“出生公民權“的合憲性作出裁決，而是以下級法院的全國性禁令過于寬泛，超出其權限，妨礙行政部門履行憲法職責為由，要求最高法院限制下級法院的禁令范圍。維吉尼亞大學法學院教授艾曼達·弗羅斯特認為，特朗普的立場過于激進，可能會讓最高法院權衡時更加謹慎。顯然，特朗普的行政令仍受到司法限制，很難做到為所欲為。

更為夸張的是，3月中旬，在法院聽證期間，特朗普政府還無視法官禁令，將百余名委內瑞拉“阿拉瓜火車”幫派成員強制遣送至薩爾瓦多關押。針對負責審案的華盛頓特區聯邦法官詹姆斯·博斯伯格要求特朗普政府解釋為何違反法庭禁令，特朗普反指博斯伯格是“激進的左派瘋子”，并要求對他進行彈劾，一些共和黨議員遂跟進提交彈劾條款，指控法官的裁決危害國家安全。

此舉嚴重挑戰美國憲法規定的三權分立、相互制衡制度。4月17日，負責審案的華盛頓特區聯邦法官詹姆斯·博斯伯格博斯伯格裁定，特朗普政府的行為“公然且故意藐視法庭命令，”甚至試圖通過加速驅逐“逃避司法審查”，或構成藐視法庭罪。“憲法不容忍對司法命令的蓄意違抗——尤其是來自同屬憲法分支、曾宣誓效忠的官員。”若縱容政府無視司法命令，“將使憲法成為一場莊嚴的鬧劇。”

盟友關系出現重大變化

如果特朗普折騰的只是自家的事，那也無可厚非，畢竟每個總統都有自己的施政理念，但外交是一個國家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現狀的反映和延伸。早在去年11月5日美國大選結果揭曉后，國際社會就預料到特朗普“美國優先”議程可能帶來的沖擊，但沒有料到暴風雨會來得如此猛烈。

短短百日，特朗普不僅“從根本上改變了美國經濟的運行方式”、“移民政策的執行方式”，而且還從根本上改變了“全球外交的開展方式”，“用他游戲中的鐵錘敲打國際安全秩序，摧毀美國在北約和其他盟友心中的信譽，還有國際自由貿易體系”，在重創自身軟實力的同時，讓世界陷入混亂。

特朗普發起關稅戰不僅給中美關系帶來海嘯，還讓盟友措手不及。首先，美歐關系承壓。特朗普政府在烏克蘭問題上偏向俄羅斯、對歐盟和英國加征對等關稅、覬覦格陵蘭島控制權，等等，徹底顛覆了美國數十年的外交政策。歐洲國家意識到，無論是經濟，還是安全，美國已不再可靠，必須擺脫依賴，更多地將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美國在歐洲的聲譽亦急劇下滑。

其次，美國與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關系日趨緊張。2月1日，美國宣布對加拿大和墨西哥兩個主要交易伙伴的許多進口商品征收25%的關稅，打破了三國之間的貿易平衡。而特朗普調侃要將加拿大變成美國第51個州更使美加關系雪上加霜。

3月27日，剛剛接任加拿大總理不久的卡尼說，加拿大和美國“在深化經濟一體化、加強安全和軍事合作基礎上建立的舊關系已經終結”，“未來幾周、幾個月和幾年，我們必須從根本上重塑我們的經濟”，減少對美國的依賴，與歐盟建立更緊密的聯系，在全球事務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卡尼強勢回擊特朗普順應民意，成就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在4月28日加拿大第45屆聯邦眾議院選舉中，自由黨后來居上，再次擊敗保守黨成為眾議院第一大黨，卡尼繼續出任加拿大總理，被指是“美國盟友對特朗普的第一次民意公投”。

墨西哥總統辛鮑姆也算是條女漢子，采取措施強硬反制特朗普政府，包括美國宣布對迅速對美國產品征收35%的關稅；不遺余力推進“墨西哥計劃”，擴大國內生產，提高墨西哥的經濟實力，應對特朗普的貿易戰，以及對谷歌發起法律訴訟，指控其在美國使用者的地圖服務中將“墨西哥灣”更名為“美國灣”，等等。

第三，美國與亞太盟友關系發生微妙變化。針對特朗普上臺后的表現，澳大利亞前總理馬爾科姆·特恩布爾稱，澳大利亞面對的是“一個非常不同的美國……一個價值觀不再與我們一致的美國。”美國加征“對等關稅”激起澳大利亞民眾強烈不滿，敢與特朗普碰硬同樣成為澳大利亞政治的加分項。

這也反映到了澳大利亞第48屆聯邦大選中。5月3日，有“澳版特朗普”之稱的澳大利亞反對黨聯盟黨雖在競選初期占據優勢，但受該黨領袖達頓競選策略“非常特朗普化”拖累，最終卻輸掉了大選，工黨以壓倒性優勢贏得勝利，阿爾巴尼斯打破“執政魔咒”，成為20多年來首位連任成功的總理，達頓本人也成為第一位在選舉中失去席位的聯邦反對黨領袖。CNN分析，澳大利亞似乎是在效仿加拿大——共同抵制右翼政治力量。

新加坡也對特朗普的做法憂心忡忡。新加坡總理黃循財警告，美國的舉動“標志著全球秩序的巨變”，“基于規則的全球化和自由貿易時代已經結束，如今人們正進入一個更加武斷、充斥著保護主義和危險的新階段。

事實上，除個別國家外，絕大多數東盟國家均明確表態將在中美之間保持戰略自主，尋求自身發展的最大空間，不會選邊站隊。

特朗普的關稅戰對美日關系造成沖擊。日本綜合研究所調查部長石川智久認為，特朗普的“互惠關稅”政策會導致戰后形成的日美與歐美同盟合作關系出現裂痕，失去盟國對于美國的信任與依賴。日本政府有必要認真思考一下未來的日美關系，以及在不能依賴美國的情況下，應與其他國家建立什么樣的關系。

特朗普關稅戰或影響美韓安全承諾。韓國海關總署公布資料顯示，特朗普加征關稅后，4月前20天，韓國對外出口額同比下滑5.2%，與3月份5.5%的增長形成鮮明對比。

據美國《星條旗報》報導，有韓國學者示警，在特朗普欲將韓國國防和貿易議題綁在一起處理的構想下，如果美國對韓國征收10％基礎關稅后貿然啟動美國駐軍費用談判，給70多年的美韓同盟貼上價格標簽，或者大幅增加韓國的分擔份額，恐大幅削弱美國與同盟間的信用關系，導致兩國關系出現裂痕。

迄今為止，特朗普求功心切，想擺脫美國在全球充當冤大頭的角色，但總體看其混亂的治理模式并未達到預期效果，還給美國股、債、匯市造成巨大沖擊，今年第一季度GDP更是大幅回落，環比萎縮0.3%，這次特朗普還可勉強歸咎于拜登給他留下了經濟爛攤子，但若秋后算帳經濟資料仍很難看就很難自圓其說了。

值得注意的是，繼美英達成貿易協定后，5月10日至11日，中美經貿高層會談在日內瓦舉行，雙方就建立磋商機制、分階段調整關稅、擴大市場開放、加強技術合作等問題達成重要共識，并發表了聯合聲明，為未來的進一步合作奠定了基礎。

然而，必須意識到，中美之間存在的結構性矛盾難望通過短期政策調整完全化解，關鍵是雙方要增信釋疑，以建設性態度對待分歧。中美關系健康穩定地發展有助于特朗普建功立業，實現政治抱負，不僅符合中美兩國的根本利益，也將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繁榮。

來源：香港經濟導報

作者： 張介嶺太和智庫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