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跟我解讀什么釋放信號了,你就告訴我,這工資到底能不能漲到我頭上來?
最近,中辦、國辦聯合發文提出,“推動企業健全工資合理增長機制。“加上年初國常會強調的,“大力支持居民增收,促進工資性收入合理增長”。已經是重復在提漲工資了。
那這工資到底能不能漲到我頭上來?具體怎么漲?以及國家為什么要強調漲工資?
第一個,能不能漲到我頭上來?
先說結論,沒有強制性,但有指導意義,并且會有一定成效。
就好像很多人說的,誰不想漲工資,那工資是你想漲就能漲的?
這跟大環境有關、跟企業的經營狀況有關。公司要是沒錢,國家總不能強制它去漲。
但是,國家雖然不能強制企業漲工資,也不代表政策,完全沒有作為的空間。
這里分為兩種情況,一種公務員、國企、事業單位,一種民營企業。前者的指導意義,是很強的。年初的時候,已經有很多地方漲了。
后者呢,雖然民營企業千千萬,狀況各不同。但是政策,取了一個最大公約數,就是限高、擴中、提低。
限制高收入群體過高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
今年以來,各地已經陸續上調了最低工資。而對于中等收入群體,各地出臺了工資指導線,將漲工資的幅度定在3%-9%,部分地區上不封頂。
雖然有這個線,但也沒有強制性。
因為對于中產群體來說,政策能做的,就是穩就業和穩增長。今年以來的各項政策,也都是指向了這里。
不過,這里面還有一個關鍵就是:我不能強制你企業漲工資,但我還不能給你減負嗎?給你創造出漲工資的空間來嗎?
今年出臺的《民營經濟促進法》等政策,就指向了這里。
優化營商環境,讓企業多掙錢,再給你減負,再給你指導建議去漲,這一套組合拳下來,多少還是會漲的。
所以這也就是第二個問題,具體怎么漲。
第三個,國家為什么要一再強調漲工資?
很多人都已經解釋過了,消費和收入是一體兩面的,沒有收入,就無從消費,無從刺激內需了。但這個邏輯啊,不完整,我膚淺地講一個底層框架。
就是工資的本質,是財富的分配,這是一個宏觀經濟學問題。
從宏觀經濟上來講,分配的基本含義,通俗來說就是,國民收入的分配。過去一年全民掙了多少錢,會有一個分配的過程。
在社會運行的全過程中,有生產、流通、分配、消費四大環節。
過去我們總是把目光聚集于生產環節,以及生產背后的勞動、資本和技術,把他們當做經濟生活中的,決定性因素。
就好像以前有人說,人家馬斯克造火箭,我們卻在卷外賣。認為技術才是最重要的。
這種聚焦于生產力的觀念,也是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的標準答案。
但是呢,近年來,已經有很多經濟學家都已經意識到了,真正在經濟生活起決定性作用的,不是生產,而是分配。
特別是在我們國家,早就意識到了,生產只是手段,目的是提升居民福利。
而現階段的問題不是生產不夠、甚至很多生產是產能過剩,而是有效需求不足,消化不了。而消化不了的原因,是因為大家收入不夠。所以,要強調財富分配去漲工資。
其實近年來,我們國家一再在強調分配這件事。比如“十七大”提出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到“十八大”,“十九大”,“二十大”,都在說這件事。
就像“二十大”里強調的,“要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這里有幾個名詞,初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通俗解釋一下。
其實分配,在經濟上是一個非常復雜的事情。一般經濟學會告訴我們,國民收入至少要經歷三次分配。
首先初次分配,是在生產過程中直接完成的。
會有兩筆錢,一筆勞動報酬,一筆資本回報。勞動報酬就是工資。我們國家,工資性收入占了居民收入的60%左右,是絕大多數人唯一的收入來源。
所以,這就是國家為什么要提漲工資。
第二筆資本回報,其實就是投資回報。包括你公司投資掙的錢,和你個人投資股市、樓市掙的錢。
但是呢,初次分配受影響的因素很多。
比如,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顯然是不一樣的,不同行業也不一樣,像干金融的收入高,其他行業就會覺得不公平。
所以初次分配的首要原則是效率,多勞多得。但問題里,可能會讓部分人覺得不公平。
而二次分配,就是進一步完善和調節,是由國家來主導的。
主要的表現,是政府通過稅收,來做轉移支付、做財政預算的支出,以養老、醫療、上學等公共福利的保障體系體現出來。
也有人說,宏觀財政政策也是二次分配,像降息、印鈔等。給所有人發錢。
不管哪種方式,二次分配的目的,就是為了去調節初次分配后,在不同行業存在的差異。
所以二次的原則,是公平。就好比首富生病了,去市醫院,你生病了,一樣是去市醫院。
三次分配,則是一種補充。比如房價被炒的過高了,股價極其不正常,都是需要去人為調控的。
以前呢,全球各國都喜歡用二次分配來提升居民福利,但是二次分配,畢竟覆蓋面太廣,很難面面俱到。
比如有關系的和沒關系的,能享受到的社會福利還是有差別的。比如雖然印了很多錢,但要經過層層流通,最后到個人手里的,未必就有多少。
所以這次國家強調初次分配,特別是直接強調漲工資,就是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了,就是要最大層面的,直接提升居民福利。
就像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里寫到的,“市場經濟若要持續繁榮,必須建立有溫度的分配倫理。”
那歸根結底,國家反復強調“漲工資”,其經濟學內核,是在于對“分配”環節的戰略性調整。它標志著,我們從單純追求生產效率和規模擴張的“增長優先”邏輯,向著更注重國民財富分配結構優化、追求發展成果共享的深刻轉變。
這場圍繞“漲工資”展開的深刻變革,正在重塑中國經濟發展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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